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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的名宦與世相

作者:未知

  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初,晚清中國因中西交沖而發生歷史大變局,在回應西潮逼來的漫長過程里,一代代士大夫名臣效西法圖自強,深深卷入歷史變遷的過程,因之而有前后相繼的思想潮流和社會變革,與儒學相依的傳統士人自身也發生了節節嬗蛻。
  “中興名臣”的衰世與西法
  勞勞車馬未離鞍,
  臨事方知一死難。
  三百年來傷國步,
  八千里外吊民殘。
  秋風寶劍孤臣淚,
  落日旌旗大將壇。
  海外塵氛猶未息,
  請君莫作等閑看。
  李鴻章的這首詩,寫于國步艱難之時,滿是孤臣恨事和失落之情。他生活的時代,上接康雍乾三朝構成的18世紀“盛世中國”,下啟由“變局”而“危局”進而“殘局”的百年。中國由盛而衰,那些潛在的矛盾慢慢積聚、生長、發酵,成為19世紀社會生活中實實在在的困境。
  1835年,道光皇帝召見翰林院編修張集馨時,吩咐他多讀經世之書,少赴文酒之會。學問被要求入世,說明天下出了毛病。當時,吏制的失范和敗壞致官場“流品之雜已極矣”:廣東省的逃犯逃到廣西可以捐成一個候補知府,1860年之后,通過捐官成為四品到七品官的,已超過科舉入仕的人數。這相當于在純正的讀書人中間摻進一捧一捧的沙子,衰世的中國增添了種種動蕩。
  1860年,打了3年的英法聯軍之役在那個庚申年收官。留守紫禁城與英法二國簽下兩份《北京條約》的恭親王奕訢這一年28歲,在英方隨軍攝影師費利斯·比托的鏡頭面前,“這位皇帝的兄弟驚恐地抬起頭來,臉刷地一下就變得慘白……以為他對面的這門樣式怪異的大炮會隨時把他的頭給轟掉。”
  這一年,在奏議中首次提出“師夷智以造炮制船”的曾國藩50歲,而在皖北操練淮軍的李鴻章38歲。在1860年的湖南巡撫府,39歲的首席幕僚左宗棠正如日中天,不僅協助駱秉章得力,也給老鄉曾國藩的湘軍不少支持,所謂“天下不可一日無湖南,湖南不可一日無左宗棠”。這一年,清流派首領張之洞在第一個兒子出生時寫下“通津為世用,明道守如珍”的家訓,其“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政治理想初露端倪。
  這一年,朝野上下都在說“自強”。當一個民族對外來侵逼作史無前例的回應時,承載了中國文化的士大夫歷史地成為這一過程的主體。。
  都說一群湖南人,半部近代史。在這些人里,被譽為晚清中興第一名臣的曾國藩是其中翹楚。曾國藩在風雨飄搖的晚清王朝為官34年,官至兩江總督、直隸總督、武英殿大學士。在他的領導下,清政府建造了中國第一艘輪船,建立了第一所兵工學堂,印刷翻譯了第一批西方書籍,安排了第一批赴美留學生。可以說,稱曾國藩為中國近代化建設的開拓者毫不為過。
  同治末年,曾國藩辭世后,直隸總督李鴻章一直是疆臣領袖,以四朝元老之身,籌三省之海防,統精兵五十營,設機廠學堂六七處,陪著大清在20多年里迭換三朝,帶著臉頰上的槍洞從日本人那里踉蹌歸來,等待他的是光緒帝“詞甚駿厲”的詰責,是朝野切齒共詬,是作為民族有罪之人被寫進歷史……其間種種屈郁、種種盤根錯節,耐人尋味。難怪梁啟超后來說:“吾敬李之才,惜李之識,而悲李之遇。”
  后人讀史,不免“百感交集,既驚且詫”——國家內部由盛而衰,而衰世之中恰逢列強環逼,這兩個局始終糾纏著,一路陪大清走進19世紀,從庚申之變到甲午戰爭,一步步走向解體,催生出一個四分五裂的民國。
  “清流始舊而繼新,洋務本新反而趨舊”
  從魏源在以“制夷”為抱負的同時對西方議會制度流露出明顯的推許贊賞開始,社會變遷帶來的思想變遷綿綿不絕,匯成一波又一波西潮,并在晚清后幾十年越來越顯示出思想變遷反過來促成社會變遷的特點。
  中國兩千多年來,素有清流。清流的根基是士大夫的清議,它是一種公共輿論,從儒家傳統中來,先起于廟堂之內,后是名士起于廟堂之外。十九世紀六十年代起,清流比洋務派更能得到士大夫群體的擁護,而清流反洋務,在于堅守“成法”,更在于不能容“以夷變夏”。
  但到了甲午、乙未年間,清流們被日本人的“彈丸黑子”打醒了。馬關議和之日,李鴻章即對伊藤博文說“我國的長夜之夢,將因貴國的打擊而破滅,由此大步進入醒悟階段”。
  作為京城和長江中下游的清流領袖,翁同龢與張之洞各成門戶,由此筑成一種人際勾連,一方面影響和導引士林,由此影響和導引政局;另一方面,它成為上達廟堂和君側的一條通路。也因此,清流造就了本在清流淵源之外的康有為。
  1888年開始,康有為不斷上書光緒、上書徐桐、上書曾紀澤,也曾遞名帖給帝師翁同龢,求見;但一路叩門,一路碰壁,離開北京時憤然寫下“虎豹猙獰守九關,帝閽沉沉叫不得”。
  張之洞門下的梁鼎芬起了作用,“力為周旋”,將其引到張之洞面前。而京中清流也對康有為“盡滌舊習”以圖“氣象維新”的志向頗有好感,施以援手。正是這樣的汲引托舉,康有為才得以拾級而上,層層登高,終于叫開“帝閽”而一展懷抱。
  然而,“清流始舊而繼新,洋務本新反而趨舊”。十多年后的1913年,康有為憶起當年七上皇帝書以及創議立憲等維新主張,追悔為“不察國情之巨謬也”。在他身后,當年的新黨們(嚴復、章太炎、梁啟超等等)在二十年間一個個蹙額疾首,先后掉頭而走,群體性地回歸舊途以尋安身立命之所,不能不成為一種更加引人深思的歷史文化現象。
  士人品格和淋漓元氣
  在一輪輪的敗陣吃痛之后,在蔑視、憤怒、懼畏、痛惡和驚訝的情緒迭變之后,晚清士人心中有了刻進骨頭里的困境意識,陪伴他們終老的是“數千年未有之變局”和“智勇俱困”。
  時代的嬗蛻,寫照了晚清中國最后一段歷史里士人自身的劇變。繼左宗棠之后經營船政的沈葆楨仍在宣講“屈身負重”,“以天下為己任的自覺自愿”。丁寶楨被稱為“清代山東最有作為的地方官”,他的幕府則聚集著薛福成、丁彥成、張蔭桓等一批中國近代史上的精英分子。
  1902年,李鴻章興辦洋務時的左膀右臂周馥上任山東巡撫。作為一個成功的改革派官員,周馥在魯撫任內順應清政府“新政”大潮,在山東進行了全方位的改革。
  上任不久,周馥選擇對青島進行破冰之旅。他不能容忍對幾百公里之外的一個迅速發展的德國占領區保持長久的無知。后來山東自開商埠的事實說明,周馥的訪問動機,核心仍然放在了希望找到擴大山東經濟的方法上。
  回濟南后,周馥即上書奏請在山東鐵路、礦山購買華股。1904年,他促成了濟南和周村兩處商埠的開放,并通過競爭,迫使德國的山東礦物公司最終破產。按照周馥的見解,在德國管理的青島,中國居民的事務仍在其管轄范圍之內。周曾對德國總督特魯泊說:“即使青島已租借給德國,它仍屬于山東地盤”。
  這一年,距離洋務重臣丁寶楨在濟南北郊開設山東機器局(山東近代工業開端)也已經30多年了。而此時,濟南乃至山東的全面近代化才剛剛開始。
  時勢造人,也有人造時勢。中國的近代化從一開始就有別于西方,“自其發端之日便已帶著與生俱來的不平衡性和不完整性”,并在日后不斷反嗝出消化不良的隔夜之氣。但中國文化鑄就的士人品格和淋漓元氣,始終是值得敬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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