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ource id="ygue0"><bdo id="ygue0"></bdo></source>
  • <s id="ygue0"></s>
  • 在線客服

    咨詢熱線

    中國消費問題再思考

    作者:未知

      [摘 要]居民消費是國家國民經濟發展的基本立足點與出發點,影響著國民經濟運行的模式、發展方式、發展速度與經濟結構,是至關重要的問題。文章首先闡述了新時期下重新認識消費需要把握消費與生產、分配和流通的關系;其次指出了對當前消費這駕“馬車”不能過于樂觀的原因,在此基礎上提出了適度提高消費率是經濟發展必解的重大課題;最后給出了建立擴大消費長效機制的相關建議。
      [關鍵詞]中國消費;經濟發展;長效機制;消費模式創新
      [中圖分類號]F113.4
      1 前 言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指出,“完善促進消費的體制機制,增強消費對經濟發展的基礎性作用”。這是一篇大文章。
      講消費問題,主要講居民消費,這是所有國家國民經濟發展的基本立足點與出發點,消費影響著一個國家國民經濟運行的模式、發展方式、發展速度與經濟結構,是一個重大戰略問題。
      我們講消費,不是就消費講消費,而是放進國民經濟的全局講消費;既要講促進消費的需求側,更要講保證消費的供給側;不光是講實物消費,還要講服務消費;不是講任何消費都是合理的,而是講科學消費、綠色消費;不是光講消費的一般規律,而是包括消費需求、消費能力、消費結構、消費周期、消費環境、消費熱點、消費心理等內容的一項系統工程;既涉及生產力,也涉及生產關系;既涉及政府宏觀調控,更涉及市場對資源的優化配置。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在改革開放40周年之際,對消費從認識到實踐必須有一個新的突破。
      2018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了《關于完善促進消費體制機制,進一步激發居民消費潛力的若干意見》(下稱《若干意見》),這是改革開放40年以來,也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黨中央與國務院首次就消費問題發出專項文件,站在國際與國內兩個高度,從戰略層面描繪了完善消費體制機制路線圖,提出了有關消費主要是居民消費的新理念、新思路、新模式,意義十分重大。2018年12月13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又提出“促進形成強大國內市場”,成為2019年中國經濟的七項重點工作之一。
      2 重新認識消費需要把握的三種關系
      正確認識國民經濟中消費與生產、分配、流通的關系。
      2.1 消費與生產
      馬克思認為:“一定的生產決定一定的消費、分配、交換和這些不同要素相互間的一定關系。”(《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7頁,1979年人民出版社)生產是人類利用和改造自然從而創造物質財富的經濟活動,是社會再生產的首要環節。如果沒有生產要素及其創造的物質財富,后續的分配、消費及交換要素就會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生產的發展與規模決定和影響著分配水平,影響著流通與消費的發展與規模。這里的生產,包涵工業生產、農業生產、服務業生產和勞動力生產。
      但生產的目的是什么?一是國家富裕;二是人民幸福,歸根結底,是為了滿足人民大眾日益增長的物質與精神需求。也就是說,生產的終點是為了滿足消費,通過分配與流通來實現消費。反過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已從生產者主權時代走進消費者主權時代,消費通過流通決定著生產。生產如果與滿足社會需要相脫節,生產就會衰退和死亡。
      2.2 消費與分配
      分配在社會再生產中,是聯結生產與消費的中間環節。分配主要確定社會各成員對社會產品占有的份額和比例,交換則是社會成員在其對社會產品占有份額之內換到所需的其他產品。在生產與消費之間,分配和流通這兩個互相聯系又相互區別的范疇相互作用,共同推動著社會再生產的正常運轉。
      在社會再生產中,除初次分配外,還要進行多次再分配。在一定的分配原則下,社會總產品的再分配就會產生生產積累與居民分配比例。這樣,積累決定著生產的總供給能力及供給結構;而居民分配決定著消費需求的總量和結構。至于初次分配與再分配是否合理,對生產、流通與消費都會產生巨大影響。
      但分配的目的是什么?同樣是為了消費,一是生產性消費;二是生活性消費。我們講,中國是一個內需型國家,經濟增長的拉動主要靠最終消費(居民消費與政府消費)與投資拉動。消費方式與消費結構影響并制約著分配方式與分配結構。
      2.3 消費與流通
      馬克思認為,流通“是生產和由生產決定的分配同消費之間的媒介要素”(《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6頁,1979年人民出版社)。所有商品只有通過流通環節,才能實現商品的價值與使用價值,才能實現財富分配,達到最終消費,滿足生產建設與人民生活的需求。在一般情況下,流通的數量、方式、速度影響著消費數量、方式與速度。但反過來,隨著經濟全球化與個性化消費時代的到來,消費主導著流通數量、流通方式、流通速度。
      消費對國民經濟發展的作用,我們可以歸納為以下五個方面。
      第一,在生產與再生產過程中的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四大關系中,消費是生產、分配、流通的目的。所以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手稿中寫道:“商品只要最終退出流通,不論在生產活動中或在本來意義的消費中被消費,它就在某一個點上被拋出流通,完成自己最后的使命。”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50頁,1979年人民出版社)消費的規模、結構與速度制約著生產與流通的規模、結構和速度。消費實現是整個社會再生產運行的一個最終目標,是影響整個社會經濟運行狀況的一個決定性因素。
      第二,在拉動國內生產總值的三駕馬車中,消費的貢獻率最大。國民經濟的發展要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消費需求必然成為影響經濟發展的主要因素,成為拉動經濟發展最基本的、最長久的動力。改革開放40年來,消費需求(最終消費支出)是第一拉動力的有28年,投資需求(資本形成總額)是第一拉動力的有12年,就是一個明證。這也充分說明,中國是一個內需增長型國家,今后要牢牢把握這一紅線。
      第三,消費結構的變化引導著產業結構、產品結構及投資結構的變化。計劃經濟體制下,一是產品短缺,二是投資饑渴,生產什么就流通什么,消費什么。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特別是居民生活水平全面實現小康,恩格爾系數發生重大變化,加上個性化、體驗式、品牌化消費的興起,進入需求拉動時代,要求需要什么就生產什么,流通什么。另外,隨著城鎮化、農村振興、“一帶一路”、自貿區建設、長江經濟帶、西部大開發、東北振興等重大戰略與倡議的推進,帶來了大量的生產性消費,決定著生產性產業的發展與調整。   第四,社會生產的目的,特別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完全是為了滿足居民日益增長的物質與文化生活的需要。居民消費水平的提高始終是我們共產黨人永恒的主題,也是實現和諧社會的根本途徑。居民消費是指勞動力生產與再生產過程中的生活資料消費,是千家萬戶的微觀消費活動的總稱,居民消費一般可劃分為基本性消費(或叫生存性消費)、享受性消費與發展性消費。所謂基本性消費,就是為滿足人生存的基本必需品消費。居民生活水平處于貧困與溫飽階段,一般以基本性消費為主;居民生活水平進入小康階段,隨著生產力的不斷發展,各種享受性、發展性商品與服務品不斷增多,實現消費升級;居民生活水平進入富裕階段,以享受性、發展性消費為主,中國從總體上已進入小康階段,但由于城鄉差別、地區差別、群體差別,基本性消費、享受性消費與發展性消費是各不相同的。
      第五,消費是國民經濟運行的晴雨表。PMI(采購經理指數)、CPI(居民消費價格指數)、PPI(產品出廠價格指數)、恩格爾系數、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等,反映著社會不同方面的供求關系,有效供給與有效需求,更反映投資與消費的比例,反映產業結構與產品結構,消費也反映了市場經濟的總體,即商品市場與要素市場的成熟度。更反映改革開放以來,居民取得的實惠,從中去發現與解決一些深層次矛盾,有利于改革與發展的順利推進。
      生產、分配、流通與消費構成了國民經濟總體,缺一不可,且要協調發展,但在改革開放的40年中,我們比較重視生產,分配、流通、消費的改革相對滯后。所以在分配、流通與消費領域,積累了不少深層次矛盾,這個問題不解決,將影響中國社會與經濟的后續發展。
      3 對當前消費這駕“馬車”不能過于樂觀
      2017年消費對國民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已達到58.8%,2018年上半年已達到78.5 %,許多人喜形于色,認為消費拉動在中國已形成常態,且拉動力度很大、很強勁,接近于發達國家水平。筆者并不這樣看,一定要實事求是,客觀分析。
      第一,改革開放40年中,消費體制的改革滯后,消費政策不穩定,消費環境不優,對如何形成消費長效機制研究不夠,且沒有形成共識。正如《若干意見》指出的那樣,“近年來,我國在擴大消費規模、提高消費水平、改善消費結構等方面取得了顯著成績,但也要看到,當前制約消費擴大和升級的體制機制障礙仍然突出。重點領域消費市場還不能有效滿足城鄉居民多層次多樣化消費需求,監管體制尚不適應消費新業態新模式的迅速發展,質量和標準體系仍滯后于消費提質擴容需要,信用體系和消費者權益保護機制還未能有效發揮作用,消費政策體系尚難以有效支撐居民消費能力提升和預期改善”。
      第二,消費拉動的貢獻率大是在投資減速與出口緩增的前提下取得的。從2009—2017年,資本形成總額的貢獻率從86.5%逐年下降至32.1%,貨物與服務凈出口的貢獻率從-42.6%恢復增長到9.1%,這種消費的高貢獻率是在一個特定階段形成的。比如,1990年,消費對我國GDP的貢獻率達到91.7%,這是因為當年投資增速大幅下降,對GDP的貢獻率為-74.6%;1999年,消費對我國GDP的貢獻率達到88.1%,這又與亞洲金融危機導致投資增速下行和出口負增長有關;2011年,消費對我國GDP的貢獻率達到61.9%,是與應對全球金融危機4萬億公共投資的刺激政策結束有關。從總體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投資率在國際上是高的,據世界銀行統計,2011—2015年,全球126個國家,資本形成對GDP的平均貢獻為22.2%,中國要高出兩倍。
      第三,一定要高度關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速度逐年下降這一現實。根據國家統計局統計,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幅度從2008年的22.7%下降到2017年的10.2%,從2010年開始逐年下降。2018年上半年跌破10%,只有9.4%。有人說,這與消費升級有關,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反映的是實物消費,沒有反映服務消費,老百姓提升了服務消費水平,這也是事實,因為中國的恩格爾系數已從1978年的57.5%下降至2017年的29.3%,服務消費占居民消費支出的比例已超過40%。但中國還沒有全面實現小康,人均GDP還不到一萬美元,“土豆效應”仍然十分明顯,這種現象的出現不能不引起反思。有人還常常用網購的火爆來說明中國消費的強勁,但這是互聯網時代催生的零售革命,讓人們去享受個性化體驗式消費,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消費,實現了消費升級,但中國的實際并未促使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快速增長,是由一種新型的購物方式取代了傳統的購物方式。
      第四,根據西方經濟學理論,影響與決定消費的因素很多,如凱恩斯的絕對收入消費理論,認為居民消費取決于現期的、絕對的收入,消費與收入之間有穩定的函數關系。杜森貝里的相對收入消費理論,認為消費取決于相對收入水平與本人歷史上最高的收入水平。莫迪里安尼的生命周期消費理論,認為人們是根據其預期壽命來安排收入用于消費和儲蓄比例。弗里德曼的永久收入消費理論,認為消費是由可以預期到的長期收入決定的等。這些理論在正常的市場經濟條件下是適用的,但每個國家國情不同,經常出現某種社會與經濟現象,必須實事求是地加以分析。
      影響中國消費的因素很多,如由于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不盡合理,特別是勞動報酬占比不高,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較大,社會保障體系不完善,投資與消費結構不平衡,消費體制性約束仍較嚴重,消費率在相當一段時間持續走低,最終消費中居民消費占GDP的比重和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還不盡理想,消費問題已成為推進經濟體制改革和發展方式轉變的一個重要瓶頸。
      筆者認為,1998年實行住房體制改革,特別是2003年以來,房價過快上漲,打亂了中國的消費總格局,扭曲了中國的消費市場,出現了嚴重的消費擠出效應。2009年4月9日,筆者參加國家發改委關于應對全球金融危機的座談會上指出,“目前中國低工資下的高房價,完全違背了社會主義按勞分配的原則,住房是人們的生活必需品,而不是奢侈品,我認為在目前價位上,壓掉20%~30%的價格是完全可以實現的,告別房地產的暴利時代,這樣才叫回歸理性。”   根據國家統計局統計,2004—2016年,中國住宅商品房平均價從2778元/平方米上升到7476元/平方米,12年上漲了2.69倍。但根據清華大學恒隆房地產中心統計,2004—2016年,全國房價上漲了6.37倍,年均上漲16.68%,遠遠超出國民經濟收入增長速度。大量資金吸納到房地產業,一方面帶動了相關產業如鋼鐵、煤炭、水泥、玻璃、建材等產業發展,支撐了中國經濟的中高速發展,房地產業成為國民經濟支柱產業;另一方面也極大改善了城鄉居民的居住條件,但宏觀上雖然滿足了一部分產業發展的局部均衡,卻扼制了另一部分產業特別是制造業的一般均衡,不利于中國經濟的長遠發展,特別是由于宏觀政策失調,形成了高房價格局,這種經濟泡沫既影響穩增長,又影響惠民生。
      這幾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下滑與高房價對消費的擠出效應有絕對的關系,所以,不能妥當解決這一問題,講促進消費的長效機制為時過早,對消費的貢獻率不能過于樂觀。
      4 適度提高消費率是經濟發展必解的重大課題
      根據國際經驗,各個國家消費率都隨收入水平提高呈下降趨勢,但一般都不會降至70%以下,素以高儲蓄率聞名的東亞國家消費率最低時也在65%以上。
      經濟學家H·錢納里研究表明,在人均國內生產總值1000美元左右時,世界各國居民消費率占GDP的份額一般為61%,1997年我國人均GDP接近1000美元,但居民消費率僅為45.8%,比國際平均水平低16個百分點。
      根據國家統計局統計,最終消費率特別是居民消費率雖有小的波動,但基本上是逐年下降,在全世界都是不多見的,消費作為最終需求直接關系到社會成員的福利水平,過低的消費率顯然不符合社會經濟發展的終極目標,也不符合社會主義的基本準則。“十八大”以來,最終消費率特別是居民消費率有所提升,但也不明顯。“十三五”或更長一段時間,把最終消費率提高到65%以上,居民消費率提高到50%左右是我們應該追求的目標。
      一般來說,在發達市場經濟國家,消費需求和GDP以大致相同的比率增長,但在短期的經濟周期中,消費需求的波動小于GDP的波動,消費需求的增長較為穩定,即最終消費增長率與GDP增長率之比在經濟擴張時小于1,在經濟收縮時大于1。
      及時把握國民經濟發展格局中居民消費需求變動趨勢,研究居民消費總量與結構變化對國民經濟發展的影響,制定符合我國現階段國情客觀需要的居民消費政策,對于提高我國經濟增長速度和質量都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提高居民消費率要處理好以下四個關系。
      4.1 消費率與投資率的關系
      國際經驗表明,投資與消費結構的變化和經濟發展階段有關。通常隨著經濟較低水平向較高水平階段推進,消費率將呈現先降后升的U型趨勢,而投資率則呈現先升后降的倒U型趨勢。其中當經濟體處于中等收入階段時,投資率較高,消費率較低,期望值分別在30%左右和70%左右。我國目前所處的經濟發展階段仍處于投資率較高階段。
      在某種意義上講,是高投資率支撐了中國的經濟增長。在一定時期,特別是工業化、城鎮化中后期,為了促進經濟的增長,高投資率是必要的,也是許多國家成功的經驗,但不可能持久,不可能形成經濟發展的良性循環。
      4.2 城鎮居民消費與農村居民消費的關系
      農民消費水平低是影響中國消費率的重要原因。消費是收入的函數,城鄉消費差距是城鄉收入分配差距的反映。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民家庭人均純收入1978年差2.57倍,2001年差2.89倍,到2010年差3.22倍,2015年下降為2.92倍。
      在二元經濟結構的條件下,城鄉收入差距屬于自然性差距,不可能完全一樣。但如何加快自然性差距的縮小以及防止非自然性差距的擴大是一個十分重大的問題。這幾年,國家加大了農村振興與精準扶貧力度,農民收入明顯加快,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增速快于城市,農村消費有很大發展空間。
      除了城鄉收入的差距影響農村消費以外,農村消費環境改善、消費觀念的轉變、消費政策的調整、消費熱點的培育也十分重要,在某些地區,可能是制約農村消費的關鍵因素,比如農村電子商務的發展極大地促進了消費。
      4.3 消費需求與進出口貿易的關系
      擴大消費需求必須以國內供應能力作基礎,但任何一個國家不可能完全靠自己的力量來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與文化生活的需要,這就需要國家之間的商品貿易與服務貿易,以求得國家總體上的總供給與總需求的相對平衡。
      一個外向型為主的國家,消費率的提高主要靠進出口貿易來保證。但中國作為一個經濟大國,商品與服務品進口只能是國內總供給的一個補充。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對出口的依存度過高,或一個國家的消費對進口的依存度過高,等于把國家經濟發展的調控權交給了國際市場,而國際市場由于種種原因,千變萬化,因此只有走內需主導型增長道路,才能掌控經濟發展的主動權。
      4.4 即期消費與儲蓄的關系
      收入水平是制約貨幣投向的關鍵因素。收入低時,貨幣主要用于消費,所以消費傾向越高。收入高時,貨幣以投資、儲蓄為主,所以消費傾向越低。中國雖然收入水平不高,但儲蓄率一直比較高,由于種種原因,居民往往把即期消費的貨幣用于儲蓄,確保孩子未來上學、醫療和養老消費。后來國家允許財產性收入,居民把一部分資金用于炒股、投資房產,影響了消費也影響了儲蓄。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儲蓄率波動較大,2017年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余額增幅創歷史最低點,為9.0%。從一個側面反映收入分配不盡合理、高商品房價格對居民的消費潛力的制約。
      5 建立擴大消費的長效機制
      在中國,如何建立消費的長效機制,筆者曾提出要“十路并進”,即:一是改革消費體制,二是調整消費政策,三是改變消費觀念,四是提升消費能力,五是夯實消費供給,六是創新消費業態,七是改善消費環境,八是順應消費周期,九是抓準消費熱點,十是尊重消費規律。   這些都是從消費本身來加以論述,但影響消費的范圍更廣,涉及消費與生產、分配、流通的關系,涉及貧富差別的基尼系數,涉及人口結構,涉及社會安全保障體系,涉及進出口貿易,涉及消費與投資、消費與儲蓄的關系,涉及貨幣政策,也涉及科技進步等。筆者想重點論述以下幾點。
      5.1 實現供求關系新的動態均衡,在供給側與需求側兩端發力
      2016年12月14—16日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我國經濟運行面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雖然有周期性、總量性因素,但根源是重大結構性失衡,導致經濟循環不暢,必須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上想辦法,努力實現供求關系新的動態均衡。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最終目的是滿足需求,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給質量,根本途徑是深化改革。最終目的是滿足需求,就是要深入研究市場變化,理解現實需求和潛在需求,在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中更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給質量,就是要減少無效供給、擴大有效供給,著力提升整個供給體系質量,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結構的適應性根本途徑是深化改革,就是要完善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體制機制,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打破壟斷,健全要素市場,使價格機制真正引導資源配置。要加強激勵、鼓勵創新,增強微觀主體內生動力,提高盈利能力,提高勞動生產率。
      講到供給側改革,必然要提到西方經濟學中的凱恩斯主義與供給學派。20世紀70年代,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發生嚴重經濟“滯脹”與物價通脹,凱恩斯主義政策失效,凱恩斯主義主張經濟發展的需求拉動,實施政府干預,加大投資,赤字財政,福利保障,溫和通脹,充分就業,但這種在需求不足時擴張,需求過多時緊縮的需求管理政策已嚴重阻礙了經濟的發展。在這一背景下,供應學派應運而生,供應學派從供應入手,以經濟主體為重點,以“供給能自動創造需求”的薩伊定律為基準,主張通過改善與刺激供給來給經濟發展注入新的活力。他們認為,“放松管制,市場調節,減稅減負,創新驅動,有效供給”才是唯一出路;經濟增長決定于生產要素的合理供給及有效利用,經濟發展的標志是供給的水平和能力,光在需求和分配上做文章是遠遠不夠的。美國里根總統時期就采納了供應學派理論,渡過了經濟滯脹的鬼門關。
      不管是西方經濟學還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供求規律是市場經濟的基本規律,供給與需求是經濟杠桿的兩端,政府在某些情況下通過擴大需求來拉動經濟增長,在某些情況下通過增加供給來拉動經濟增長,這是每個市場經濟國家的必然選擇,也是我囯經濟發展的必由之路,關鍵在于對經濟形勢的判斷與出手時機的把握。
      供給的核心本質上就是一個生產函數,是為生產企業提供資金、土地、勞動力、服務、管理、技術等要素,確保為需求方的供給,但實際情況是不少生產企業不能提供有效供給,成了“僵尸企業”,卻占用了大量公共資源,造成資源錯配,而使許多能提供有效供給的生產企業滿足不了或是短缺生產要素,造成供給側的結構性矛盾,使整個國民經濟運行陷入高成本與低效率的惡行循環。
      所以,從國民經濟全局看,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非常及時,也非常重要。要進一步推動行政制度性改革,給企業營造更加寬松的環境,調整與改善要素配置,讓人口與勞動、土地和資源、資本和金融、技術和創新、制度和管理一起發力,放松供給約束,解除供給抑制,提高供給效率,降低供給成本,特別是解決高稅收成本、高融資成本、高行政成本約束,通過刺激新供給,創造新需求。
      如果說,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點是解決供給側的短板問題,包括商品供給、服務供給與政府公共服務供給,那么《若干意見》重點是解決需求側的短板問題,包括改革與完善消費體制機制、培育消費熱點、優化消費環境等。兩端同時發力,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5.2 讓老百姓有錢花,確立收入分配合理化體制機制
      收入是消費的函數,收入水平的提高是消費水平提高的物質基礎。中國貧富差距過大,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根據國家統計局的統計方法,把中國人分成三級五等,即低收入戶占20%,中等收入戶占60%(其中中等偏下、中等收入與中等偏上各占20%),高收入戶占20%。2017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為5958.4元、23628.3元和64934.0元,其差異比為1∶3.96∶10.9。也就是說相差11倍。
      但根據有關部門研究,情況要比這一統計嚴重得多,按國家統計局發布的基尼系數(國際上通行來衡量一個國家人均收入分布不均衡程度的指數,介于0~1,基尼系數越大,收入分配越不公平,0.4是貧富差距的警戒線),改革開放前由于絕對平均主義,基尼系數為0.16,1994年超過0.4,進入21世紀,2001—2013年一直沒有低于0.47。從2014年開始下降為0.46。但許多的民間研究機構都認為,中國的基尼系數早已超過0.5,貧富差距如不采取必要措施,有可能進一步拉大。
      改革開放以來,國家提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政府希望每一個社會個體都發家致富,因此不想干預財富的分配。然而,在閉環系統里,不可能人人致富,一些個體的成功往往會抑制另一些個體的成功,這必然拉大貧富差距。在一個市場經濟的社會中,有貧富差距是絕對的,共同富裕是相對的,我們追求的是貧富差距不要過大的相對公平。
      在當今世界,國家財富調節都是縮小貧富差距,這是擴大消費的關鍵一環。資本主義國家的做法是擴大中產階層的比例,對富人實施高稅調節,完善醫療、養老、生育、教育等社會保險體系。因此,提高社會福利水平、縮小貧富差距對中國來說已刻不容緩。
      2018年8月,《財經》雜志有人提出,“留住富人的錢是拉動消費的關鍵”,筆者不能贊同。根據一般規律,消費隨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但收入達到一定高度,收入與消費有可能逆向移動。
      按消費規律,人們收入水平的增長并不能與消費水平的增長畫等號。也就是說,人們的消費行為主要取決于凈收入,一般的情況下,消費將隨收入的增減而增減,但隨著收入的增長,往往會出現消費的增加量會小于收入的增加量,特別是高收入人群特別明顯。目前,中國形成了高收入群體消費意愿不足和低收入群體支付能力不足同時并存的局面。   5.3 讓老百姓能消費、想消費、敢消費,優化消費環境,提升消費結構,創新消費模式,實現消費升級
      《若干意見》用很大篇幅論述了關于完善促進消費體制機制,進一步激發居民消費潛力的四項基本原則,構建更加成熟的消費細分市場,壯大消費新增長點的四大戰略重點和十一項政策配套措施,非常具體。關鍵在于如何貫徹落實。筆者認為重點是正確處理好以下五大關系。
      5.3.1 市場主導與政府監管的關系
      在消費領域,政府應該管什么,不該管什么,更多的讓市場去優化配置資源。政府要調控供需的動態平衡,穩定物價;要明確消費體制與消費政策;要創造與改善消費環境,特別是信用體系與標準體系;要弘揚科學的消費文化;加強消費市場監管,保護消費者合法權益。
      新中國成立以來,根據當時的經濟發展水平,我國實行了“低消費”的總體制,從而制定了具體的、以主要消費品配給制為主的消費政策。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實行過鼓勵消費的政策,也實行過抑制消費的政策,如何兼顧生產與生活,積累與消費始終是經濟生活中的一個大問題。但從總體講是以鼓勵消費為主,特別是應對亞洲金融危機與全球金融危機,我國采取了前所未有的鼓勵消費政策,運用行政、經濟、法律手段綜合治理,取得了明顯的成效。這次《若干意見》明確指出,“實行鼓勵和引導居民消費的政策”。筆者認為,通過調整消費政策,促進居民消費,中國已具備條件,關鍵是調整要得當,要果斷,不要滿足于一些短期行為,做表面文章。
      消費環境是一個綜合概念,包括消費業態、消費外部條件、網點布局、誠信體系、通脹與通縮等。消費業態要適應不同消費群體的需求。消費外部條件,這對農村尤其重要,特別是路、水、電、氣。每個城市要有中心商業區、區商業中心區,更重要的要建社區便利店與社區服務網。信用缺失是中國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最大敗筆,假冒偽劣商品、虛假廣告、假鈔、欺詐、霸王條款……使消費者權益受到嚴重侵犯。誠信體系的缺失,也就是說消費不完全是安全的。通脹與通縮對消費都會產生影響,通脹與通縮一般是由供求不平衡與貨幣供應量不均衡造成的,供不應求會造成通脹,產能過剩會造成通縮。長時間通脹對消費者會產生一種恐慌心理,使消費指數下降。長時間通縮,會使消費者產生進一步降價的預期,消費指數同樣會下降。
      歷史經驗表明,居民消費必須控制在與經濟發展相適應的合適水平。消費增長過高,將會出現經濟過熱和家庭債務的過快上升,不利于經濟的持續增長。但如果消費停滯,甚至負增長,則會導致國內消費需求不足,投資需求冷淡,同樣對經濟發展不利。
      5.3.2 實物消費與服務消費的關系
      居民消費由一般消費品向耐用消費品、再向服務消費品漸次升級,消費具有明顯的階段性。產業結構往往跟隨消費結構的升級而升級。改革開放以來,20世紀80年代的輕紡工業、90年代的家電工業,到2000年以來的汽車工業和房地產業,正是居民消費升級的結果。一產、二產、三產如何根據居民消費需求提供保質保量的商品與服務品,是進一步促進消費的物質基礎。中國從1978年以來,經過三次明顯的消費升級,說明消費有一定的周期性,在每一個消費周期內,都會產生一些消費熱點。
      在中國式消費中,有兩種現象特別引人關注,一是恩格爾系數快速下降,也就是說生存性的實物性消費支出在下降,各種服務消費支出在上升,所以在《若干意見》中,突出了服務消費潛力的挖掘,這是一個大方向。主要是大健康產業、教育產業、信息產業、物流產業、文化產業、金融產業、旅游產業、養老產業、家政產業等。另一個是老百姓的消費隨收入水準的不斷提高,區分為基本性消費、享受性消費與發展性消費,中國人均GDP還不到一萬美元,但享受性消費與發展性消費增長很快,比如美容業,包括化妝品生產與美容、美甲等服務業,現在有3000萬人就業,到2020年產值超萬億。為了增加知識量,各種培訓班熱火朝天等。
      5.3.3 生活性消費與生產性消費的關系
      中國是一個內需拉動型國家。內需拉動主要靠最終消費,特別是居民消費。但絕對不能忽視生產性消費,因為只有通過生產性消費,才能滿足工業生產與基本建設的需要,從2010年開始,中國已成為全球最大的工業生產國,占全球制造業的19.8%,2016年制造業總值已占全球的25.5%。工業品中,有生活資料工業品,還有大量的原材料與大宗商品,除部分出口外,要靠國內需求,這種需求來自兩個方向,一是基本建設投資;二是工業生產與再生產。我們主張正確處理消費率與投資率的關系,并不主張投資率降得越低越好,中國處于工業化中后期,城鎮化發展期,農村振興推進期,在一定時段內投資率適度高一些是可以理解的。工業品生產大部分與居民生活消費有關,是保障居民消費的物質基礎。無論投資率還是生產率,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要正確處理國有資本與民營資本的關系,充分調動民營資本的積極性。
      5.3.4 消費升級與消費文化的關系
      2018年5月26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政治局第41次集體學習時指出,要倡導推廣綠色消費,形成節約適度、綠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消費模式。《若干意見》提出,“積極培育健康理性的消費理念,大力宣傳倡導豐儉有度、雅俗兼容的消費文化”。我們提出鼓勵消費,促進消費,消費升級,并不是講一切消費都是合理的,要反對鋪張浪費,反對違規消費,提倡勤儉節約,提倡綠色消費。培育中國特色的消費文化是提升中華民族素質尤為重要的一環。
      5.3.5 消費熱點與消費模式創新的關系
      《若干意見》提出了不少消費熱點與激發居民消費潛力的重點領域,但各種消費都離不開消費載體,即用什么方式消費與在哪里消費,特別是互聯網時代的到來,改變了傳統的生產方式與生活方式,線上線下互動,實體與虛擬并存。供應鏈改變了生產與生活的組織方式與商業運作模式,優勢互補,合作共贏。所以,不斷創新消費模式十分重要,例如:人工智能商場、網上購物、跨境電商、消費金融、租賃市場、個性化設計、體驗式消費、智慧家庭、特色街與特色鎮、共享經濟等。
      6 結 語
      綜上所述,在世界復雜多變,特別是美國政府發動全球性貿易大戰,世界經濟下行壓力進一步加大,中國經濟正從速度型向質量型轉變的關鍵時刻,黨中央、國務院發出關于完善促進消費體制機制,進一步激發居民消費潛力的若干意見,深謀遠慮,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與深遠的歷史意義。培育國內市場,挖掘內需潛力,進一步擴大消費,也將成為2019年經濟工作的重中之重。
      參考文獻:
      [1]2018中國統計摘要[M].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18 .
      [2]國家發改委. 中國消費情況[R].北京:國家發改委,2018.
      [3]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釋放內需的巨大增長潛力[N]. 經濟參考報,2018-08-22.
      [4]陳斌開.房價過快上漲無益于推動經濟增長[N].經濟參考報,2018-08-22.
      [5]丁俊發. 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流通業的先導性及物流業的戰略性[J].全球化,2017(4).
      [6]丁俊發.促進消費與流通渠道建設的幾個問題[J].中國流通經濟,2012(2).
      [7]丁俊發.關于中國消費的幾個問題[J].中國市場,2010(29).
      [作者簡介]丁俊發,原國家內貿部黨組成員、總經濟師,中國物流與采購聯合會原常務副會長,中國海事仲裁委員會副主任,中國流通G30成員,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研究員。
    轉載注明來源:http://www.361tx.com/3/view-14718156.htm

    ?
    天天啪啪,天天啪一啪,天天啪影院,啪啪在线影院免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