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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權分置法律構建過程中農村婦女土地權益保障之反思與構建

    作者:未知

      摘要 隨著人們對土地的稀缺性及資產性認知的加深,農村婦女土地權益糾紛數量呈不斷上升之趨勢,通過對現行保障農村婦女土地權益的法律和政策進行盤點,無論法律還是政策,在形式表達上都加大了對農村婦女土地權益的保障,然而保障的結果卻與制度的預期有所偏差,主要是法律與政策在運行過程中,以家戶為基礎的法律制度遮蔽了農村婦女土地權益;村民自治規范劫取了農村婦女土地權益;民間風俗使農村婦女無視自己的土地權益;相關法律制度的粗陋使農村婦女土地權益流于形式。基于此,以三權分置法律構建為視角重構農村婦女土地權益保障體系;以個人本位為基點構建土地確權法律制度;以權責為基點完善村民自治規范合法性監管制度;以社會性別為基點構建農村婦女土地權益等。通過相關法律制度完善保障農村婦女的土地權益。
      關鍵詞 三權分置;經營權;承包權;農村婦女;土地權益
      [中圖分類號]F321.1;C913.68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1673-0461(2019)04-0039-07
      一、問題提出
      “明確所有權、穩定承包權、放活經營權”的三權分置農地承包經營改革制度,是我國農村土地制度歷經“私權私營”“公權公營”“公權私營”三個發展階段后,迎合農村土地經濟發展現狀,所開展的具有漸進性模式的制度創新。這個制度創新使土地經營權抵押和入股工商業企業等新型土地流轉方式由隱性走向顯性,同時也使人們對土地權益由靜態權屬認知向動態資本市場化轉變。然而,在農村土地使用權市場化擴張的過程中,農村婦女土地權益受侵蝕的局面不斷惡化。從第三期中國婦女社會調查顯示,2010年沒有土地的農村婦女占21%,比2000年增加了11.8%,其中因婚姻變動失去土地的占27.7%,2011~2015年,各地化解涉及婦女土地承包權益的糾紛4.6萬件。[1]也就是說,農村婦女土地權益并沒有因為國家政策的反復強調①以及相關法律的交錯規定而得到應有的保障,相反,隨著人們對土地的稀缺性及資產性認知的加深,農村婦女土地權益糾紛數量呈不斷上升之趨勢,那么,現行立法在農村婦女土地權益保障方面存在哪些不足?在三權分置相關法律制度構建過程中,如何糾偏二元分置制度中的不平等,進而保障那些“名為半邊天卻踩不著半邊地”的農村婦女的土地權益?
      二、保障農村婦女土地權益的法律和政策之盤點
      (一)保障農村婦女土地權益法律規定之介紹
      我國關于農村婦女土地權益保障的法律已經成體系化發展的狀態。從根本大法的憲法到法規、地方法規和規章,以不同視角為切入點為農村婦女土地權益編織了各種保障制度。
      1.國家層面的法律制度
      現行憲法明確規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婦女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和家庭生活等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權益。1986年通過的《民法通則》第27條②和第80條分別規定了農村承包經營戶的概念及保護由集體使用土地的承包經營權的立法態度。1992年頒布的《婦女權益保障法》(2005年修訂)第32條規定,“婦女在農村土地承包經營、集體經濟組織收益分配、土地征收或者征用補償費使用以及宅基地使用等方面,享有與男子平等的權利。”同時第33條規定,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以婦女未婚、結婚、離婚、喪偶等為由,侵害婦女在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中的各項權益。為了使上述權益具有保障性,該法還在第55條規定了農村婦女合法權益受到損害時所能采取的法律救濟措施。
      隨后,我國在1998年施行的《村民委員會組織法》(2010年修訂)第6條、③第25條,④分別從村民委員會、村民代表會議等議事機構人員構成中,規定婦女具有法定成員權。2002年,我國頒布《農村土地承包法》,該法再次強調農村婦女與其他集體經濟組織成員享有同等權利,并且任何組織和個人都不得剝奪和侵害。同時,還專門對出嫁女、離婚或喪偶婦女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做出明確規定,并在第51條規定土地承包經營權受到侵害時的救濟措施。⑤2002年國土資源部發布《土地權屬爭議調查處理辦法》(2010年修訂),并在該辦法中規定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爭議案件不作為爭議案件。 2003年農業部頒布《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證管理辦法》,在立法技術上,進一步明確家庭承包經營戶的登記主體地位。
      2007年施行的《物權法》第125條明確了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為用益物權,同時在第42條規定征收集體所有的土地,應當支付土地補償費、安置補助費、地上附著物和青苗補償費等,對被征地農民的社會保障費用應當進行安排,進而保障被征地農民生活,同時,還在該法第63條規定了相應的救濟措施。2017年頒布的《民法總則》再次對農村承包經營戶進行規定,但是這次民法總則的規定,突出了個體與戶之間的關系,其強調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成員,依法取得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而從事家庭承包經營的,為農村承包經營戶。與《民法通則》中的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戶的概念界定相比較,《民法總則》突出個人本位,同時,賦予個人可以簽訂農村土地承包經營合同,而《民法通則》將簽訂農村土地承包經營合同權賦予的是家庭。
      最高人民法院為了更加高效地解決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糾紛,在2005年通過了《關于審理涉及農村土地承包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從“受理與訴訟主體”“家庭承包糾紛案件的處理”“其他方式承包糾紛的處理”等五個方面對農村土地承包糾紛案件做出詳細規定。
      2.地方層面的具體規定
      由于我國各地土地經濟發展不均衡,農村對土地的訴求也不完全一樣。在有些地方土地是當地農民安身立命之本,土地權益的損害,會導致農民生活水平受到極大影響,也有些地方的農民進城打工或從事其他產業的經營,土地權益產生的收入對其生活影響并不大。基于此,我國各地政府紛紛結合各地農村經濟發展出臺婦女權益保障地方立法,例如,浙江省實施的《浙江省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障法>辦法》,除了對國家層面立法中農村婦女權益進行復制性規定外,還在第24條再次強調,結婚、離婚后的農村婦女及其子女與戶口所在地村民享有同等待遇。再如,海南省實施的《海南省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土地承包法〉辦法》,還在國家法的基礎上進行微觀突破,明確規定婦女結婚后新居住地的集體經濟組織應當為其解決承包地,并且要求土地承包合同要載明享有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所有家庭成員的姓名。   (二)有關農村婦女土地權益保障的政策之分析
      政策與法律相比,其多了靈活性,雖然不具有嚴格的生成程序和國家強制力,但其能夠針對市場變化做出有效的回應,在相關立法缺失的情況下,也起到引導人們行為的規范性作用。例如,中共中央、國務院辦公廳在2001年發布《關于切實維護農村婦女土地承包權益的通知》。在通知中闡述了我國政府維護農村婦女土地權益的系列政策措施,不僅在政策層面重申農村婦女具有與男子一樣的平等,而且還注重基本權益的保障,同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其規范性文件《關于村民因土地補償費、安置補償費問題與村民委員會發生糾紛人民政府應否受理問題的答復》中明確規定此類案件以民事訴訟進行受理。2008年10月,中國共產黨十七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現有土地承包關系要保持穩定且長久不變,同時在決定中提出要完善土地承包經營權權能。⑥2011年國務院發布的《中國婦女發展綱要(2011-2020)》再次強調保障農村婦女土地權益。并提出糾正與法律法規相沖突的村規民約,確保婦女與男子享有平等的土地承包經營權。
      除了國家政策之外,各地方政府還出臺若干規范性文件,例如,針對農村土地確權登記這一工作。遼寧省經濟委員會、遼寧省婦女聯合會下發《關于在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確權登記頒證工作中依法維護農村婦女土地權益的通知》,明確指出為了確保農村婦女“證上有名,名下有權”同時避免因婚姻變動而引發“兩頭沒土地”的現象發生,通知要求在登記承包方家庭成員時,參與農村土地二輪承包的婦女,應當標明為共有人,遷入的農村婦女,在當地沒有獲得承包地的,應當記錄在家庭成員中;當地獲得承包地的,應當標注為共有人。[2]
      從上述法律及政策相關內容的梳理,不難看出,我國無論是在立法上還是在政策層面上,都對婦女土地權益予以相應的保障,形成了融合不同位階法律規范并附以規范性文件的保障體系。然而,法律及政策體系在應然層面為農村婦女所構建的權益保障,在實然層面是否能夠完全實施,還有待于實踐進一步檢驗。只有紙面上的法律制度能夠在實然層面得以落實,農村婦女才能真正平等地享受社會經濟發展的成果。
      三、農村婦女土地權益保障法律失范原因之分析
      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我國不僅存在專門保障農村婦女土地權益的法律制度,而且這些制度從權力到權利再到救濟措施,已形成一套較為完善的制度體系。然而這些法律制度似乎并沒有如立法者所預設的那樣,對農村婦女土地權益給予完備的保障,相反,隨著農村土地附加值的認知度增加,農村婦女土地權益受損的現象也成正比的快速增長。通過實證調查,以及相關資料的梳理與比較,本文認為保障農村婦女土地權益的法律失范的主要原因有四方面:以家戶為基礎的法律制度遮蔽了農村婦女土地權益;村民自治規范劫取了農村婦女土地權益;民間風俗使農村婦女無視自己的土地權益;相關法律制度的粗陋使農村婦女土地權益流于形式。
      (一)以家戶為基礎的法律制度遮蔽了農村婦女土地權益
      農村對家戶的認知已經有幾千年文化的影響,秦始皇統一中國后,為獲取稅賦,編制戶口——“編戶齊民”。[3]誠如毛澤東所言,幾千年來都是個體經濟,一家一戶就是一個生產單位。[4]是由觀之,家戶不僅僅是生活單位,其還在歷史發展過程中承載著重要的生產功能。為此,在農村婦女看來,家戶是其安身立命之地。我們國家關于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法律制度構建,也注重在傳統的延續性基礎上進行相應的創新。如前所述,《土地承包經營法》《民法通則》和《民法總則》都是以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戶為土地承包的主體基礎。然而,這個界定方式,也給非正式制度削弱農村婦女土地權益制造“非制度空間”。進而使農村婦女的真實土地權益掩蔽在家庭均值的“家戶”之中。這一點,可以從中國婦女地位調查的相關數據得以印證,2010年農業戶口的農村婦女有土地的比例為78.6%,比男性低9.4%,已婚婦女有地的占79.8%,比已婚男性低10.2%;未婚女性名下有地的占58.9%,比同類男性低14.66%,其中18~29歲年輕女性有地的比例最低,僅為57.9%。[5]同時,筆者到北大法寶上對農村婦女土地承包經營權糾紛案件進行梳理,發現近一半的案件是因為土地承包經營權以家戶名義簽訂,而后婦女因婚姻、繼承等變動被侵權而引發的糾紛。⑦可見,因為我們國家相關法律制度的構建以家戶為基礎,致使很多農村婦女土地權益被家戶遮蔽。雖然《民法總則》相關規定已經有所轉變,突出土地承包經營權的個體私權,但是,《民法總則》畢竟不是專門調整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法律,而且家庭聯產承包制在我國運行有近四十年之久,建立在家庭承包經營戶上的立法,可謂盤根錯節且深入人心,其不是一部《民法總則》所能改變的,立法需要思考的問題是以《民法總則》為基點,如何進行相關制度設計,改變家戶對農村婦女擁有土地權益主體資格的遮蔽效應,同時又能夠在相關制度設計時不背棄過去,⑧與古為新,完成觀念與制度的有效銜接。
      (二)村民自治規范劫取了農村婦女土地權益
      村民自治規范是指村民根據有關法律、法規和政策,結合本村實際制定并需要全體村民自覺遵守的行為規范。⑨村民自治規范包括村規民約、村民自治章程和村民集體決議。其是農村村民實現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務的基本方式,在某種程度上補充國家法律之功效。然而,現行立法關于村民自治規范的法律制度僅在《村民委員會組織法》有所規定,要求村民自治規范必須守法且由鄉、民族鄉、鎮備案管理并負責監管。⑩至于鄉、民族鄉、鎮如何備案管理并采取怎樣監管措施或監管不當承擔怎樣的法律責任,現行立法并沒有給予明確的規定。而且有些村規民約生成程序很難做到民主,多數制定工作由干部代辦,且形式化傾向比較嚴重,還有部分內容不合法的情況出現。[6]為此,各地村民自治規范的內容便呈現出百花齊放的局面。例如,湖南省平江縣某村的村規民約規定:一是出嫁女不管戶口是否遷出,不再享有集體土地的使用權和生產經營權,不能享受征用土地的安置補償費;二是離婚女性不管是否改嫁,戶口是否遷出,田地一律調整;三是男到女家,男的不參與田地分配。[7]再如,某村村規民約第58和59條規定,凡婚嫁外村農業戶口的村民,應在結婚登記的同時將戶口遷往男方,如果沒有遷出則以待定戶籍暫掛本村,但本人及子女不享受村內各項福利。[8]又如,有些村民自治規范規定必須是本村戶口且在本村居住才是本村的村民。根據現行政策“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以及土地使用權長久不變等政策規定,很多村的村民自治規范直接規定,村內土地不調整。這些村規民約內容有的明顯與法律規定不符,但由于相關審查機制沒有構建,致使其在“事實上”發揮著有效的影響力。也有的是因為現行法律沒有對相關領域進行規定,致使該領域長期處于制度調整的模糊真空期。農村婦女也因這些村規民約而引發“身份危機”,因沒有取得城市戶口,不是城市意義層面的居民,雖然具有農村戶口,但又沒有與其農村戶口匹配的權益。在某種程度上,農村婦女實際是社會邊緣人,進而使其在家庭中淪為沒有權益的“二等人”。[9]然而,事實上,這種一村一策的村民自治規范在實踐中劫取了農村婦女土地權益,使農村婦女陷入生活困頓的境地。   (三)民俗陋習桎梏了農村婦女對土地權益的正確認知
      “從夫居”“以夫為綱”“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嫁出的女兒沷出去的水”“計丁受田” {11}等民間習俗在我國農村具有根深蒂固的影響力,農村重男輕女的思想比較嚴重。未出嫁前,被看作是家庭的暫時成員,出嫁后,娘家認為女孩是婆家的人,不再享有娘家包括土地權益在內的一切權利。而婆家認為兒媳僅處于家庭依附地位,不具有獨立的人格,誠如羅馬法諺“無財產即無人格”。而農村婦女從小在這種民俗影響下長大,在這些民俗陋習的影響和滲透之下,農村婦女已經形成獨特認知的社會性別,婦女就應該依附在男性身上,既不需要具有自主的意志,也不需要有獨立的財產,在某種程度上被客體化和工具化,有些地方甚至污名化為“賠錢貨”。[10]然而,這樣的社會性別認知,無形中與上述陋習和村規民約相呼應,進而形成侵害婦女土地權利的“合謀”狀態,同時也桎梏了農村婦女對土地權益的正確認知。
      (四)法律粗陋使農村婦女土地權益保障流于形式
      從上述有關農村婦女土地權益保障的立法內容羅列可以看出,宣示性和倡導性條款居多,至于農村婦女土地權益保障立法如何做到預防效應,我國現行立法鮮有涉及,至于事后救濟措施,相關制度設計多是將婦女與男子一樣,是一種理性的經濟人,會獨自趨利避害地進行權利救濟。然而事實狀態是,多數婦女在其土地權益受到侵害時,選擇以沉默應對,甚至認為娘家兄弟耕種自己的土地是理所應當的事情。以何謂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為例,由于現行立法并沒有明確規定農村經濟組織成員的界定標準,進而引發各地做法不一:海門市以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為依據,高郵市以公安部門登記的戶口為主要依據。[11]而這種各地操作標準不一的情況,很可能引發婦女成為被各村都旁落的主體。再如,土地承包經營權確權頒證行為,雖然現行政策反復強調保證農村婦女姓名在證書上顯名的要求,但政策畢竟不是法律,按照我國《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證管理辦法》規定,確權頒證就是以“戶”為單位,政策與立法的沖突,引發現實操作形態不一,進而使農村婦女,尤其出嫁女、離異女等土地權益保障流于形式。
      四、以三權分置法律構建為視角重構農村婦女土地權益保障體系
      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農村婦女土地權益被侵蝕是“多元因素”綜合的結果,然而,我們仔細剖析上述四類現象,不難發現,法律本身的滯后性及粗陋性是引發上述四類現象的核心原因。家戶理念固然在我國具有悠久的發展歷史,但其是從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創立之時,才真正與土地承包經營權聯系在一起,在1983年得到政策的支持后,《民法通則》固化了其合法地位,進而影響人們對土地權利觀念的認知,也就是說,農村承包經營戶這一概念深入人心,法律在其中影響力不可小覷。{12}同樣,村規民約也是《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賦予村民自治的一種方式。由于《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側重于賦予自治權制度的建構,忽視對自治權的監管,進而為村規民約創造了“侵權的制度空間”。至于民俗陋習也是因為法律在制度建構的過程中,忽視社會性別、{13}對人們思想和行為的形塑或追求形式上的平等,造就某些法律制度“貌似”傾斜于女性,實質是在男女均質化為基礎的“無性”抽象假設之上創制生成。 可見,修訂相關法律,才是解決上述所有問題必由之路。為此,借由三權分置土地改革政策對相關法律提出的立法需求,將上述農村婦女土地權益問題融入其中,以社會性別為考量因素,以弱勢群體理論為原則,構建實然平等的法律制度。
      (一)三權分置制度對婦女土地權益保障提出的新挑戰
      2013年中共中央在農村工作會議中首次提出三權分置的改革方略,2014年我國在國家政策層面提出三權分置,{14}要求在落實農村土地集體所有權的基礎上,穩定農戶承包權、放活土地經營權。三權分置政策的出臺,說明農村已經逐漸由靜態的生產勞作關系向動態的市場化關系發展。人們對財產的認知也漸由靜態所有權轉向為動態資本化市場化理解,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報告,提出賦予農村更多的財產權利,允許農民將承包土地的經營權抵押和擔保。這個轉變過程中,土地權益則成為農村婦女的生活狀態及社會地位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多樣化存在形式,人們對家庭、財產和權益的認知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并呈現出不同樣態,土地權益尤其是女性在農村生存狀態,對法律產生多元的訴求。有些農村已經從“男耕女織”的勞動組合轉變為“男工女耕”的勞作局面,面對這樣的局面,我國三權分置的政策主張在轉向立法制度層面過程中,仍然要面臨前述四類農村婦女土地權利被侵犯的問題,同時,還對農村婦女土地權益保障提出新的挑戰。一是落實農村土地集體所有權過程中,農村土地集體所有是歸哪個集體,是《民法總則》中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人,還是村民委員會,抑或村民小組?這個所有主體必須明確,其關涉到土地承包經營權的發包權,如果所有權主體混亂,則不利于農村婦女土地權益的保障。二是穩定農戶承包權,那么如何確定某人屬于農戶?確定的標準是什么?是采取靜態確認還是動態確認?這系列問題直接涉及到農村婦女能否獲得承包權。
      (二)以個人本位為基點構建土地確權法律制度
      家戶認知在某種程度上遮蔽農村婦女合法權益,為此,有的學者建議在立法層面取消家戶,直接以個人為基點確定固化物權。本文認為,畢竟中國農業制度的轉變,不是按照任何個人意愿來實現的,而是響應潛在經濟力量所做出的自發演進。[12]為此,我國立法不需要直接打破家戶格局,而是因循《民法總則》的相關規定,強調個人是農村土地承包主體之外,可以根據當事人的自愿選擇,以家戶為一個組織單位承包經營土地。但是《民法總則》這一規定,需要配套制度進行匹配,例如,在確權確地的同時,采取“確地確權”,并且在立法上明確農村婦女確權證書上的顯名權。并以規定負責確權登記的工作人員行政責任和民事責任的方式來保證農村婦女土地承包經營權能夠真正在證書上顯名,這種以約束他人行為的方式來預防婦女土地權益在多方利益主體的共謀下被侵犯。同時,避免家戶內部成員之間財產關系處一片混沌狀態,又因為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和土地使用權長期不變的政策,使婚姻變動的農村婦女權益受損,立法還可以賦權因婚姻等變動而引發人地在空間上分離且在其他村沒有獲得土地的婦女財產權利選擇權,既可以選擇擁有固化物權的土地,也可以選擇股權化的土地權益。   (三)以權責為基點構建村民自治規范合法性監管制度
      村民自治規范雖然不是國家立法,但其在現實中是具有一定社會強制性的人們共信共行的行為規范。其在現行的規范體系中,不僅存在具有國家法上的依據,而且還需具有價值上的彌補性、轉化性和共生性。[13]雖然我們國家也出臺多個規范性文件來規范村民自治規范,例如《關于進一步規范制定村規民約認真落實男女平等基本國策的意見》,但規范性文件因其不具有法律的強制約束性,而使村民自治規范在現實生活中仍然存在侵犯婦女合法土地權益的事件發生。為此,建議從三方面完善村民自治規范相關制度,進而避免因制度人為間隙而滋生侵權空間。首先村民自治規范生成程序規范化,并要求一定比例的農村婦女參加,沒有農村婦女參加所做出的涉及婦女權益變動的決策無效,并追究相關責任人的法律責任;其次村民自治規范內容設置司法審查機制;最后鄉鎮政府不實施行政糾錯機制的,要求鄉鎮政府承擔相應法律責任,同時,賦予村民對鄉鎮政府不實施行政糾錯機制的訴權。
      (四)以社會性別為基點構建農村婦女土地權益
      社會性別不同于生理性別,其是社會化的產物,在社會性別形成過程中,離不開社會文化的影響和滲透,而這個影響恰恰潛移默化地形成了不平等的權力關系。[14]在中國現階段,無法在短時間內改變社會中影響農村婦女社會性別形成的民俗陋習,例如前述“從夫居”等。那么,應該從接受立法安排的弱勢群體理論視角來構建農村婦女土地承包經營權法律制度,而不是從理性經濟人視角來考慮女性在法律適用或運用過程中的博弈能力。基于此,相關立法在修訂或建構過程中,應直接規定農村婦女享有怎樣的土地權利,例如,三權分置的承包權確定對女性尤為重要,其直接涉及女性是否擁有土地,為此,在立法中規定農村婦女承包權確定,以從事農業勞動為參考基點,并輔之以戶籍和居住地的考量因素。再如在確權登記過程中,雖然各地出臺規范性文件引導確權過程中,注重女性權益的保障,要求各地在確權過程中,在權屬證書上加上女性的名字,而這種規范性文件不具有法律的強制約束力,女性維權時,也不能以規范性文件為法律依據,為此,在修訂確權登記立法時,直接在法律上寫明,女性在權屬證書上顯名的法定權利,考慮到社會性別對女性的影響,在立法上應側重于規定確權登記人員侵犯女性權利時,應承擔相應的行政責任或民事責任。而不是單純地構建女性被侵權的救濟方式或救濟權利。畢竟社會性別使很多女性因為多種原因,最終選擇忍氣吞聲,放棄自己的合法權利。
      (五)細化與完善相關法律規定以保障農村婦女土地權益實質平等
      首先在構建和完善保障農村婦女土地權益立法時,要加強相關法律制度預防效應,例如,統一確定三權分置的農村集體所有權主體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人,如此確定所有權主體,一方面是以《民法總則》特別法人為研究基點,對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人特別立法,并且該主體的具體職能設計,符合中共中央簡政放權,進而使村民委員會主要履行管理職能;另一方面是細化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人主體制度,可以在程序設計和內容架構方面,加強事前預防措施制度構建,增加集體經濟組織法人決定事項的程序制度,并增加對集體經濟組織法人決定內容司法審查制度,進而在決策決定程序過程中保障婦女土地權益。又如,以立法的形式規范確權頒證行為,以個人權利本位為基礎,有條件地同意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戶表現形式,并在立法上賦予相關婦聯組織提出公益訴訟,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實現農村婦女土地權益的保護。再如,在穩定農戶承包權過程中對農戶的確認,避免涉及生存權和發展權的承包人確認的恣意性,土地承包經營權農戶的確認,采取靜態與動態相結合,即:以戶口為確權基礎,同時輔以是否居住在村集體或是否在村集體從事勞作為動態身份確認的考量因素,進而真正實現“證上有名,名下有權”。
      五、小 結
      綜上分析,農村婦女土地權益受到侵蝕,是多元因素綜合的結果,但究其核心原因,本文認為,法律制度的供給與農村婦女制度環境需求不匹配是主要誘因,為此,從弱者保護理論為切入點,在法律制度構建上,以傾斜保護原則為指導,并運用社會性別理論對農村婦女相關法律制度進行構建,同時為了避免創新制度無法在鄉村社會中推行,還需注重創新制度與鄉村社會的傳統資源相嫁接并融合在一起,唯有此,才能扎根于鄉村社會,進而確保農村婦女能夠在實踐中獲得實質性的平等。
      [注 釋]
      ①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婦女全面發展,把依法維護婦女權益放在全面依法治國戰略中統籌推進,立足黨和國家發展全局提出一系列促進性別平等與婦女發展的新理念新思路和新戰略,主要有:一是黨的十八大第一次把“堅持男女平等基本國策,保障婦女兒童合法權益”寫進黨的施政綱領;二是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明確提出要完善婦女合法權益保護的法律法規;三是2015年9月27日,習近平主席在全球婦女峰會上《促進婦女全面發展共建共享美好世界》的講話中強調“婦女權益是基本人權。我們要把保障婦女權益系統納入法律法規,上升為國家意志,內化為社會行為規范。”四是針對2013年農村土地確權工作,相關部門出臺《關于認真做好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確權登記頒證工作的意見》《關于進一步加快宅基地和集體建設用地確權登記發證有關問題的通知》《關于穩步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意見》等,明確規定承包經營權證書載明戶主或者共有人,宅基地使用權登記所有家庭成員姓名,并制定婚嫁婦女登記辦法。
      ② 《民法通則》第27條規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成員,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按照承包合同規定從事商品經營的,為農村承包經營戶。
      ③ 《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第6條第2款規定,村民委員會成員,應當有婦女成員。
      ④ 《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第25條規定,人數較多或者居住分散的村,可以設立村民代表會議,討論決定村民會議授權的事項。村民代表會議由村民委員會成員和村民代表組成,村民代表應當占村民代表會議組成人員的五分之四以上,婦女村民代表應當占村民代表會議組成人員的三分之一以上。   ⑤ 《農村土地承包法》第5條規定,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剝奪和非法限制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承包土地的權利。第6條規定,農村土地承包,婦女與男子享有平等的權利。第29條規定,承包期內,婦女結婚,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發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婦女離婚或者喪偶,仍在原居住地生活或者不在原居住地生活,但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發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
      ⑥ 《中共中央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市場,在自愿有償的情況下,農民可以“轉包、出租、互換、轉讓、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轉土地承包經營權。”
      ⑦ 楊玉連與敦化市江南鎮下石村村民委員會土地承包經營權確認糾紛案(2017)吉24民終664號,胡秀香、肖會與肖立春土地承包糾紛案(2017)吉08民終464號,仇來玉(義)與郝秀庭等土地承包經營案確認糾紛上訴案(2017)翼01民終4929號,高廣珍等訴王鳳財等土地承包經營權確認糾紛案(2017)吉2403民初770號等等。有的學者還專門對繼承過程中,農村婦女土地權益進行實證研究,陳甦,土地承包經營權繼承機制及其闡釋辯證,清華法學,2016年第3期,第57-71頁。劉敏,土地承包經營權繼承的解釋論——兼評《最高人民法院公報》所載“李維祥訴李格梅繼承權案”,政治與法律,2014年第11期,第117頁。也有的學者專門對外嫁女的土地權益進行研究,例如,陳端洪,排他性與他者化:中國農村“外嫁女”案件的財產分析,北大法律評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321-333頁。
      ⑧ 諾貝爾獎獲得者阿馬蒂亞·森在為其著作中譯本寫的序言中說,中國必須在建設其未來的同時不背棄過去。阿馬蒂亞·森,以自由看待發展,任賾、于真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20頁。
      ⑨ 管洪彥,村規民約認定農民集體成員資格的成因、局限與司法審查,政法論叢,2012年第5期,第118頁。
      ⑩ 《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第20條規定,村民自治章程、村規民約以及村民會議決議或者村民代表討論決定的事情不得與憲法、法律、法規和國家的政策相抵觸,不得有侵犯村民的人身權利、民主權利和合法財產權利的內容。第26條規定,村民代表會議由村民委員會召集。村民代表會議每季度召開一次。有五分之一以上的村民代表提議,應當召集村民代表會議。村民代表會議有三分之二以上的組成人員參加方可召開,所作決定應當經到會人員的過半數同意。第27條規定,村民會議可以制定和修改村民自治章程、村規民約,并報鄉、民族鄉、鎮的人民政府備案。村民自治章程、村規民約以及村民會議或者村民代表會議的決定不得與憲法、法律、法規和國家的政策相抵觸,不得有侵犯村民的人身權利、民主權利和合法財產權利的內容。村民自治章程、村規民約以及村民會議或者村民代表會議的決定違反前款規定的,由鄉、民族鄉、鎮的人民政府責令改正。
      {11} 中國封建時期一直是“男稱丁,女稱口”并以一家之中“丁”的數目來分配土地和承擔賦稅,例如隋煬帝仁壽四年,規定女子不再受田,每戶分配的田地全部劃歸男丁名下,同時女子所承擔的賦稅也以男丁的名義上交,女子不再與國家發生直接經濟關系,她們只是在男丁的統領下向國家交納租調。朱慶華,封建私有制與中國古代婦女的從屬地位及其社會性成人身份的喪失——以中國古代婦女的經濟活動為例,上海出版社,2001年版。
      {12} 我國在1950年6月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并在第30條規定,土地改革完成后,由人民政府發給土地所有證,并承認一切土地所有者自由經營、買賣及出租其土地的權利。此規定,主要目的是“耕者有其田”,強調農村土地私有制。然而這種土地個人所有制使土地更加細碎化,進而形成分散落后的小農經濟,為此,我們國家探索了互助組,農民所有、集體所有、集體利用等多種農村土地權屬形式,最終發展到“土地集體所有、家庭承包經營”的農村土地發展格局,并在1983年中共中央印發的《當前農村經濟政策的若干問題》中正式確立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并在1986年的民法通則中確立了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戶的內涵。1986年發展至今,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戶可謂家喻戶曉,以其為基礎的法律、法規、規章及規范性文件,可以用數以千計來計量。如果不是城市擴建、中央土地補貼政策推進等使人們認知到附著在農村土地之上的額外價值,土地承包經營戶也許一直靜態地遮蔽農村婦女對農村土地權益的獨立性。
      {13} 西方女權主義的代表人物西蒙娜·德·波伏瓦在其名作《第二性》中有一句名言: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造成的。這個主張可以稱為社會性別的啟蒙,社會性別是指社會文化形成的對男女差異的理解,以及社會文化中形成的屬于男性或者女性的群體特征和行為方式。譚兢常、信春魔,英漢婦女與法律詞匯釋義,中國對外翻譯出版社,1995年,第145頁。
      {14} 2014年中央中央、國務院印發《關于全面深化農村改革加快推進農業現代化的若干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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