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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現代性和作為地域文化的當代湖北批評

    作者:未知

      這里的三篇文章,馮黎明文從現代性和地域文化層面觀照當代湖北文學批評的特色與得失,立意高遠,解析深透。馮黎明認為:湖北文化多“外圓”而少“內方”,因此湖北有重大影響的理論批評成果并不多見。唐鐵惠文概括性評議新時期以來湖北幾位“重量級”文藝理論家的學術建樹,趙坤文從西方現代文論影響的角度看新時期湖北文藝批評的成就,疏理細密,謹嚴扎實。推出這組文章,不僅是幫助讀者諸君了解近三十多年來湖北文學理論研究和批評的基本面貌,更是希望對本地區的相關從業者包括管理者有所觸動。我曾在一篇關于湖北文學創作的訪談中期冀:作家素養更加提升,表達空間更加擴大,創作環境更加優化。移到這里,把作家置換為理論家、評論家,把創作置換為理論與批評,同樣適用。(本專輯主持人 劉川鄂)
      認真地查看一下中國地圖,我們會發現,在中國所有的省級行政區中,湖北是唯一一個要跨兩個省級行政區才能夠出國/海的地方。這意味著湖北是真正意義上的“中心地帶”。雖地處這中心地帶,湖北卻有著四通八達的交通便利,它自由地吸納、傳送和再造著來自各方的財富、思想和知識。也許正是因此,晚清湖廣總督府的所在地武漢成了洋務運動的重鎮、辛亥革命的舞臺、大革命的戰場、中部崛起的領頭羊……。在現代思想文化語境中,重大的歷史事件、堅韌的中華文明、悲壯的中國現代性工程為湖北的現代文明繪制了一幅三維坐標的定位圖。當代湖北思想文化界充滿了以“九頭鳥”之聰明為智力資源的創新精神,充滿了傳統文化之延續的批判精神,也充滿了“九省通衢”帶來的包容氣概。同時它敏銳而浮躁、激越而膚淺、寬容而混雜……,那幅三維坐標的定位圖把湖北地區思想文化的優點和缺點都書寫得十分顯明。在研究湖北文藝批評時,我們可以明確地見出傳統與現代、中心與邊緣、地方性與全球化的對抗怎樣賦予了湖北文學批評以特有的理論特質和精神風貌。
      敢為天下先的傳統給湖北文學批評界帶來了一種強烈的挑戰意識。1949年以后,第一個因提出獨特的文藝理論和文藝批評觀念而遭遇政治悲劇的知識分子就是湖北人胡風。1956年,時任《長江文藝》編輯的周勃先生發表《論現實主義及其在社會主義時代的發展》[1],對蘇聯作家協會章程關于“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定義提出了質疑。1982年,曾經以《歌德巴赫猜想》大膽挑戰極左時代知識分子政策的老作家徐遲發表《現代化與現代派》[2]一文,面對學術界關于現代派文學的一片伐撻之聲,提出現代化建設必然產生現代派文藝的觀點。近些年來,武漢大學的王兆鵬先生大膽引進計量歷史學方法,提出對中國文學史進行統計學意義上的“定量研究”,使得統治文學研究界的“定性研究”的霸權地位遭遇到了挑戰。
      在1980年代那個思想大解放的歲月里,誕生于武漢的《青年論壇》曾經是與上海的《世界經濟導報》齊名的新思潮窗口。1984年11月,《青年論壇》創刊號面世,設有“前輩寄語”、“改革研究”、“中西文化比較”、“史壇新論”、“反彈琵琶”、“響箭林”、“他山石”、“嚶鳴園”、“院校專頁”、“改革前線的報告”等欄目,面世不久即在國內知識界激起熱烈反響。創刊號上胡德平先生的《為自由鳴炮》一文,被《人民日報》、《新華文摘》等諸家大型報刊轉載。1985年李澤厚先生在《青年論壇》上發表《破天下達尊》一文,提出了一些極為敏感的問題。從1985年下半年開始,《青年論壇》逐漸以其思想的敏銳、理論的勇氣和見解的新穎被稱為新時期的《新青年》、“中國青年的思想庫”。當時的著名中青年學者,如胡平、黎鳴、張志揚、梁治平、黃克劍等,都是《青年論壇》的作者。刊物也發表了一些涉及文藝理論、美學和文藝批評的文章,如易中天曾發表美學論文。1980年代中期,上海的《世界經濟導報》和武漢的《青年論壇》成為知識界影響最大的新銳報刊,這一報一刊的影響力,至今仍沒有學術性報刊能出其右。
      《青年論壇》也許是湖北知識界的那種強烈的創新意識的集中體現,而在文藝批評領域,敢為天下先的理論勇氣同樣有著鮮明的表達。1980年代初,文學學術界出現了一場尋求文學研究自主性的理論訴求。這一訴求是對極左時代霸權化的政治意識形態對文學研究的統治的反撥。在這一理論潮流中學者們提出了尋找新觀念新方法的呼吁。一時之間,以新三論為代表的科學方法論成為了國內學術界議論的熱門話題。1985年,在廈門、揚州兩次小型會議之后,武漢舉辦了大型的全國性學術會議――文藝學方法論學術談論會。正是從這次會議起,關于新觀念新方法問題的討論由鼓吹進入了實質性的研究。
      湖北地區文藝批評理論界的創新意識常常表現為在某一理論問題初現端倪之后獨辟蹊徑地尋找新角度或新依據加以詮釋。1980年代中國文學的主要成就是中篇小說,但陳美蘭先生卻把人們的關于中篇小說的詮釋經驗用于長篇小說的分析之中。在《中國當代長篇小說創作論》中,她把長篇小說的歷史性內涵視為一種社會現象,與重大的社會歷史事件之間存在著某種互動的關系。樊星關于中國文學的地域文化內涵的研究亦有此種創新的特質。1980年代出現的“文化熱”讓許多批評家呼吁將文化的視野投向文學以詮釋文學意義的特殊性。而直到樊星關于“當代文學與地域文化”系列論文陸續發表,中國當代文學中的一種獨特的意義生產方式――地域文化精神的表達――才被提升為中國文學的本體論生存地位。這種創新性的理論話語還表現在聶珍釗關于“倫理批評”的提倡和研究中。聶珍釗的“倫理批評”概念本身早已有之,但是在當前中國文學批評普遍表現出相對主義價值的時代里,重新倡導“倫理批評”具有價值重建的意義。湖北民族學院的毛正天先生關于中國現代文學中的性愛題材小說的一系列論文,體現出一種非常強烈的學術敏感和前衛意識。
      在文學理論領域,武漢大學張榮翼教授的文學研究的知識依據問題反思,也將十余年來國內文藝學學科屬性問題的討論提升為從知識生產角度對整個文學研究的學科歸屬、思想資源以及價值依據等問題的辨析。在張榮翼的一系列有關該話題的論文中,文化研究引發的文藝學學科反思已經上升至關于全部文學專業學科知識體系的建構方式及其合法性問題的深入思考。   兩千多年前,楚國三閭大夫屈原曾面對世俗社會感嘆道:“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
      浪漫的楚人敢于挑戰權威,從被稱為“楚狂”的接輿嘲諷“萬世師表”到李白自此為“楚狂人”的“鳳歌笑孔丘”,從挑戰古代詩文的經典地位的“公安三袁”到公開反對文革、絕食而亡的熊十力先生,湖北文人似乎有著一種挑戰權威的傳統。九頭鳥的智慧、楚文化的浪漫以及“九省通衢”之地的見多識廣,養就了湖北人的一種“不信邪”的精神。易中天《讀城記》里解釋武漢話“不服周”來自于楚人拒絕周天子的政治權力合法性,延及現代,則表現為武漢人敢于挑戰權威的氣概。
      世界歷史上最大的一場“文字獄”就是由湖北人胡風引起的。
      1950年代初,中國出現了幾次文藝批判運動,如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和關于《紅樓夢》研究中的資產階級思想的批判。這些批判的核心是要建立以《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為法典的毛澤東文藝思想的“文化領導權”,而胡風及其文友們并不認可《講話》的理論。魯迅先生很早就發現,胡風有一種“耿直,易于招怨”的性格。作為湖北人的胡風,極其強調“主觀戰斗精神”,而毛澤東提出的“工農兵方向”、“反映工農大眾的現實生活”以及“立場”問題等等,胡風則視之為懸在文藝家頭上的“五把刀子”。在大樹特樹毛澤東的絕對權威的社會語境中,湖北人胡風煞是大膽,以“五把刀子”說挑戰毛澤東權威。這位“楚狂人”在政治上是幼稚的,魯迅說他有些“神經質”。更為讓人吃驚的是,敢于挑戰權威但政治上幼稚的胡風,居然將自己的理論見解寫成一份二十七萬余字的《關于解放以來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這份后來被稱為“三十萬言書”的報告給胡風帶來了滅頂之災,讓他身陷囹圄二十余年。文藝理論家胡風因為提出了一些不同于主流思想的文藝理論觀點,所以他是“反革命”,同時因為他跟理論同仁或文友們通信探討文藝理論問題,因此他們結成了“集團”。“胡風反革命集團”前后涉及2100余人,這些人后來的命運都很悲慘。在一個非理性的社會里,挑戰權威是要付出代價的,無論你有著怎樣真誠的熱情、高尚的動機或堅實的理論依據。胡風悲劇包涵著很多的性格悲劇因素,而那種挑戰權威的“狂生”性格,又與楚文化有著密切的關系。
      文化性格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集體無意識”,某種語境或主體動機條件下或有所掩蓋,但最終它還是要頑強地暴露出來。
      筆者的大學老師張國光先生也是一位敢于“打倒名人”的學者。1950年代,張國光先生曾因對《水滸傳》的獨特看法淪為右派,遭受二十余年的不幸。落實政策回到學術界以后,張先生挑戰權威的風格有增無減。1980年代初,他在北京師范大學出席一次歷史學會議時公開挑戰宋史權威鄧廣銘先生。后來張先生涉足《紅樓夢》研究,提出“兩個《紅樓夢》,兩個賈寶玉”的觀點,大膽挑戰周汝昌先生的紅學研究。張先生日常生活中頗為特立獨行,屬于民國時期常有、后來日益罕見的那種“古怪教授”。1957年后,尤其是近二十年來的學術體制化基本上消滅了“古怪教授”。意識形態的強大感召力、學術體制化中的利益動因,使得學術知識分子日益走向循規蹈矩,“正常人”越來越多,平庸者也越來越多。在這個意義上我們還是很懷念那些“古怪教授”的,他們身上那種“楚狂”式的性格,往往意味著一種敢為天下先的挑戰精神,而敢為天下先的挑戰精神又意味著他們具備了深邃的思想和超凡的學術功力。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的古遠清先生雖然出生于廣東,但長期生活于武漢,也染上了湖北知識分子敢于挑戰權威的德行,他關于余秋雨文革中參加“石一歌”寫作組的歷史考據釀成了近十年來的一樁意味深遠的文壇公案。2001年,古遠清教授在《南方文壇》等數家報刊上發表了一系列文章,內容涉及余秋雨先生文革中參加四人幫在上海的寫作組并執筆大批判文章《評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體系”》,古先生認為這些文章有助紂為虐的嫌疑。不久,余秋雨先生在《借我一生》書中對此予以否定并反駁了古遠清文章。2004年7月29日,《南方周末》以兩個整版的篇幅刊登長文《余秋雨文革片斷》;2004年11月3日,《新周報》也用三個整版的篇幅刊登專欄文章《幫余秋雨回憶“文革”》,其中還有記者對古遠清等人的采訪。兩家報紙文章登出后,古遠清和余秋雨之間的筆墨官司一下子成了知識界的熱門話題。古遠清的狂放和大膽,致使權威遭遇挑戰,讓國人從中對歷史社會人生又有了一層新的感悟。
      2000年,湖北大學文學院劉川鄂先生的著作《小市民?名作家――池莉論》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在湖北大學文學院推出的這一批湖北作家論的研究著作中,劉著是唯一一部敢于對自己的研究對象說“不”的書。劉川鄂認為,池莉小說表現了某一族群的“生物性生存”的狀態,作者用反映“真實的生活”的旗號表達出一種退讓型的人生態度,其中完全見不出五四以來中國文學追求的那種自由民主理性人權等現代性價值。因此池莉這位名揚海內的新寫實小說家,充其量不過是小市民的代言者。
      劉川鄂先生祖籍重慶,但生于湖北長于湖北。作為以研究中國自由主義文學見長的學者,他身上有著一種強烈的審美主義氣質。這種氣質正是楚文化的浪漫精神的體現。挑戰名作家池莉,需要的恰恰就是這種審美浪漫主義的倫理態度。事實上池莉小說的確充滿市民氣息,只是我們該怎樣認識這種市民氣的歷史地位尚可商榷。在剛剛踏入21世紀大門的那一時刻,湖北批評家劉川鄂以挑戰權威氣概給沉悶的中國批評界投下了一顆審美浪漫主義的炸彈,讓習慣于吹捧與自我吹捧的中國文學家們多少有些警醒。
      改革開放之前,中國是一個封閉的社會,但湖北地區卻能享受南來北往的好處,雖無對外開放,卻能“對內搞活”。這里的原因很簡單,因為武漢是九省通衢之地。
      五湖四海的貨物在這片碼頭集散,大江南北的人等在這座驛站會面,長城內外的信息在這間會所交流;武漢人什么沒見過?北方的豪邁、南方的勤勉、西部的灑脫、東部的精明……,中華民族倫理素質的種種內涵齊聚武漢人身上。見多識廣的武漢人把多元的財富、信息和人情轉化為一種開放型的文化心理。這一心理結構的外部表征是“雜糅”,內在的運行機制是“兼容”。九頭鳥們敢為天下先、敢于挑戰權威,這是因為他們見多識廣,同時九頭鳥們也善于學習、包容各種文化精神,那怕它們相互差異甚至相互矛盾。“兼容型”的文化性格使得湖北的學術知識分子能夠博采眾長,而不拘泥于一己之見。其重要表現就是湖北的學術知識分子善于“整合”,即,匯集各方材料觀點,重新設定時空或因果關系構成新的理論框架。比如已故武漢大學文學院教授龍泉明的《中國新詩流變論》(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年)就比較典型地體現了這種以“整合”見長的學術方法。   在文學批評領域里,“兼容型”的文化心理孕育出一種“圓形批評”的觀念。改革開放以來,各種新理論新方法新觀念涌入中國知識界,令人目不暇接。結構主義、后結構主義、形式主義、弗洛伊德主義、西方馬克思主義、神話-原型理論、闡釋-接受理論、新歷史主義、后殖民主義、文化研究,等等,中國批評界面對這紛至沓來的新型理論話語,一時之間饑不擇食以至于瀕臨“失語”。文藝學的知識依據到底是語言學、心理學,還是社會學、美學?文藝學的思想資源到底是審美主義、批判理論,還是科學主義、實證理論?文藝學的方法論到底是形式分析、審美描述,還是經驗實證、意識形態批判?面對各有其道理的新型理論話語,中國批評家興高采烈而又莫衷一是,陷入一種“現代性焦慮”之中。湖北文化的“兼容型”特質在這里發揮出了獨特的功效,那便是“圓形批評”的提出。
      2000年,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了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王先霈教授的《圓形批評與圓形思維》一書。該書對王先生多年來主張的“開放的社會歷史批評”、“圓形批評”進行了總結性的表述。面對當代批評潮流紛呈、多元并存的現象,作者提出了一種“圓形批評”的“兼容型”學術話語的構想。
      圓形思維的文藝批評允許不同知識依據和思想資源的文本闡釋方法的互補性存在。這種“兼容型”的知識生產實踐得以形成的前提就是一種兼收并蓄、多元共存的文化精神,而湖北文化的“雜糅”特質恰恰帶來了這樣一種效果。在湖北的批評家中,執不同的闡釋技術和價值準則的文藝批評家能夠彼此友好地進行理論言說。比如劉川鄂和樊星的批評,前者的闡釋依據主要是現代性,尤其是那種啟蒙主義、審美主義和人類解放論的闡釋視界,這一點在他對池莉小說的評論中已有極為明顯的表征;而后者對文學文本的闡釋出發點是一種強調異質性的地方文化概念,所以樊星要將當代文學的地域文化特性作為自己的闡釋訴求。解放論的現代性建立在普遍人性的基礎之上,而地域文化則以“地方性知識”反抗著總體化的“全球化知識”。就此而言,劉川鄂和樊星的批評話語應當是彼此沖突的,但事實上這兩位湖北批評家不僅是生活中的摯友,而且能夠為我們提供關于批評對象的互補性意義經驗。比如關于池莉小說,樊星的評論使我們見出了池莉小說的武漢地方特色,而劉川鄂的評論讓我們見出了池莉小說的市民特色。二者合一,我們則從中領悟到了武漢文化的市民氣息。
      “兼容型”文化允許多種形態的文學批評的共同生存。在新時期文藝理論與批評論壇上,全中國還沒有任何一個地方像湖北這樣包容了那么多種形態的理論話語。以憂國憂民為內質的傳統現實主義批評,如陳美蘭、鄒賢敏等;以審美超越為內質的現代性批評,如於可訓、劉川鄂等;以后現代差異性為內質的文化批評,如樊星、李俊國等;還有一批中青年批評家從形式特征入手對當代文學進行分析評價,在湖北文壇這個大舞臺上,他們用各種樂器共同奏響一段和諧的交響樂。另外,“兼容型”文化也允許文藝批評在不同的語境中實施理論話語的轉型,甚至超越既有的思維模式。比如當年以一腔政治熱情寫出為熊召政《舉起森林般的手,制止!》一詩辯護的批評文章的老批評家鄒賢敏,進入1990年代后開始涉足神話――原型理論,他組織幾位年輕學者在《文藝爭鳴》雜志上撰寫了一組關于中國文學經典中的原型問題的文章。在此之前,鄒賢敏先生還曾研究現代主義藝術問題。1989年,四川文藝出版社推出了鄒主編的《西方現代藝術詞典》。學術寬容和超越自我都需要“兼容型”文化的支撐,正是這種文化精神使得湖北的批評家們一方面獲得了來自不同理論話語系統的學術信息和思想資源,另一方面又形成了與時俱進、革故鼎新的心態。當然這里除了湖北文化的“兼容型”特質的激勵外,還與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現代性工程的轟轟烈烈地展開有關。現代性工程引導著中國的學術知識分子們廣泛地吸納現代性文明的成果,不斷地尋求“新異原則”的革命效能。
      文化的“兼容”特質還可以讓人關注理論話語的“間性”狀態,從學術體系的“互文”意義中領悟新的思想。知識的創新往往是在相互差異的知識系統之間的地帶誕生的,而“兼容型”文化又為領悟“間性”提供了條件。比如筆者在1991年提出來的關于文學本體論的定義“文學是人類語言能力的自由實現”[3]就是一個兼容了1980年代的美學討論、文學主體性反思和文學研究“向內轉”幾大思潮的新定義。這一定義雖然還缺乏系統的論證,但是從思想資源和知識依據方面來看,它適應了語言論轉向以來的學理訴求,又保持了人道主義的價值設定。這個定義實際上是結構語言學、現象學哲學、康德美學在文學問題上的一次“兼容”,是學科知識或學派知識“間性”的產物。不過“間性”不等于“雜燴”,“間性”是“雜燴”之后的創造,是對多元理論整合之后運用“生物工程技術”誕生出來的、具有全新基因圖譜的新生命。從理論深度來看,“兼容型”文化造就的多元理論并存的思想生態,只是為創新準備了條件,真正的理論創新尚需要更深入的思索。
      得地域之利而率先感受中國現代性工程,湖北文化由此形成它的“兼容型”特質,該特質為湖北的文藝批評帶來了敢為天下先、敢于挑戰權威以及寬容并包的優秀品格。但是,正如中國的現代性工程充滿現代性焦慮以至于導致知識生產的模仿、失語一樣,湖北文化帶給湖北批評的理論品格同樣也包涵著一種“成敗蕭何”的效應。倘若我們要實施文藝批評領域的“中部崛起”戰略,就必須清醒地認識那些給我們帶來成就感的理論品格背后隱含著的某種負面因子,并且以更多的努力去超越它們。其實,改革開放以來湖北地區文藝批評取得成績的原由與湖北的地區文化特質有關,而這些成績還未登上時代思想和理論論壇的最高層級的原由也與湖北的地域文化特質有關。
      首先,敢為天下先給文藝批評帶來的創新固然令人欣喜,但這種創新必須超越“敏銳的學術感覺”的層面,必須要有深入的理論反思將新穎的感覺帶至理性思考的層面。否則,“敏銳的學術感覺”就只能停留在“感覺”之上而流于淺表化。三十多年來的湖北批評在這方面的欠缺之處十分明顯。我們的批評經常能夠敏銳地觀察到新的文化現象、發現新的問題,并且準確地描述這些現象和問題。但這只是學術創新的起步,思想和理論上“價值最大化”的創新是對現象和問題詮釋并提出應對策略。這種詮釋就需要在敏銳的觀察體驗之后作深入或者廣闊的思考。發現某種文學現象意味著創新的起步,而引入新穎的知識依據和思想資源將該現象置于某種文明傳統、歷史語境、社會事件、人類天性或意識形態的視野之中審視其因果的、時空的、質量的邏輯關系,從而合理地評價該現象的存在合法性或為之作價值定位,這樣的批評所彰顯的創新價值,要遠遠高于對文學現象的發現和描述。   其次,挑戰權威可以促進思想文化的革命性進步,這是毫無問題的。湖北文化界敢于挑戰權威的精神給新時期湖北文藝批評的繁榮帶來了一種心理動力,這也是可以肯定的。具有挑戰意味的批評往往能顯示思想的鋒芒,其創新價值無可置疑。但是,挑戰權威不能僅僅停留在術語概念或實證事實的層面,我們還需要深入而開闊的理論詮釋,否則我們的挑戰就只能用“勇氣可嘉”來表彰一番,無法真正地解構權威的合法性。
      挑戰權威顯示了批評家的理論勇氣,但是我們的理論除勇氣外還需要歷史意識、知識視域和社會洞察力。
      再次,批評視野的寬延和理論話語的多元化在文藝研究領域是非常可貴的。因此見多識廣的“楚人”提出“圓形批評”應該是一種極有見地的理論設想。作為意向性對象的文學藝術,它的存在呈現為一種“大地”的特質,單一的詮釋依據和單一的詮釋技術常常會在漫不經心中遮蔽文學藝術這片大地的“生物多樣性”。所以文藝批評需要“外在”的闡釋也需要“內在”的細讀,需要形式分析也需要意識形態批判,需要審美描述也需要文獻考據,需要心理癥候的探微也需要文化原典的爬梳……正是因此,文學批評和文藝研究中才會出現比其它學科的知識生產豐富得多的流派、思潮和理論體系。近代以來,文藝批評成了一片戰場――這里持續性地發生著文化戰爭、知識戰爭和思想戰爭,而且是多方參與的混戰,所以我們需要圓形批評以寬厚包容之心把參戰各方帶回談判桌。但是,圓形批評應當在一定的范圍、程度和語境意義上予以實施,若不加限定,它就有引導價值相對主義的危險。從多維角度審視文學藝術沒錯,湖北地區有許多批評家也是在這樣做,但是如果把“多角度審視”演化成多重立場或多重準則的價值評判,這就有問題了。三十多年來,有不少的批評家時而舉起形式自主性的大旗,時而喊出文化批判的口號,時而鼓吹現代性反思,時而張揚傳統文化精神,等等。文學批評家應當具有獨立且堅定的理論立場,應該在對文學藝術現象的多角度審視中表達自己的審美理想和文化信仰。文藝批評的知識依據、理論路徑和闡釋技術是“圓形”的,但其價值評判的準則必須是一元的、確定的,否則價值相對主義就會摧毀我們的最基本的美丑善惡之別。湖北文化賦予湖北批評家開放的心態和開闊的視野,因此靈活的、多元的、變通的批評話語我們并不欠缺,但獨特的、恒定的、明確的批評立場則需要我們去探索和堅守。三十多年來,湖北的文藝批評家們推出了不少的批評成果,但產生重大影響的成果并不多見,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湖北文化多“外圓”而少“內方”。
      最后還有一點應當引起湖北批評家的注意,那就是我們必須時刻保持對新型文化現象的敏感,而且應該介入相關熱點問題的討論。近些年來,我省理論界的創新熱情似乎有所減退,至少無法與1980年代相比,比如關于大眾文化及其相關理論論題――諸如文化產業、傳媒、身體、時尚、圖像、性別、身份等等,我們的關注度不夠。須知這些問題在國內學術界已經得到高度重視,它們將在未來一段時期扮演學術主題的角色,引導著批評界的知識視界和思維向度。最近以來,武漢大學文學院的張榮翼教授在大眾文化研究上投入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并且推出了一些可觀的成果,希望他的努力能夠引起湖北批評界對大眾文化問題的重視。
      (作者單位:武漢大學文學院)
      [1]載《長江文藝》1956年第12期。
      [2]載《外國文學研究》1982年第1期。
      [3]馮黎明:《語言學的文學本體論論綱》,《湖北大學學報》1991年第4期。
    轉載注明來源:http://www.361tx.com/1/view-1269597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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