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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倫理視角下“套路貸”問題研究

作者:未知

  摘要:本文基于公共倫理的角度,對我國目前存在的“套路貸”問題進行思考和分析,從我國傳統文化的層面分析得出“套路貸”發生的原因在于公眾非理性的直覺思維習慣、重“義”輕法的傳統儒家思想影響、社會倫理道德的缺失。在此基礎得出,只有基于我國社會實際情況從銀行、政府、非政府組織和公民自身四個方面著手才能最終有效解決“套路貸”問題。
  關鍵詞:公共倫理視角;套路貸;社會治理
  一、民間借貸熱背后的中國傳統倫理思想影響
  (一)公眾思維直覺化
  從銀行的層面看,銀行作為專業的金融機構,需要從業人員對業務往來有著精準的分析與認知能力,也就是說銀行業更崇拜“工具理性”的科學化思維。而從普通民眾的層面來看,中國人更傾向于直覺意識,其思考方式往往具有較少的理性思維,其行動往往是非科學化的,人情化交往對中國人行動的影響更大。也就是說,對于在急需借款情況下的普通民眾,利率差顯然不是公眾首先考慮的問題,因為這些借貸者大多數所急需的資金數量并不多,利息也并不會構成額外的巨大負擔。因此,崇拜“工具理性”的銀行機構以借貸利率低為自己的最大優勢,而普通借貸者的關注點卻并不完全在此。因此,兩方的“分道揚鑣”是必然的。
  (二)儒家傳統倫理觀念的影響
  中國社會講求人情,中國人倡導鄰里和睦,“訴諸公堂”這種合法化解決問題方式并不是人情社會下普通民眾的常態化解決方式。這一特點在今天依然是存在的,“法院”往往是在雙方矛盾無法通過“和平”方式解決后的選擇,這與我國民事糾紛的四種解決途徑:和解、調解(訴訟外調解)、仲裁、訴訟也是不謀而合的,和解往往是中國人的最優選項。也就是說中國人往往“不喜歡明確的法律原則”[1],而是更傾向于通過雙方的口頭約定來達成解決問題的依據。從現實看,眾多的借貸者不堪壓力選擇自殺,也沒有選擇走正規法律途徑解決糾紛。而放貸者實際上是不占據任何法律優勢的,如果一味的說這是民眾法律意識淡薄,這種說辭過于牽強,借貸者中不乏受過高等教育的大學生,與其說是法律意識淡薄,不如說是中國人的“以和為美”思維方式與現代化法律思維之間存在矛盾。正如“工具理性”的銀行與非理性的民眾之間未能很好的對接。法律其實也更側重于科學化理性思維講求契約精神,而在中國人思維中,契約這個概念并沒有“義”這一概念深入人心,我們當今社會講求依法治國,但過去中國的大部分歷史中,“法”的作用遠不如儒家思想的作用大,“法”更多的是用來維持儒家思想統治地位的手段。而當下中國要扭轉這一歷史慣性思維,首先要認識到儒家的思想內核,以在此基礎上作出適合中國國情的變革,而不是照搬西方模式。“根據儒家的思想,個體本身不是這個世界上的一個客體,而是一個主體,它有能力去達成一個自我完善的理想境界,并不受現實世界的偶然性或局限性約束。”[2]儒家思想倡導自我治理,將個體視為具有控制、自律和完善自身能力的主體,而不過度依賴外界條件進行被動改變。因此,長久以來中國社會實際上是倡導自治的。中國人內心始終呼喚“正義”、“公道”,這在中國是普遍適用的原則,因此在治理社會問題時,政府不應忽略公眾善于自我治理的特點,而應大力加以提倡。“套路貸”的雙方交易的達成,從本質來看是民間智慧對政府服務缺失的一種補充,公共機構無法提供及時有效的貸款服務,這種民間交易方式本身并無社會危害性,而目前的問題出現在放貸者自身缺乏自治、喪失了倫理道德責任。“套路貸”實際是民間借貸的毒瘤,是超越倫理道德底線的行為。對此,政府除了打擊犯罪還應去促進和培養公民對他人的責任意識。如果這種責任意識長期匱乏下去,政府的公共治理難題將會不斷涌現,即使控制住了“套路貸”這樣一個問題,還會出現新的鉆了制度漏洞的新問題。“對社會公平的建構, 關鍵并不在于規范條文的訂立, 而在于對現實關系及其結構的調整構建。”[3]因為我們無法保障制度的完美,單純依靠規章制度乃至法律去約束市場行為并不完全有效,政府還應注重社會倫理道德的建設。
  二、解決措施
  (一)促進行業標準規范化
  在我國,銀行機構應承擔更多的社會治理責任。而現有大型銀行機構的顧客正在日益感到邊緣化和非人性化,對于強調效率和理性的銀行來說,顧客越來越被客觀化為成本和收益,“社會本體論資源被忽視”[2]p135。對于小額貸款民眾來說,現有銀行借貸模式忽略了溝通對雙方的作用。貸款應存在協商的過程,并不是一方制定標準而另一方只能被動接受。在這一過程中借貸者的主觀能動性實際被極大遏制,這不僅不利于借貸者的利益,也不利于銀行正規機構的發展。在雙方溝通的過程中,對個體來說,通過合作提升其與他人關系中的自我知識水平。而公眾自我能力的提高,是解決一系列公共治理難題的關鍵。具體來說,銀行在辦理借貸業務時應予以借貸者更多的選擇。在這一過程中銀行不僅扮演者放貸的角色,更多的是在發揮“社會治理”的責任。在溝通的過程中,將客戶看成自我超越或自我實現的社會存在,因為公民是“有能力實踐自我反思和詮釋,并有潛力去學習和改變”。[2]p135銀行應注重小額借貸客戶的內心需求,不只是滿足其資金需求,更要增進與其溝通的過程,改善客戶體驗。
  此外,銀行應降低外界控制對員工及顧客的束縛。銀行不應一味的通過標準、邊界和制裁來控制自身運作。“當人們嘗試堅持行使外部規則和規章的時候,他們變得更加官僚并且對他們顧客失去人性化。”[2]p145事實上,在我國銀行業服務的不人性化是普遍存在的,這不僅體現在“貸款”這一項業務中。要讓銀行在解決“套路貸”的公共治理問題中扮演應有的角色,首先要解決銀行自身客戶吸引度不夠及創新性不足的問題。而個體對倫理的主觀理解作用遠大于對既有規則的遵守,員工對規章的理解是受自身價值觀、文化經驗及動機的影響的,“組織是由個體成員組成的,個體對環境的理解和個體判斷是不可預知的,所做出的倫理判斷來自于個體的理解,并先于行動。一個良好的判斷不僅需要思辨性的省察也需要個體的直覺。”[2]p148銀行員工面對不同的客戶,需要與處理不同的情況,而僅僅記住組織所規定的倫理準則和章程顯然是不夠的,一線的員工實際上更懂得客戶的真正需求,釋放員工工作的積極性,減少對員工的束縛是十分必要的。   (二)政府加強社會倫理道德建設
  面對當下中國的實際情況,倫理的構建更加不可缺少。“公民如果沒有公德心,則任何一個社會或者社區都不能繁榮。”[2]p139尼斯認為在企業家、雇員、供應商和顧客之間的社會資本和誠信是必不可少的基礎性資源,這種資源對于促進經濟可持續性增長的商業網絡是十分必要的。“一個基本公平 (公正) 的制度環境, 會鼓勵社會成員彼此協作, 互助互利, 使一個原本品行不端的人可能行為得當;反之,不公正的制度環境可能會使生活在這個社會中的個人彼此攻擊, 互相為敵, 使一個原本品行端正的人可能做出不正當、惡的行為。”[4]我們在面對“套路貸”問題時提倡誠信體系的構建,誠信固然重要,但從公共倫理的角度看誠信是否真的能解決所有問題呢。“如果為了維持一個經濟體系所采取的合作本身就有內在的不公平性,那么這種合作內所倡導誠信也就不具備公信力了。正如羅爾斯指出的“無論一種正義觀念在其他方面多么吸引人,如果它的道德心理學原則使它不能在人們身上產生出必要的按照它去行動的欲望,那么它就是有嚴重缺陷的。”[5]“在持續的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公民社會的作用不應該僅僅限于以消費者為主體的價值體系這一方面。公民社會一定不只是一個市場和以消費者為主體的社會。一個健全的、功能完備的公民社會所基于的價值體系不應采用經濟總量排名作為衡量成功唯一標準。這種公民社會不受市場程序的操控,但是更像一個代理人,它的委托權是從它為之提供服務并倡導變化的社會中獲得的。這種公民社會才是真正的功能完備的社會。”[6]因此,擺脫誠信選擇兩難困境的出路在于破除經濟利益至上的思維模式,構建良好的社會倫理道德評價體系。因此,空談誠信體系構建并不能真正解決問題,還應構建良好的社會倫理道德氛圍,這一過程顯然是任重而道遠,但政府在內的社會各方決不能因過程的艱辛就忽視其建設。
  (三)大力發展小額信貸非政府組織
  民間貸款的火熱實際是投資者與投資渠道缺乏、借貸者與借貸渠道缺乏之間的矛盾。因此對于民間的非政府組織應加以大力支持,促進其發展,“我們在完善現有國家政府制度、提高國家制度能力的同時,還必須把國家部門的事務交給自由市場或公民社會,我們需要確保國家與社會之間始終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張力,這種張力表現在需要確定國家與社會間的合理界限。”[7]國家治理體系中的治理應該是多元共治的力量格局。治理主體是多元的,包括占主導地位的政府治理,還包括企業、社會組織和居民自治組織等主體;治理維度是多元的,國家治理不僅僅遵循線性思維,還從立體多維層面完成合作共治。“為了達到監督公共服務和平均分配政治資源的目的,統治是必要的,但是,這需要一個限度。過多強調統治將會降低社會創新和地方自治的可能性。”[2]p164 面對“套路貸”之類的社會問題,政府應該充當服務者的角色,面對“套路貸”衍生出來的違法犯罪問題政府應該堅決打擊,我國目前在這一方面已經采取了強有力的措施進行掃黑除惡。到更重要的想要徹底解決這一類問題,關鍵在于要讓民間智慧解決民間問題,民間私人借貸的火熱是因為正規的借貸組織匱乏,已有的組織功能又不夠全面,因此“套路貸”現象的多發與我國目前信貸相關機構的缺乏有著直接聯系,公民往往在銀行機構之外無法有效獲取正規機構的咨詢。“公民社會三角包括了非政府組織、協會和志愿組織三方的參與,這就為建立能夠對公共需求作出反應的創新型合作關系提供了契機,它通常比政府機構更有效率,更有效果。”[2]p163也就是說面對“套路貸”問題,除了銀行機構改善自身經營方式、政府倡導社會倫理道德構建之外,還應發揮非政府組織的作用。
  (四)增強公民自我治理能力
  為了應對“套路貸”這一持續發酵的問題,政府機構應采取新的思維框架進行處理。應促進與公眾的溝通,促進個體的成長。套路貸的受貸者大多為年青一代,其代表著目前社會最具活力的一部分,對于合理的建議有較強的接納能力。不應機械的將其納入受管制的范疇。通過與其參與、對話、分享利益等方式,能獲得比政府獨自行動更多的解決方案。“道德責任正是自身內在規章的行動化,任何企圖從道德自我發展到社會自我的人都將減少道德責任的個體感知。”[8]因此,如果過度強調外部規則對人的控制,個體道德感知便會受到削弱,而這種削弱帶來的便是公民道德淪喪等等一系列問題。韋伯認為社會現實依賴于個體行動者的行動,即個體的理解發揮很大的作用。因此,必要的法規不可缺少,但公眾自治能力的提供顯然更具長久性。
  公共行政的目的在于不斷探索公共資源的有效分配方式,政府不可能解決所有問題,公民必須學習如何管理自身的社區事務。公共行政的社會建構思想支持組織成員的自我管理能力,即通過互動來維持社會秩序的能力。“公民參與可以就制度功能的缺陷做些修補的功課,以便賦予公共制度更具人文精神,也更符合社會生態的整體系統特性,…公民文化精神的長期培訓以及公民公共生活能力的恒久訓練,無疑是公民參與社會建構的基石。”[8]而社會建構本身是一個學習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組織成員持續參與著思想和經驗的共享,這樣,他們能更好地理解他人的觀點,以此提高自治能力。只有增強公民自我治理能力,才能使公民擺脫對政府直接指導的依賴性,增強自身責任感。公民的成長將進一步促進民主的發展,這是一個雙向的過程。
  三、結論
  面對“套路貸”問題,政府及社會各方在尋求解決方案時,應結合我國社會傳統倫理的特點,從公眾的思維慣性入手,構建符合中國人思維習慣的小額信貸非政府組織,同時改善銀行服務水平,降低銀行對工具理性的過度推崇,放寬行業規范,構建良好的社會倫理道德規范,讓公眾參與到社會治理的進程中,既提升公眾的認知能力,同時又促進我國社會治理水平的提高,只有這樣才能找到破解社會治理難題的有效途徑。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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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Jong S.Jun.公共行政的社會建構:解釋與批判[M].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3]袁洪英.社會公平:現代公共行政的價值訴求[J].求索,2006.
  [4]馬斯洛.人性能達到的境界[M].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
  [5]約翰·羅爾斯.正義論[M]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
  [6]哈貝馬斯.事實與規范之間[M].三聯書店,2003.
  [7]袁洪英.治理現代化視域下國家制度能力探析[J].理論探討,2016,No.192,23-27.
  [8]教軍章.公共制度管理功能缺陷補救的公民參與途徑[J].甘肅行政學院學報,2014,No.101,30-38+125-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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