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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發展、市場地位和稅收規避   

    作者:未知

      摘要 基于上市公司的財務數據研究了金融發展、市場地位和稅收規避三者之間的關系。研究發現:市場地位與稅收規避程度顯著正相關,同時相比于金融發展水平較好地區,金融發展水平較差地區的企業其市場地位與稅收規避的正向關系更為顯著。研究結果表明,市場地位越高的企業稅收規避的動機和能力均較高,而金融發展水平較低會加劇市場地位較高企業的稅收規避程度,因此,提高我國的地區金融發展水平可以降低企業進行稅收規避的動機,達到規范我國財稅體制的目的。
      關鍵詞 市場地位;稅收規避;金融發展;融資約束
      [中圖分類號]F830.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1673-0461(2019)04-0084-06
      一、引  言
      已有文獻表明,企業的微觀特征和外部環境會影響企業的稅收規避行為。王永培和晏維龍(2014)通過設立修正的會稅差異指標發現制造業的產業集聚會顯著提高企業的稅收規避程度,企業規模與稅收規避程度顯著負相關,處于發達地區的企業其稅收規避行為更加活躍。劉行和葉康濤(2014)建立了四個稅收規避指標,研究發現企業所在地區的金融發展水平會顯著影響企業的稅收規避行為,較高的地區金融發展水平通過緩解企業的融資約束而降低了企業的稅收規避。毛程聯和吉黎(2014)研究表明兩稅合并提高了外資企業的實際稅率,因此,外資企業出現了較多的稅收規避行為,其中,盈利較好的外資企業稅收規避程度較大,而大規模的外資企業其稅收規避程度較小,與其他外資企業相比較,那些外商獨資企業的稅收規避程度最高。陳東和唐建新(2012)通過研究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公司治理與公司稅收規避程度之間的關系,為公司稅收規避會產生代理成本這一論點提供支持證據,研究發現企業的高管薪酬和公司稅收規避程度呈顯著負相關的關系,并且這一顯著的關系在較差公司治理的企業中會更加顯著,另外企業的稅收規避程度與會計信息披露程度呈顯著負相關,進一步研究發現高管薪酬上升可使稅收規避與會計信息披露質量間的負相關關系得到緩解。張天敏(2012)研究了管理者與企業稅收規避行為,分別考察了管理者激勵與企業的稅收規避,管理者個體效應與企業稅收規避以及稅收征管力度對管理者稅收規避決策影響,研究表明對管理者實行以股票為基礎的激勵報酬會增加企業的稅收規避行為;管理者個體效應如管理風格和任期長短對企業稅收規避決策產生顯著影響,但管理者個體效應如高管年齡、性別、技能以及學歷背景等等對企業稅收規避決策沒有顯著影響;稅收監管力度會負向影響管理者激勵、管理者個體效應與企業稅收規避決策的關系。王靜、郝東洋和張天西(2014)的研究表明公司稅收規避會加劇管理者的在職消費行為,公司整體治理水平的提高能夠降低稅收規避的代理成本,減少稅收規避下的管理者尋租行為。
      而從宏觀視角而言,稅收規避畢竟不利于建設規范的財稅體制,引起社會公共產品供給不足、財政赤字加劇以及公共資源配置扭曲等(Eisenhauer,2008),從而阻礙地區的經濟增長。因此,研究企業微觀特征和外部因素對稅收規避行為的影響具有重要意義,本文試圖基于上市公司的財務數據研究金融發展水平和企業的市場地位對稅收規避的影響從而進一步豐富這一部分研究文獻。本文的研究思路如下:首先,考察企業的市場地位和稅收規避的相關關系;其次,考慮到我國各地區的金融發展水平存在較大差異,本文將區分不同金融發展水平下企業的市場地位和稅收規避相關關系的差異性。本文的研究結果表明:市場地位越高的企業越傾向于進行稅收規避,而這種效應在金融發展較差的地區會更為顯著。
      二、理論分析和研究假設
      什么原因會促使企業發生普遍性的稅收規避行為呢?學術界對此問題給予了高度的關注。Lanis和Richardson(2011)指出由于稅收規避能夠降低稅負,將國家的收入轉移到企業,增加了企業的現金流,因此稅收規避在企業間普遍存在并被視作增強企業價值的行為。Frischmann(2008)研究發現股票收益率與公司披露的未確認稅收收益(UTBs)顯著正相關,說明投資者對稅收規避的成本并未過度關注。Koester(2011)的研究發現整體而言,企業的投資者對企業進行稅收規避行為持積極的態度。De Simone和 Stomberg(2012)研究表明,企業持續性的稅收規避活動會提高企業的價值。不管企業稅收規避是否真的能夠提升企業價值,企業的避稅行為與企業的微觀特征都息息相關。企業的微觀特征既決定企業是否有動機進行稅收規避,也決定其是否有能力進行稅收規避,而企業的市場地位也是重要的微觀特征。市場地位越高的企業,為了維持自身在市場上的“勢力范圍”,往往需要更多的融資。Fisman 和Raturi ( 2004)的研究表明市場地位越高的企業,哪怕通過施加威脅,比如停止供貨,也要來獲取商業信用融資,因此市場地位越高的企業會出于其融資的目的而選擇進行稅收規避。另一方面,市場地位越高的企業由于其自身實力的雄厚,可以更好地進行稅收籌劃,比如在自貿區設立分公司轉嫁利潤進行稅收規避。基于以上分析,市場地位越高的企業,其進行稅收規避的動機越高,實現能力越強,因而本文提出第1個研究假設。
      假設1:市場地位越高的企業越傾向于進行稅收規避。
      另外,我國金融行業的發展存在相對的不平衡,各地區的金融水平程度呈現出不一致(樊綱, 王小魯和朱恒鵬,2014)。在金融發展水平較高的地區,一方面,由于金融系統更加完善,金融機構實力更雄厚,企業可以獲得更多的銀行貸款,企業的融資約束較小(胡澤,夏新平和余明桂,2013);另一方面,由于銀行間競爭的加劇也使得企業能夠獲得更多融資(胡澤,夏新平和余明桂,2013)。同時,在金融發展水平較高的地區,銀行之間的激烈競爭會讓銀行更主動地去挖掘借款企業的價值,并根據這些信息進行信貸決策(胡澤,夏新平和余明桂,2013),而市場地位高的企業所具備的信息更易讓銀行同意房貸。因此,當企業處于金融發展水平較好的地區時,企業的融資約束較小,市場地位越高的企業其稅收規避動機可能降低;當企業處于金融發展水平較差的地區時,企業的融資約束較大,此時企業稅收規避的動機較大。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第2個研究假設。   假設2:相比于金融發展水平較好地區,金融發展水平較差地區的企業其市場地位與稅收規避的正向關系更為顯著。
      三、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擇
      本文以我國2008~2017年滬深A股上市公司的數據為研究樣本。考慮到金融類公司與其他公司的資本結構存在較大差異,本文剔除了金融類公司的研究樣本,另外本文還剔除了數據缺失的觀察值,共獲得研究樣本6 344個。為了減少異常值對實證結果的影響,本文對所有連續變量進行了1%的縮尾處理。本文的財務數據均來自國泰安數據庫(CSMAR)、試用稅率數據來自于萬德數據庫(Wind)。
      (二)模型設定和變量定義
      基于最小二乘法(OLS),本文設定如下模型來檢驗本文研究假設的正確性:
      模型中被解釋變量為試用稅率與實際稅率之差(ETRd),借鑒陳旭東和王雪 (2011)、李維安和徐業坤(2013),試用稅率和實際稅率之差能夠較為準確地度量企業稅收規避的大小,因此,本文在主體部分也采用這一指標作為稅收規避程度的衡量,在穩健性檢驗部分本文會采用其他稅收規避指標進行替換檢驗。
      模型中的解釋變量為市場地位(MP),借鑒張新民等(2012)的研究,本文主體部分選用企業總資產占行業總資產的比重來衡量企業的市場地位,在穩健性檢驗部分,將用赫芬達爾指數進行替換檢驗。在控制變量方面,借鑒付佳(2016,2017),本文同樣選用資產負債率(Lev)、公司規模(Size)、資產收益率(ROA)、短期借款(SBA)、長期借款(LBA)、應收賬款(REC)、現金流量比(Cfo)和企業成立年限(Age)作為模型的控制變量。表1報告了本文涉及的有關變量的定義與說明。
      (三)描述性統計
      表2報告了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ETRd的中位數為0,這說明樣本中有50%的企業的實際稅率小于試用稅率;MP的平均值為0,最大值為0.003,說明企業的資產占行業總資產的比重很小;Lev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別為1.591和0.049,說明所有A股上市企業中不同企業間的資本結構存在很大差別;Size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別為25.94和18.77,這說明在我國企業規模大小不一,存在一定差異;ROA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別為0.314和0.001,說明我國企業的資產收益率存在較大差異;SBA的最大值為0.623,最小值為0,LBA的最大值為0.404,最小值為0,這說明有的企業能獲得較多的銀行信貸,有的企業獲得的銀行信貸很少,不同企業面臨的融資約束不一致;REC的最大值為0.521,最小值為0,這說明企業給其他企業提供的商業信用融資也存在較大的差異;Cfo的最小值為-0.221,最大值為0.273,這說明有些企業自有現金流較充裕,有的企業則缺乏自有現金流,需要通過對外融資。
      (四)相關系數
      表3報告了變量間的相關系數。ETRd與MP的相關系數為0.002,且在1%的置信水平上顯著正相關,這與本文的假設1一致。Lev與ETRd顯著負相關,這說明資產負債率越高,稅收規避程度越低;Size與ETRd顯著負相關;ROA與ETRd顯著正相關,這說明企業績效越好,稅收規避程度越高;SBA與LBA均與ETRd顯著負相關,這說明企業獲得的銀行貸款越多,稅收規避動機越小。同時從其它各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及顯著性來看,它們之間均不存在高度相關性,因此,模型回歸的有效性不受來自多重共線性的干擾。
      四、實證結果分析
      (一)市場地位對稅收規避的回歸結果
      表4報告了企業的市場地位對稅收規避的回歸結果,其中,模型的被解釋變量為稅收規避(ETRd),解釋變量為市場地位(MP),分組變量為地區金融發展水平(DFin),當地區金融發展水平大于樣本中位數時認為金融發展水平較好,反之則認為較差。由表4可知在全樣本下,市場地位(MP)與稅收規避(ETRd)在1%的置信水平下顯著正相關,這與本文的假設1一致,這表明市場地位越高的企業越傾向于進行稅收規避,這是因為市場地位越高的企業為了維持自身在市場上的“勢力范圍”,往往需要更多的融資,因而出于其融資的目的而選擇進行稅收規避,另一方面,市場地位越高的企業由于其自身實力的雄厚,可以更好地進行稅收籌劃所以更有能力進行稅收規避。從控制變量來看,資產負債率(Lev)與稅收規避(ETRd)顯著負相關,這表明企業負債越多,企業稅收規避動機越小,這是因為負債本身就有抵稅作用;公司規模(Size)越高,企業稅收規避程度(ETRd)越低,這是因為在我國正規金融體系中存在著“規模歧視”,即規模越小的企業面臨的融資約束越大,規模越大的企業面臨的融資約束越小,所以規模越大的企業由于面臨的融資約束較小所以稅收規避的動機也減小;資產收益率(ROA)與稅收規避(ETRd)呈顯著正相關,這說明績效越好的企業越愿意去進行稅收規避,這可能是因為績效越好的企業要交的稅收也較多,因此從避稅中獲得的收益也較大;另外銀行的短期借款(SBA)與稅收規避(ETRd)也顯著負相關,這也說明融資約束越小,稅收規避動機越小。
      從分樣本來看,在金融發展較差的地區,市場地位與稅收規避在1%的置信水平下顯著正相關,在金融發展較差的地區,市場地位和稅收規避在10%的置信水平下顯著正相關,這說明相比于金融發展水平較好地區,金融發展水平較差地區的企業其市場地位與稅收規避的正向關系更為顯著,這與本文的假設2一致,這是因為當企業處于金融發展水平較好的地區時,企業的融資約束較小,市場地位越高的企業其稅收規避動機可能降低,而當企業處于金融發展水平較差的地區時,企業的融資約束較大,此時企業稅收規避的動機較大。
      (二)穩健性檢驗
      1.替換市場地位指標
      本文在主體部分采用資產與行業總資產的比重,但歐美國家在制定有關市場地位的文件時采用的是赫芬達爾指數來進行衡量市場地位,因此本文在穩健性檢驗部分用赫芬達爾指數作為市場地位指標進行檢驗。赫芬達爾指數用于衡量企業市場占有率,本文設定兩個指標,第一個指標MP1表示企業銷售收入占行業銷售收入的比重,第二個指標MP2表示企業營業收入占行業營業收入的比重。表5報告了替換市場地位指標后的回歸結果。由表5可知,市場地位(MP1、MP2)均與稅收規避(ETRd)顯著正相關,且這種效應只在金融發展較差的地區顯著,這表明市場地位越高的企業越傾向于進行稅收規避,同時相比于金融發展水平較好地區,金融發展水平較差地區的企業其市場地位與稅收規避的正向關系更為顯著,這與本文的假設1、假設2一致,穩健性檢驗通過。   2.替換稅收規避指標
      在本文的主體部分選用試用稅率和實際稅率之差作為衡量稅收規避的程度。在穩健性檢驗部分,借鑒Manzon et al.(2002)和Wilson(2009)的研究,選用經總資產標準化后的會稅差異(BTD)作為衡量企業稅收規避的指標,其具體計算公式為:經總資產標準化后的會稅差異BTD =(會計收益-應稅收益)/總資產,其中會計收益是指合并利潤總額,應稅收益=(所得稅費用-遞延所得稅費用)/名義稅率。借鑒劉行等(2013)的研究,中國上市企業的會稅差異與其被稅務審計部門出具的稅務審計調整額顯著正相關,這說明會稅差異已被中國稅務部門用來判斷企業是否存在稅收規避嫌疑的重要指標,從而表明這一稅收規避指標在我國具有較高的效度。總之,會稅差異BTD值越高,企業的稅收規避程度越高。表6報告了替換稅收規避指標后的回歸結果,由表6可知,市場地位(MP)與稅收規避(BTD)顯著正相關,這與本文的假設1一致;在金融發展較差的地區,市場地位(MP)與稅收規避(BTD)在5%的水平上顯著正相關,而在金融發展較好的地區,市場地位(MP)與稅收規避(BTD)不相關,這與本文的假設2一致。替換稅收規避指標后的穩健性檢驗通過。
      五、結論和啟示
      以我國2008~2017年滬深A股上市公司的數據為樣本,研究了金融發展、市場地位和稅收規避三者之間的關系。研究發現:市場地位與稅收規避程度顯著正相關,同時相比于金融發展水平較好地區,金融發展水平較差地區的企業其市場地位與稅收規避的正向關系更為顯著。
      本文的研究結果表明:市場地位越高的企業為了維持自身在市場上的“勢力范圍”,往往需要更多的融資,因而出于其融資的目的而選擇進行稅收規避,另一方面,市場地位越高的企業由于其自身實力的雄厚,可以更好地進行稅收籌劃所以更有能力進行稅收規避,因此,市場地位越高的企業越傾向于進行稅收規避;同時當企業處于金融發展水平較好的地區時,企業的融資約束較小,市場地位越高的企業其稅收規避動機可能降低,而當企業處于金融發展水平較差的地區時,企業的融資約束較大,此時企業稅收規避的動機較大,因此,相比于金融發展水平較好地區,金融發展水平較差地區的企業其市場地位與稅收規避的正向關系更為顯著。
      本文的研究貢獻在于:首先,本文從市場地位入手進行研究將進一步豐富企業微觀特征對稅收規避影響的研究文獻;其次,本文的研究表明市場地位越高的企業既有動機又有實力進行稅收規避,因而為了財稅體制的規范化,政府需要加強對市場地位較高的企業進行繳稅監督;最后,本文在進一步研究中加入地區金融發展水平,表明相比于金融發展水平較好地區,金融發展水平較差地區的企業其市場地位與稅收規避的正向關系更為顯著,因此,基于規范我國財稅體制的目的,政府也需著力提高我國地區金融發展水平,實現不同地區金融發展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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