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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圖書出版中的同名異書現象

作者:未知

   摘 要:在我國浩如煙海的古籍中,同名異書的現象十分普遍,早至秦漢時期就已經出現。文章從社會因素和編纂出版因素等方面探討同名異書現象出現的原因,并運用大量的例證來分析和歸納這些成因。
  關鍵詞:古籍;同名異書;圖書出版
  在中國古代圖書編纂出版過程中很普遍地出現兩種現象。一種是同書異名,早在兩千多年前,漢代劉向在他的《戰國策書錄》中就提到過《戰國策》一書在當時已有六個不同的書名,這也算是較早的有文獻記載的同書異名現象。而另一種就是同名異書。
  一、同名異書的略述
  所謂“同名”是指書名完全相同,“同名異書”簡單來說就是書名完全相同而內容截然不同或作者并非同一人的書。倘若有細微的差異,如《雞肋》《雞肋編》《雞肋集》此三本書便不算作同名;倘若原書經過了增減改動而書名未變,如唐代顏玄孫的《干祿字書》由最初的一卷本增改為兩卷本,但仍然用舊名,這也不算是同名書。
  同名異書的現象早在秦漢時期就已經出現,明代胡應麟在《少室山房筆叢·經籍會通三》中指出:“先秦兩漢間子書,名同者甚眾。”在秦漢時期的子書中,《孟子》《荀子》《莊子》《景子》《吳子》《商子》《田子》《鬻子》《劉子》《張子》《韓子》《徐子》《墨子》《毛公》《容成子》《鵑冠子》《尉繚子》《淮南子》《平原君》《太玄經》等各有兩種;《賈子》《蘇子》《務成子》等各有三種;《鄒子》《李子》各有四種;《孫子》有五種;而《公孫子》甚至有七種。
  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隨著文學自覺的到來,這一時期的圖書數量和種類較之前而言大量地增加,隨之而來的是同名異書現象的大量增多。唐代魏征等撰的《隋書·經籍志》中有著錄:《后漢書》,謝承、華嶠、謝沈、袁山松、范曄、蕭子顯等人所各作的有六種;《晉書》,王隱、虞預、朱鳳、謝靈運、臧榮緒、蕭子云等人所各作的有六種;《晉紀》,陸機、干寶、曹嘉之、鄧粲、劉謙之、王韶之、徐廣等人所各作的有七種。
  至于唐宋以后,由于印刷術的發明、普及和推廣,圖書出版數量大量增加,同名異書也隨之越來越多。如:《敝帚集》,有北宋的黃庭堅,明代的吳中番,陳益,清代的周慶森、趙秉忠、陳祚明等人所各作的六種;《宮詞》,又有唐代的王建,后晉的和凝,后蜀的花蕊夫人,宋代王仲修、張公祥、宋白、胡瑋、周彥質、宋徽宗、王珪,明代的王叔承、朱權,清代的徐昂發等十三家所作。
  清代朱彝尊的《經義考》中記載:名為《易說》的書籍約有九十種;名為《易經》《易傳》的均約有四十多種;名為《周易注》的約有四十種;名為《書說》的約有二十余種;名為《尚書解》的幾乎達到二十種;名為《詩說》的約有十七八種;名為《詩解》的約有十六種;名為《春秋傳》的約有二十余種;名為《春秋解》的約有十五六種;名為《春秋談》的約有十四五種;名為《春秋論》的幾乎達到十種。在張雪庵所著的《古書同名異稱舉要》中收集列舉了從先秦到清末同名異書的書籍約5600多種,杜信孚所著的《同名異書通檢》中收錄了同名異書的書籍約有3500多種。《四庫全書總目》(包括存目)收錄的同名異書有200種左右。通過查找《歷代婦女著作考》書名索引可以發現,《和鳴集》的同名異書有5種,著者分別是史淡、王照園、周氏、陳爽軒和馮嫻。除了文學類書籍,在《中國醫籍考》中所記錄的《千金方》的同名異書就有3種,著者分別是范世英、孫思邈和宋氏。
  甚至是現代圖書也存在同名異書的情況,如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出版的雜文集《不惑集》就和20世紀60年代謝覺哉的雜文集同名。由此可見,從古到今,同名異書的現象并不少見,甚至隨著圖書出版的越來越便捷而增多。
  二、同名異書現象出現的原因
  (一)以著者稱謂命名的傳統習慣
  以著者稱謂為命名方式而導致的同名異書現象多出現在秦漢時期的圖書中。古書多以著作者的稱謂命名,在秦漢時期,這種情況最為突出。在漫漫歷史中,歷朝歷代同名同姓的人并不在少數,倘若都以著者的稱謂或姓名來命名所著之書,同名異書現象的出現也就很難避免了。如上述所列舉出的《孟子》《荀子》等諸多秦漢時期的同名異書的子書,大多都是因為這個原因而出現的。
  明代有學者針對同名著者對圖書命名的情況做過研究:“著書姓名相類,如三孫子,三鄒子,皆世所共知,又名各不同,不足相亂,然有不可辨者。二孔甲,一黃帝史,一仲尼孫,俱著書,俱名《盤盂》,一載漢藝文志,一附孔叢子中,今藝文志之盤盂不傳,而孔叢子之盤盂傳世,遂以后之盤盂傳之前之孔甲,非也。而牟融,一漢太尉,一漢布依,俱著書,俱名《牟子》,一載《隋經籍志》,一附《弘明集》中,今經籍志之牟子不傳,而弘明集之牟子傳世,遂以釋之牟子傳儒子牟融,亦非也。”此外,春秋末期的司馬穰苴所著的《司馬子》與唐代司馬承禎所著的《司馬子》雖非同一時代的古籍,但出現同名異書的原因同樣是因為姓氏相同而又采用以著者稱謂為命名著書的方式。由此可見,因此原因出現同名異書情況的并不僅僅局限于同一朝代或同一時期。
  在秦漢時期以后,后世之人,不但有姓、有名,更有字、有號,稱謂變得更多,而相同的也大有人在,這一原因引起的同名異書現象也難以斷絕。可見因為著者稱謂的相同并以此為命名方式的古書命名習慣是同名異書現象出現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撰述內容相似所致
  由古至今,書籍的命名在很多時候往往與該書所撰述的內容密切聯系,這是一種傳統而歷史悠久的書籍命名習慣,如前文所列的《隋書·經籍志》與《經義考》中所列舉出的著錄各書就是屬于此類。如《后漢書》《晉書》《晉紀》等史書雖然作者不同,但都是記寫一朝一代的史實,故多以該朝代為名,取某書、某紀,格式類似,所命書名相同也無可厚非。而《易說》《書說》《詩說》等都是以針對同一個對象或相同性質的編纂材料來編著的,所命書名相同也是情理之中。此外類似的古籍還有:《春秋直解》,有郝敬、方苞、傅恒等所各著的;《詩品》,有鐘嶸、司空圖等所各著的;《老子義疏》,有顧歡、釋惠觀、孟智周、韋處玄、戴跣等所各著的;《詞品》,有涵虛子、楊慎、朱權、郭麟等所各著的;《孟子解》,有蘇轍、尹焞、袁甫、趙善湘、趙秉文、董懋策等所各著的;《六經圖》,有楊甲、江為龍、王鎬等所各著的;《道德經注》,有李道元、張位、徐大椿、徐永祐、汪光緒等所各著的;等等。   (三)同一作者著兩種不同的書
  在中國圖書編纂出版史上還存在不少由同一作者所著的兩種名字相同而種類、內容完全不同的書。這是由作者的主觀決定,或是因為同一名字適合概括兩種不同的書籍,或是作者的興之所至,亦或是作者不愿為命名所著之作多費心神等等,而真正的主觀想法和原因大抵只有著作者本人才了然了。
  這一原因而產生的同名異書,雖然數量并不是多,但也還是有的。如清代汪中就著有兩種不同類型的《述學》,其一是敘述歷代學制之作,其二是文集。清代王之春亦有著書兩種,均名《國朝柔遠記》。計楠也有著書兩種,均名《一隅草堂集》。
  (四)同一書名的沿用
  前人所著之書有為世人稱道或流傳甚廣者,后世就會有效仿之人。一般情況下,效仿之作或為了被時人關注,或為了得以流傳,亦或是單純的崇拜效仿,大都有相似的甚至是相同的書名。例證在惠康野叟的《識余》里:“陸賈有《新語》,顧譚亦有 《新語》;賈誼有《新書》,虞喜亦有《新書》;桓譚有《新論》,夏侯湛、華譚、劉晝多有《新論》;崔實有《政論》,王肅亦有《政論》;仲長統有《昌言》,王滂亦有 《昌言》;賈山有《至言》,崔靈亦有 《至言》。六朝好學漢,類如此。”
  此外,李公佐有《南柯記》,湯顯祖亦有《南柯記》;韋莊有《浣花詞》,查容亦有《浣花詞》;張羽有《茶經》,張丑、湯顯祖亦有《茶經》;等等。
  (五)沒有可供傳閱的圖書目錄
  古代的消息傳播十分不方便,且不說民間著書如何,即便是官方的著書也幾乎沒有成型的可供人查閱的圖書目錄得到廣泛的傳播。官方著書或藏書的整理基本上是由朝廷主持,換言之,這種情況下整理出來的較大規模而成型的書目,其目的大多是為皇帝及其他皇室成員服務,能夠查閱這樣的圖書目錄的權限幾乎集中在皇帝和皇室成員手中。此外,朝廷的高官世家以及圖書編纂管理的官員也有接觸和查閱到這類圖書目錄的可能。但對于一般民間的普通百姓而言,是幾乎看不到也查閱不到這么大規模的、全國性或者地區性的圖書目錄,這樣就增加了書名重復的可能。
  周采泉先生在給《同名異書通檢》作的序中提到:“古人讀書著書,對流略之學較少注意,寒士接觸書林的機會不多,古書流傳不廣,見聞有限,因此他為自己著作題名時,就各行其是。例如后人為了說明《易》,再作《易說》,并沒有道前人已有《易說》一書。”周采泉先生的話指出,古人讀書與著書都很少注意到圖書流傳的問題,而寒門弟子接觸大規模書籍的機會很少,再加上古書的流傳不廣泛,他們在著書命名的時候往往就只關注自己的想法,各行其是。因此,大多數情況下出現的同名異書多半是來自前后不同時期的,如前文提到的內容相似類的同名異書大多也兼有這個原因。例證有:《投壺禮節》,宋代司馬光先撰有此書,到了明代,汪湜亦撰有一書名為《投壺禮節》;《七才子》,明代高則誠所撰劇曲用此名,而清代毛聲山在評《琵琶記》時稱其異稱也為《七才子》并流傳了下來,再有小說,天花藏合刊的《玉嬌梨》(即三才子書)與《平山冷燕》(即四才子書)亦稱《七才子》;《青衫淚》,既是元代馬致遠所撰《江州司馬青衫淚》的簡稱,也是清代蔣士銓所撰《四弦秋》的異稱;等等。
  三、同名異書現象的影響與學術價值
  (一)同名異書現象的影響
  《史通通釋》有唐代劉知幾的這樣一句話:“夫名以定體,為實之賓。”書籍的名稱恰恰是可以從各個不同的角度去反映這本書的信息。以與著者有關的字眼命名的書籍反映了作者的信息,以與內容有關的字眼命名的書籍反映了圖書的主題內容。換句話說,書名是了解一本書籍的第一窗口,通過書名,可以初步地判斷和了解一本書。但同名異書的現象無疑是使這樣一種直觀的判斷和第一印象式的認知產生了與事實相比而有的較大偏差。也因此,讓許多古籍流傳至今卻真偽難辨,增加了古籍研究和整理的難度。
  其次,除了自然的優勝劣汰和各種散佚的情況,同名異書現象的存在使得不少古籍在圖書史的長河中被淹沒而無法傳承下來。在雕版印刷術發明與普及應用以前,圖書的傳播并不十分普遍,中國圖書歷史上,很長一段時間內書籍的傳播都是靠口口相傳或靠士子、文人、書生自主傳抄。而同名異書也因此造成書籍誤傳或錯判的情況,致使一些書籍的散佚與失傳。直至印刷術的發明和普及,書籍的傳播才開始得以興旺,同名異書現象對古書流傳造成的不良影響才有所減緩。也恰是因為很長一段時間內相對閉塞的流傳方式,同名異書現象對文人學子以及藏書家造成了一定的學術交流阻礙。書雖同名,但內容截然不同,故而,在古代中國,文人學子在討論學問時,多是稱道某家之言而少有稱道某書之言,也是為了避免因為同名異書而造成的誤會。
  再次,同名異書會產生自然的比較,歷代的文人學子們對同名異書的書籍進行細讀對比與深入學習,借助文人學子間的相互交流而對同名異書的書籍品評高低,長此以往自然也就會形成優勝劣汰,也因此而把相關的言論和思想學問精華化,大有去其糟粕取其精華的意味。
  (二)同名異書現象的學術價值
  首先,研究同名異書對于讀者和圖書管理者來說都是十分重要的。于讀者而言,了解了同名異書 ,就為查找圖書提供了新的線索。在對同名異書有所認識的情況下,就要求讀者在查找圖書時,不但要弄清書名是什么,更要弄明白著者是誰,甚至還要知道圖書的相關年代和版本。于圖書管理者而言,了解了同名異書,就可以更準確地對書籍進行分類和管理,提高工作質量。
  其次,對于中國古典文獻與中國古代文學的研究學者來說,有些同名異書能反映出不同時代對同一文獻資料對象的研究態度和研究熱點,好比《老子義疏》《孟子解》這類書籍,研究學者從同名異書中得以管窺一二。分析和研究不同時代、不同的文人學者對諸子理論與思想的看法與見解,這對古代學術研究史的梳理有著積極的意義。古代文學的研究離不開對文本的探究和比較,有對同一本書不同版本的比較研究,自然就有對相同書名不同書籍的比較研究。通過對古書文獻中同名異書的研究能從浩如煙海的古籍之中汲取中國古典文學的文化精華和深層次內涵,從而剔除掉淺薄的、粗陋的甚至是錯誤的臆想類推測的學術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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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單位:
   南寧師范大學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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