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b id="3tl53"><noframes id="3tl53"><progress id="3tl53"></progress>
<listing id="3tl53"></listing>

<nobr id="3tl53"><progress id="3tl53"><sub id="3tl53"></sub></progress></nobr>

    <dfn id="3tl53"><nobr id="3tl53"><font id="3tl53"></font></nobr></dfn>

      <sub id="3tl53"></sub>
      在線客服

      咨詢熱線

      范成大幕府詩歌創作與詩壇中興

      作者:未知

        內容提要 范成大既為“中興四家”之一,亦于政治頗有才干,四任帥守,開府地方。與“中興之治”和“中興之詩”時代淵源相關,文人進入幕府,并在幕府體制內交游創作。幕府涵養出與唐代、甚至北宋不同的幕府詩歌創作生態;促進范成大、陸游等文人的成長并使其緊密關聯,在詩壇中興進程中起到重要推動作用。
        關鍵詞 范成大幕府 創作生態 陸游 “中興”
        〔中圖分類號〕I206.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47-662X(2019)05-0077-11
         范成大既是南宋中興時期重要詩人,又是孝宗年間政壇上的重要人物,曾幾任地方最高長官,帥守一方,開府辟僚。故以范成大為中心,以其四方開府的政治背景為依托,形成了一定的詩歌創作生態。本文通過考察范成大幕府詩歌創作及其交游情況,揭示范幕詩歌創作生態特征,探尋其對詩歌創作及其在詩壇中興進程的作用與意義。
        一、文人集聚:范成大四方開府
        1.范成大幕府經歷
        范成大(1126-1193),字至能,①早號此山居士,后改石湖居士,江蘇吳縣人。紹興二十四年(1154),中張孝祥同榜進士,時年29歲,30歲入仕途,先后任著作佐郎、吏部郎官、禮部員外郎兼崇政殿說書、中書舍人、敷文閣待制、四川制置使、吏部尚書、參知政事,并曾知處州、靜江府等。范成大不僅位列“中興四家”之一,亦頗有政治才干,周汝昌認為其一生大致可分五個時期,②外任鎮帥一階段,可謂之政治高峰。
        乾道七年(1171),范成大得廣西帥命,以集英殿修撰知靜江府、廣西經略安撫使。③廣南西路經略安撫使帥守一方,兼馬步軍都總管、知靜江府,領靜江、慶遠二府,容、邕等二十州,南寧、萬安、吉陽三軍。④周去非《嶺外代答》曰:“帥府既內兼西南數十州之重,外鎮夷蠻幾數百族,事權不得不重矣。”⑤廣西經略安撫使,為
        廣西地區最高行政、軍政長官,政治、軍事權責重大。
        淳熙二年(1175),范成大拜蜀帥命,六月抵成都,任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據《建炎以來朝野雜記》:“自修兵后,獨成都守臣帶四川安撫制置使,掌節制御前兵馬,官員升改放散、類省試舉人、銓量郡守,舉辟邊州守二……”④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11,徐規點校,中華書局,2000年,第220頁。四川地區各都統治所率領的屯駐大軍以及其他正規軍均受制置使節制。范成大權兼四道、節制全蜀,為其第二次開府。直至四年(1177)二月,以新知荊南府胡元質為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替范成大任,《宋史》卷34,孝宗二,中華書局,1977年, 第663頁。范成大離任四川。
        淳熙七年于北山《范成大年譜》:原誤六年,今據《宋史》《朝野雜記》改七年。(1180)二月,范成大起知明州(治所在今浙江寧波),兼沿海制置使。沿海制置使一職,主要在肅清海道,節制水軍。④這是范成大第三次開府,但時間較短。
        淳熙八年(1181)三月,改知建康府(治所在今南京)、兼行宮留守,帥江東。江南東路安撫使,兼馬步軍都總管,為江東地區最高行政、軍政長官。吳廷燮:《南宋制撫年表》,中華書局,1984年,第433頁。淳熙十年(1183),范成大以病力求放歸,五上章求閑,最終提舉臨安洞霄宮。這是其第四次開府。
        2.范公幕府文人考略
        外任鎮帥階段,范成大曾官拜參知政事;淳熙五年(1178)四月,范成大拜參知政事,兼權監修國史、日歷,后為言官以私憾論劾。又幾任地方最高長官,并開府辟僚,政績顯赫。不同開府時間、地點,范公周圍均聚集了一眾幕僚,具體情況如下表:
        此山居士,后改石湖居士,江蘇吳縣人。紹興二十四年(1154),中張孝祥同榜進士,時年29歲,30歲入仕途,先后任著作佐郎、吏部郎官、禮部員外郎兼崇政殿說書、中書舍人、敷文閣待制、四川制置使、吏部尚書、參知政事,并曾知處州、靜江府等。范成大不僅位列“中興四家”之一,亦頗有政治才干,周汝昌認為其一生大致可分五個時期,②外任鎮帥一階段,可謂之政治高峰。
        乾道七年(1171),范成大得廣西帥命,以集英殿修撰知靜江府、廣西經略安撫使。③廣南西路經略安撫使帥守一方,兼馬步軍都總管、知靜江府,領靜江、慶遠二府,容、邕等二十州,南寧、萬安、吉陽三軍。④周去非《嶺外代答》曰:“帥府既內兼西南數十州之重,外鎮夷蠻幾數百族,事權不得不重矣。”⑤廣西經略安撫使,為
        囿于材料所限,范公幕府僚屬不可全部確考,但仍可見其幕府多文人,并與當時文士交往甚密。
        陳符,字仲思,為范成大廣西經略安撫使僚屬。與張栻、張孝祥多往來。其入桂帥幕前,居湘中。張栻有詩《陪舍人兄過陳仲思溪亭深有買山卜鄰之意舍人兄預以顓壑見名因成古》,張孝祥和其詩,題中云“陳仲思以太夫人髙年,奉祠便養,卜居城東茅屋數間,淡如也。移花、種竹,山林丘壑之勝,湘中所無食不足而樂有,余謂古之隱君子,若仲思者非耶。”以太夫人年高,奉祠便養而卜居東城,其家世或在湘中,又張栻詩《送陳仲思參佐廣右幕府》:“舊說桂林好,君今幕府游。”可推測,陳符或為湘中人。
        郭見義,字季勇,河南人,紹興二十四年進士。乾道元年(1165),任南安軍學教授。后為范成大桂林幕主管機宜文字。知峽州、光化軍。與范成大有唱和。
        游次公,字子明,號西池,建安(今福建建甌)人。據《宋詩紀事》載:“范石湖帥桂林日,參內幕。有唱酬詩卷。”厲鶚:《宋詩紀事》卷57,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437頁。孝宗乾道九年(1173),入范成大廣西帥幕。詩詞皆工,與王質、趙蕃、范成大等有詩歌往來。
        范成大離桂赴蜀帥時,有詩《陳仲思、陳席珍、李靜翁、周直夫、周直夫《嶺外代答序》稱:“仆試尉桂林,分敎寧越。”又范成大送其詩題稱“周直夫教授”,或可知,周去非雖與范公過從甚多,但并非為其幕府僚屬。鄭夢授追路過大通,相送至羅江分袂,留詩為別》:“嗟我與五君,曩如棲鳥聚。偶投一林宿,飄搖共風雨。”其中據“一林宿”“共風雨”可以猜測,陳仲思、陳席珍、李靜翁、鄭夢授為其幕僚,惜事跡多不可考。   陸游,字務觀,號放翁,越州山陰(今紹興)人。淳熙元年(1174)除夕,陸游得制置司檄,除朝奉郎成都府路安撫司參議官兼四川制置使司參議官。淳熙二年(1175)六月,知成都府權四川制置使范成大到任,陸游入其幕下。《宋史》載:“范成大帥蜀,游為參議官,以文字交,不拘禮法,人譏其頹放,因自號放翁。”《宋史》卷395,列傳第194,中華書局,1977年,第12057頁。陸游在范成大幕府期間,二人寫下諸多詩作。
        簡世杰(1126-1192),字伯俊,《吳船錄》言世杰字伯雋,其余《江西通志》《廣西通志》《大清一統志》《萬姓統譜》《粵西詩載》均載其字伯俊,又范成大有詩《留簡伯俊》,因此伯雋、以及《全蜀藝文志》的伯鼎為訛誤。進賢(今屬江西)人,徙居靖安,隆興進士。范成大開府成都辟入帥府。紹熙三年(1192)卒,年六十六。
        楊光,字商卿,富順(今屬四川)人。楊商卿父子皆與范成大善,范成大離蜀時,楊氏父子送其踰千里,范成大:《吳船錄》卷下,中華書局,2002年,第214頁。九年后又再訪石湖。
        周杰,字俊萬。 范成大《吳船錄》載:“周杰德俊萬。”于北山《范成大年譜》考證,認為“杰下原有德字為衍文,遂刪之。” 據范成大《吳船錄》,范成大《吳船錄》載:“同登峰頂者:幕客簡世杰伯雋、楊光商卿、周杰德俊萬、進士虞植子建及家弟成績。……幕客范謩季申、郭明復中行、楊輔嗣勛皆自漢嘉來會。”范成大:《吳船錄》卷上,中華書局,2002年,第202~203頁。其亦為范公幕僚。
        李嘉謀,字良仲,雙流(今屬四川)人。官宗正丞,孝宗淳熙七年(1180),任樞密院編修官。徐松:《宋會要輯稿》,番夷五,劉琳等校點,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9870頁。知黎州、敘州、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9,徐規點校,中華書局,2000年,第639頁。襄陽府。陳傅良:《止齋先生文集》卷18,《四部叢刊初編·集部》,上海書店,1989年。《宋會要輯稿》多錄其事跡。有《元始說先天道德經注解》四卷、《元始說先天道德經批注》四卷,與袁說友有往來。
        范謩,字季申。有文《分弓亭記》《砌街記》,均為范成大作記之文。
        郭明復,字中行,成都(今屬四川)人。孝宗隆興元年(1163)登進士。洪邁:《容齋三筆》卷6,會通館印,第7頁。淳熙四年,入成都帥范成大幕。六年,召為敕令所刪定官,徐松:《宋會要輯稿》,帝系一一,劉琳等校點,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43頁。后任奉議郎。與范成大、晁公溯均有詩文往來。
        楊輔,字嗣勛,遂寧(今四川潼南西北)人。登孝宗乾道二年(1166)進士甲科。淳熙七年(1180)除秘書省正字,遷校書郎,后知眉州、夔州,B12徐松:《宋會要輯稿》,職官四八,劉琳等校點,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4394、4387頁。累遷利州路安撫使、知江陵府兼荊湖北路安撫使、B12知成都府兼四川安撫使、以龍圖閣學士知建康府兼江、淮制置使。卒于任,謚號莊惠。楊輔為官守禮自謙,深為朝廷所器,與高似孫、樓鑰有交游。只一首《次韻盧彥德學宮詩》見于《宋代蜀詩輯存》。許吟雪、許孟青編著:《宋代蜀詩輯存》,四川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252頁。
        胡晉臣,字子遠,唐安人,登紹興二十七年(1157)進士第。晉臣在范成大成都府、由范成大所薦,據《建炎以來朝野雜記》載:“蜀帥例得薦士。其始,胡長文所薦如呂周輔、范致能所薦如胡子遠,亦不過二人,皆幕中之士。”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10,徐規點校,中華書局,2000年,第662頁。以論對稱,除秘書省校書郎,遷著作佐郎兼右曹郎官,累官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卒于位,贈資政殿學士,謚文靖。晉臣于政事頗有見地,善對論。又直言敢諫,據《宋史》卷391,列傳150:彈劾林栗喜同惡異,無事而指學者為黨。孝宗深喜之。胡晉臣善詩賦,與范成大、李石、呂祖謙、楊萬里、周必大等均有交游。
        楊甲,字鼎卿,一字嗣清,遂寧(今四川潼南西北)人,楊輔兄,登乾道二年進士第。劉時舉:《續宋編年資治通鑒》卷9,商務印書館,1939年,第115頁。有《棣華館小集》一卷、《六經圖》六卷。《成都縻棗堰亭記》《成都修學記》兩篇,皆記范成大在蜀修筑工程之記文。甲蜀地為官,兩篇文章皆記范成大功績之作,可見其曾為范公所用。與李流謙有詩往來。
        譚季壬,字德稱,任崇慶府學教授,后徙成都,據陸游《簡譚德稱監丞》知,其曾為監丞。淳熙三年譚季壬到成都,陸游有詩《喜譚德稱歸》。于北山:《陸游年譜》,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03頁。陸游與譚德稱過從甚密,其自云“實如兄弟也。”陸游:《渭南文集校注二》,錢仲聯、馬亞中主編:《陸游全集校注》,浙江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326頁。《劍南詩稿》中又有多首與譚德稱往來之作,更印證其說。范成大離蜀,譚德稱以扇求詩,又沿途送至合江,范成大:《吳船錄》卷下,中華書局,2002年,第214頁。而譚季壬至成都之時,陸游正在范公幕下,陸游《喜譚德稱歸》詩云:“譚侯信豪雋,可共不朽事。”或可猜測,譚季壬亦為范公幕下文士。除與陸游、范成大交游外,譚季壬亦與李石、楊萬里等人有交往。
        開府明州,只據范成大詩《送徐叔智運使奉祠歸吳中》《送曾原伯運使歸會稽用送徐叔智韻》知,徐本中、曾逢為運使,與范成大有公務往來。
        開府建康,范公有詩《次韻鄭校書參議留別》,鄭校書,即鄭鍔,為安撫司參議官。鄭鍔,字剛中,長樂人,紹興三十年(1160)梁克家榜同進士出身。淳熙五年除正字,六年校書郎。⑥《南宋館閣續錄》卷8,張富祥點校,中華書局,1998年,第343、325頁。七年為江東安撫司參議官。⑥張镃有詩《送鄭剛中赴江東參議》,正是送鄭鍔赴江東幕之作。
        范成大詩《初赴明州》曰:“四征惟是欠東征。”所謂“四征”,即西征帥守全蜀;南征帥廣西;北征使金;明州任后又有帥江東,除使金外,范成大四次帥守一方,四次開府辟僚。雖范公幕府未像唐代方鎮一樣長期形成勢力盤踞,但以幕主為中心,一時間集眾文人于幕府,詩歌創作之風大盛。   3.文人入幕的淵源:中興之治與中興之詩
        文人聚集于幕府,與社會背景密切相關。當時的南宋,正處于“中興之世”。宋人趙彥衛言“建炎中興,張、韓、劉、岳為將,人自為法。”趙彥衛:《云麓漫鈔》卷7,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第101頁。陸游《陳長翁文集序》云:“我宋更靖康禍變之后,高皇帝受命中興。”陸游:《渭南文集校注一》,錢仲聯、馬亞中主編:《陸游全集校注》,浙江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398頁。從歷史上看,所謂“中興”,寓與“衰”相對。《詩經·大雅·烝民》序:“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鄭玄:《毛詩鄭箋》,臺北:學海出版社,1999年,“重刊相臺岳氏本”影印本,第512頁。即言周宣王中興事。又有漢室劉秀光武中興;東晉延“晉”國號,亦稱“中興”;據《宋書·謝靈運傳》:“有晉中興,玄風獨振。”安史亂后,玄宗、肅宗重返長安,大唐“中興”。每一次“中興”都是與之前極度衰敗相對,正如宋人王觀國《學林》曰:“中興者,在一世之間,因王道衰而有能復興者,斯謂之中興。首尾先后不必均也。”王觀國:《學林》卷2,中華書局,1988年,第51頁。宋王朝經歷了靖康之亂的風雨飄搖后,宋室南遷,康王趙構建炎渡江,中興立國,重新恢復了趙宋王朝統治。雖然南宋政權未必足夠強大,渡江之初的經濟、社會發展也未必足夠繁盛,但對于幾乎湮滅在金人鐵蹄下的南宋朝廷來說,政權得以復立,即使百廢待興,只要得到了相對穩定的恢復、發展環境,就是與之前國難相比下的“中興”。南宋人以靖康難后建炎政權復立為中興之始,其結束在開禧北伐敗后。學界普遍認為,開禧北伐失敗后,南宋由“中興”開始走向衰落。張宏生:《江湖詩派研究》,中華書局,1995年;何忠禮、徐吉軍:《南宋史稿》,杭州大學出版社,1999年。
        乾、淳年間,逢“中興”之盛,正如岳珂《山居感舊百韻》云:“昔在淳熙日,中興最盛年。”陳世隆:《宋詩拾遺》第2冊,徐敏霞校點,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60頁。籍此“最盛”之時,為求恢復大業,主要承擔“軍事”職能的幕府,在宋金關系中則顯得尤為重要。首先,便表現為幕府的大量開設。其次,幕府承擔了非常重要的軍事職能。《宋會要輯稿》載:“諸路軍事都督行府言:‘朝廷今欲恢復中原,所賴者正在諸大帥,幕府猶要得人。”高宗亦言:“豈有不容於朝廷之人而可為大將幕屬耶!””徐松:《宋會要輯稿》,職官四一,劉琳等校點,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4015頁。可見幕府之重要程度。“中興之治”時事情況給幕府開設提供了極有利的政治條件,幕府也由此匯聚了大批文人,并成為培養文人成長的搖籃。
        中興之世,幕府吸引文人匯聚于此,為他們提供創作環境、成長平臺。也因此,幕府成為中興文人的創作陣地,并助推了“詩壇”中興。所謂“中興詩壇”,就時間向度而言,即泛指南宋中興時期之詩壇;文學創作層面,則是繼北宋末南渡初而來,詩歌發展過程中的又一鼎盛階段。這個時期內的詩歌創作,以“中興四家”為首,呈現出與前期完全不同的詩壇風貌,獨具時代特征又成就卓著。
        對于南宋“中興四大家”的演變及確立,學界已有充分研究:最早提出“中興四家”的是楊萬里,其多次以“尤陸范蕭”并舉;尤袤則言“楊蕭范陸”;而據劉克莊《后村詩話》,陸游對于將蕭德藻列入“中興四大詩人”有所異議。直至宋末方回,“中興四大家”才始定為“尤楊范陸”,并漸被后世所認可。方回《跋遂初尤先生尚書詩》云:“宋中興以來,言治必曰乾、淳,言詩必曰尤、楊、范、陸。”方回:《桐江集》卷3,宛委別藏清鈔本。“尤、楊、范、陸”為中興詩壇成就最高者,可稱之為南宋中興詩壇的領袖人物。方回詩《秋晚雜書三十首(其十七)》又言:“尤蕭范陸楊,復振乾淳聲。爾后頓寂寥,草蟲何薨薨。永嘉有四靈,詞工格乃平。上饒有二泉,旨淡骨獨清。”方回:《桐江續集》卷2,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除四大家外,方回還提到蕭德藻、“永嘉四靈”“上饒二泉”,這與同樣由宋入元的劉塤說法一致:“乾淳以來,尤、范、楊、陸、蕭,其尤也。高古清勁,盡掃余子,又有一朱文公。嘉定而降,稍厭西江。永嘉四靈,復為九僧……然尚有余杭二趙、上饒二泉,典型未泯。”劉塤:《隱居通議》卷6,中華書局,1985年,第62頁。這些材料可以看出,南宋“中興”詩壇:四大家在乾淳之際最為突出,期間亦不乏蕭德藻、朱熹等擅為詩者;至中興余續又有“永嘉四靈”“上饒二泉”等后進者,正是這種詩壇分布與組合,推動了南宋詩歌“中興”的進程。
        近年來,學界對中興詩壇進行了更廣泛、深入的研究,或將中興詩人劃分群體,或擴充研究對象,曾維剛《南宋中興詩壇研究》將中興詩人群體劃分為道學詩人群體、激進官僚詩人群體、保守官僚詩人群體和江湖詩人群體;韓立平《南宋中興詩風演進研究》,除中興四大家外,對韓元吉、喻良能、姜特立、項安世、袁說友、樓鑰、陳傅良、趙蕃等10人亦有所研究。然而幕府這一因素卻多為人所忽視。在政治中興背景下,為尋求更盛的“中興”,有識之文士聚于幕府,并在幕府創作,成為“中興詩壇”之組成并推動其發展。
        二、范成大幕府詩歌的創作生態
        “中興詩壇”,即以“中興四家”為基礎作多方延伸,包含更多詩人作品,更繁復的創作活動,更豐贍的詩歌風格。參看韓立平:《南宋中興詩風演進研究》,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13年。南宋詩壇中興局面的開創,由多方因素共同導致,幕府當屬其中之一。以范成大為中心的幕府詩歌創作,其幕中文人參與程度、創作規模,以及對前代詩風的變革深度、廣度都是空前的。幕府詩歌創作在后江西時代的詩壇豐富性、中興詩壇的形成過程中,起到十分重要作用。
        范成大開府四地,各幕府文人匯聚,更有如陸游般大文人為僚屬,幕中詩歌創作極一時之盛。出現了文學活動頻繁、文人參與廣泛、創作規模大、數量多、內容豐富的創作狀態,甚至形成了一定范圍內的詩歌創作中心,成為“詩壇中興”的重要組成部分和創作陣地。
        首先,幕府內、外的詩歌往來。在范成大整個幕府范圍內,幕主與僚屬、僚屬與僚屬之間往來酬唱繁多,或集體分韻,或次韻贈達,詩歌創作盛極一時,且這種創作狀態并非局限于某一固定幕府。開府成都期間,有《九月十九日衙散回,留大將及幕屬,飲清心堂觀晚菊,分韻得譟暮字》,僅從詩題便知此為整個制置司的詩歌創作活動,又有《次韻陸務觀慈姥巖酌別二絕》《次韻陸務觀編修新津遇雨不得登修覺山徑過眉州三絕》等;開府靜江,范公有詩《乾道癸巳后二日桂林大雪尺余郡人云前此未省見也。郭季勇機宜賦古風為賀,次其韻》;開府建康有《次韻鄭校書參議留別》等,“次韻”即按照原韻以及用韻次序和詩而作,從“次韻”可知,此類詩歌并非范成大一人之作;范公又有詩《次韻郭季勇機宜雪觀席上留別》《次韻許季韶通判雪觀席上》,許季韶即許子韶,字季韶,歷陽人,時任靜江府通判。通判雖不屬幕職,但與時任廣西經略安撫使、知靜江府范成大政務往來頗多。除此詩外,范成大亦有《次韻許季韶通判水鄉席上》。兩首詩應作于同一場合,此次宴席因觀雪而起,那么席上則不應只有郭季勇一人在場賦詩,幕府眾人都應有所參與,是大多數幕僚甚至整個幕府、以至整個經略安撫使司的文學活動。雖僚屬詩作今多不可見,但僅從范公一人之詩亦可窺其幕下詩歌創作之盛況。   除幕府內部文人間詩歌往來外,以幕府為依托,范成大亦與其他詩人相互交游。開府成都期間,范公以詩篇、建茶寄晁公遡:《晁子西寄詩謝酒,自言其家數有逝者,詞意悲甚,次韻解之,且以建茶同往》,范成大:《范石湖集》卷17,富壽蓀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39頁。晁子西,即晁公遡,鉅野人,晁公武之弟,乾道初知眉州。晁氏兄弟乾、淳間宦蜀。公遡作“寄詩”時,寓居眉州。從詩題“寄詩謝酒”以及“我酒愧薄薄”知,范成大置酒在先。“我讀晁子詩,十語九慨傷。”詩里多勸慰之語,如“君家出世學,無生亦無亡。”從其內容及語氣不難看出,二人常有和作互答。范成大開府期間還與晁公溯、韓彥古、汪大猷等人往來。晁公溯,前文已論。 韓彥古,字子師,延安人,韓世忠幼子,累官戶部尚書。《宋史》稱其“以才見用。”《宋史》卷364,列傳第123,中華書局,1977年,第11368頁。范公在靜江幕時,有詩《次韻平江韓子師侍郎見寄三首》,⑤范成大:《范石湖集》卷14,富壽蓀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79、175頁。時以敷文閣待制知平江府。 平江府,屬浙西路,地理位置與靜江相距甚遠,但二人通信頗多,有“交情尺素勤雙鯉,筆力枯松挽萬牛。”⑤之語。開府明州,范成大有次韻汪大猷詩。汪大猷(1120-1200),字仲嘉,慶元府鄞縣(今浙江寧波)人。高宗紹興七年(1137),以父蔭授江山尉,十五年登進士第,累官權刑部侍郎。此外,又有《李正之提點行至郴用予忙字韻寄,和答》參見《范石湖集》,第182頁。李大正,字正之。官廣南西路提點坑冶鑄錢。又有《寄題贛江亭》自注:“陳季陵贛州書云:新作此泉亭,使李大正之題其榜,要予詩。”等詩。
        其次,探討詩藝、指點后學。以范公在幕府為中心,詩人往來之作穿插進一定幕府因素,在時間上相互承序、地域上相互連接,幕府作為基點,將不同時間、地點的詩人勾連起來,既切磋詩藝又指點后學。
        開府期間,范成大與楊萬里、陸游均有詩歌往來。以幕府為依托,范成大與楊萬里在詩歌往來間探討詩藝。明州開府,楊萬里有《遣騎問訊范明州參政,報章寄二絕句,和韻謝之》:“南海人從東海歸,新詩到日恰梅時。撚梅細比新詩看,未必梅花瘦似詩。”楊萬里:《楊萬里集箋校》,辛更儒校,中華書局,2009年,第795頁。楊萬里稱收到“范明州”新詩,以梅之“瘦”論詩之“瘦”;而楊萬里又寄《西征集》于范成大,范詩《楊少監寄西征近詩來,因賦二絕為謝。詩卷第一首乃石湖作別時倡和也》,楊萬里于《西征集》卷首置石湖詩,范成大賦二絕為謝。雖表謝意,但楊氏遠寄詩集而來,亦不應無討教、切磋之意。開府建康,范成大又有《次韻楊同年秘監見寄二首》,楊萬里有詩《寄賀建康留守范參政端明(二首)》等,足見得二人長期的詩歌互通。在幕府期間,雖相距甚遠、又公務纏身,但范、楊不惜以書信往來,談論詩藝、切磋詩作,使兩大詩壇領袖創作相關聯的同時,對引領詩壇風尚亦具有重要意義。
        陸游雖不再居于幕府,亦有《月夕睡起獨吟有懷建康參政》:“只怪夢尋千里道,不知愁作幾重城?苦吟更恨知心少,西望金陵闕寄聲。”陸游:《劍南詩稿校注二》,錢仲聯、馬亞中主編:《陸游全集校注》,浙江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392頁。此時陸游被論罷不久,詩雖隱晦,但“知心少”一詞表明“范建康”為其“知心人”。楊、陸之詩,都與范成大開府地點、任官以及此時所從之事相關,也可認為此二人無形中借“范成大帥江東”一事共同創作,生發詩歌題材。
        除楊萬里、陸游外,范成大還在幕府期間,對詩壇后進于詩學上不吝點撥與提拔。開府建康,趙蕃來見。趙蕃(1143-1229),字昌父,號章泉,原為鄭州人,南渡后居信州玉山(今屬江西),以曾祖旸致仕恩補官,終直秘閣。趙蕃與韓元吉之子韓淲韓淲(1159-1224),字仲止,號澗泉。并稱“二泉先生”。工于詩,劉宰贊其曰:“文獻之家,典刑之彥,巋然獨存,猶有以系學者之望者,蕃一人而已。”劉宰:《漫塘文集》卷32,《章泉趙先生墓表》,嘉業堂叢書本。除范成大,趙蕃與陸游、楊萬里、辛棄疾等皆有往來。
        按范成大開府建康為淳熙八年至十年,趙蕃詩《寄范建康》云:“去年此何緣,乃獲身造門。”趙蕃:《淳熙稿》卷1,商務印書館,1935年,第16頁。趙蕃訪范石湖應早于淳熙十年。此次拜訪,趙蕃留別為詩:“早日學詩才得窮,人窮乃復愧詩工。如公久已獨步外,顧我何堪猥誦中……如聞深講救荒政,忍使簞瓢獨屢空。”趙蕃:《淳熙稿》卷15,商務印書館,1935年,第319頁。從詩意看,范成大當時定對趙蕃為詩有所指點,并使他受益頗多。以至于在第二年,趙蕃仍寫詩《寄范建康》云:“公蓋廊廟貴,我乃礻豆褐貧。既以賓客見,復叨尊俎陳。談間必文字,媿我非比論……再拜謝洪喬,浮沉問水濱。”詩中仍言范成大以賓客之禮相待,談間必論“文字”。趙蕃為人清正、耿直,《宋史》載其“賦性寬平,與人樂易而剛介不可奪。”《宋史》卷445,列傳第240,中華書局,1977年,第13146頁。能令他在兩首詩中都不厭其煩地表達感念和謝意,可以看出范成大的不吝指點對趙蕃影響之深,以至方回云:“尤楊范陸后,又有一趙昌父直從。”方回:《瀛奎律髓》卷20,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256頁。趙蕃為詩主江西,而不拘泥于江西,能自成其體。受知楊萬里又問學于朱熹,范成大對趙蕃的指點與提拔,將詩壇橫縱相連的同時,于詩壇之促進意義不言而喻。
        范幕四方開府,形成了幕府內外詩歌頻繁互往、切磋詩藝、指點后學的幕府詩歌創作生態。在這一過程中,以范成大幕府為基點,幕府內外的詩歌創作為紐帶,形成數個緊密聯結的創作中心。與北宋幕府獨立的、個體性的區域創作不同,范成大不同時期開府,均形成一定創作中心,成先后呼應之勢,從而成為詩壇中興格局的組成體;且以不同地域內幕府創作為基礎,又將“四大家”等眾多詩人勾連,相互交織,在詩歌往來間互進詩藝,從而推動詩壇“中興”,引領了新時期的詩歌創作風貌。
        三、范幕詩作與詩壇“中興氣象”生成的關系   范成大四次開府,尤以成都為最。在范成大幕府詩歌創作生態的總體概覽基礎之上,以范成大開府成都為例,從內容、主題、詩藝以及規模、影響等角度考察范成大幕府詩歌創作與中興氣象之關系更具典型性、必要性。
        1.范幕創作的主導:借詩言政的“范陸唱和”
        范成大幕府現存詩歌數量最多、最具代表性、對詩壇影響最重要的,當屬范成大與陸游在成都府的創作。乾道八年十一月,陸游改除成都府安撫使參議官,自漢中適成都。九年夏至淳熙元年(1174)春,攝知嘉州事。除夕,得成都制置使檄參議幕府,二年正月赴成都。同一時間,范成大發桂林,六月抵成都。同列“中興四家”的范陸二人同時入成都幕,又是至交好友。那么二人同在幕府的詩作,成為幕府詩歌創作的雙主導,在當時詩壇是極為特殊的現象,對“中興”之詩具有重要意義。
        北宋末至南宋初期,詩人作詩多主“江西”。黃庭堅標舉“資書以為詩”“詞意高勝,要從學問中來”以及“奪胎換骨、點鐵成金” 的創作方法,注重詩歌創作形式和技巧,從而形成拗硬、瘦健的詩歌風格,并成為當時詩壇主流,影響空前。
        江西詩派重視詩歌本位和詩歌藝術傳統,該派的詩學理論側重闡釋詩歌藝術本質和創作規律,而這種“本質”和“規律”,是通過深入研摩古人的作品、廣泛地接受詩史啟示而體認、摸索出來的。錢志熙:《江西詩派詩傳》,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5~24頁。所以江西詩派藝術主張不帶任何政治色彩,黃庭堅論詩主興寄高遠,在《書王知載〈朐山雜詠〉后》有云:“詩者,人之情性也。非強諫爭于廷,怨忿詬于道,怒鄰罵座之為也。……比律呂而可歌,列干羽而可舞,是詩之美。也其發未訕謗侵陵,引頸以承戈,披襟而受矢,以快一時之忿者,人皆以為詩之禍,是失詩之旨,非詩之過也。”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48,蓼德明校點,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第328頁。一些詩派早期成員,繼承黃庭堅這一“不事謗訕、不犯世故之鋒”的詩歌主張,追求純粹詩學,以至很多江西后學詩歌題材過于狹窄、詩歌社會功能明顯降低,走向了純詩化、形式化的詩歌創作。
        靖康之劫,宋室南渡。國難家毀的沉重打擊,讓詩人們將目光聚焦到國家存亡、民生疾苦上,呂本中、曾幾等人的作品都表現出明顯傾向。尤其到了乾淳年間,孝宗銳意進取,試圖恢復,激發了士人長久以來壓抑著的家國之愁和抗金熱情,投射到詩歌創作中,便成為對現實的渴望,以及對傳統“江西詩風”創作模式的沖破與新的嘗試。尤其是身處四川制置使——當時蜀地最高軍政機關中的范成大和陸游,二人詩歌具有較強的代表性。
        藝術追求上,范陸幕府詩歌創作擺脫了純粹的詩學追求,不僅在詩歌中大抒家國之感慨,更直接“借詩言政”,探討政治觀念。
        在《范石湖集》與《劍南詩稿》中,都存有相當數量的開府成都期間詩歌及和作。作為好友與幕主、幕僚的雙重角色,范陸唱和,與北宋時期錢惟演西京幕府上下級的唱和、蘇門師生間的詩歌往來不同,既是好友間的往來,相對隨意、自由,又是幕主與幕僚在幕中探討政治時事的交流工具。
        紹興三十二年(1162),孝宗即位,范陸二人同在臨安編類圣政所任檢討官,后一直有所交往。在成都幕府,二者更是時有和作。但就某些政治形勢,他們觀念出現了不一致。隆興二年(1164),陸游尚認為北伐失勢,議和剛成,此時朝廷不宜有任何舉動。但處“中興最盛”的淳熙年間,陸游赴成都參議,便有“中原祖宗之地,久猶未歸。”⑤⑥陸游:《渭南文集校注一》,錢仲聯、馬亞中主編:《陸游全集校注》,浙江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227、451~452、449~450頁。之語,后又有《上殿札子》言金人不可信,通和之后雖在一定時間相安無事,但金人必會來犯。而今距通和已20余年,不知何時會戰事再起。可朝野上下,士大夫卻毫無憂患意識,這是最令陸游擔憂的。于北山《陸游年譜》考訂此札子撰于淳熙十五年(1188)。《渭南文集校注1》卷4,第102頁。雖此札子作于范幕后,但明確地表明了陸游對金人之認識與態度。陸游不僅考慮到憂患備邊,也傾向于趁機收復失地。
        因此,陸游在范幕時,執著于自己的堅持,并在詩歌和作中,滲透政治觀點。陸游作《春愁曲》言愁至深,范成大作《陸務觀作春愁曲悲甚作詩反之》,范詩表面似在開解,實際二人對“愁”產生分歧。又范成大詩《病中聞西園新花已茂,及竹徑皆成,而海棠亦未過》本寫自己因病錯失春色而遺憾惋惜,陸游卻《和范舍人病后二詩末章兼呈張正字》言:“關隴宿兵邊末靖,祝公垂意在尊生。”似為戲謔之語,又似有意言之。
        陸游《銅壺閣記》云:“客或舉觴壽公曰:‘天子神圣英武,蕩清中原,公且以廊廟之重,出撫成師,北舉燕、趙,西略司、并,挽天河之水以洗五六十年腥膻之污,登高大會,燕勞將士,勒銘奏凱,傳示無極。’”⑤借“客”之語,陸游表達對范公北復中原的希冀。而范成大詩《冬至日銅壺閣落成》:“已辦鬢霜供歲籥,仍拚髀肉了征鞍。故園云物知何似,試上東樓直北看。”雖惦念“故園”,也“拚髀肉了征鞍”,但并未有似陸游“洗五六十年腥膻”“勒銘奏凱”等一舉取勝的豪言壯語,可以看出,范成大對恢復之事看法比較保守。此外,陸游以李德裕喻范公,公謙遜推辭,⑥只言當今朝廷清明。在另一首詩中,范成大更是明確提到治蜀理念:“開邊吾豈敢,自治有余巧。”②④⑤范成大:《范石湖集》卷17,富壽蓀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30、243、234、231頁。雖也留戀故國,希冀收復失地,但他不似陸游般執著,對現實認識更為冷靜,以多病之軀將蜀地經營放在第一位。
        范陸二人在詩歌中言及政事,借詩歌往來交流政治觀念,表面看是政治類題材的詩歌創作,實質卻透過“借詩言政”展現出一種新的詩歌創作訴求,增強了詩歌的社會功能。
        創作技巧與詩歌風格上,江西詩派事雕琢,江西前輩黃庭堅、陳師道等著意于求新求奇,詩歌風格瘦硬、僻澀。而范陸幕府詩作則從奇崛的專事雕琢中解放出來,感情宣泄自然,詩歌風格或雄肆奔放或平實沖淡。   如范成大有《二月二十七日病后始能扶頭》:“復幕重簾苦見遮,暮占棲雀曉占鴉。殘燈煮藥看成老,細雨鳴鳩過盡花。心為蚤衰元自化,發從無病已先華。更蒙厲鬼相提唱,此去山林屬當家。”②陸游有《和范舍人書懷》:“歲月如奔不可遮,即今楊柳已藏鴉。客中常欠尊中酒,馬上時看檐上花。末路凄涼老巴蜀,少年豪舉動京華。天魔久矣先成佛,多病維摩尚在家。”⑥陸游:《劍南詩稿校注二》,錢仲聯、馬亞中主編:《陸游全集校注》,浙江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76、85頁。二人共同感慨時光易老、病患纏身,處境凄清。此二首詩作,詩人雖都追求對仗工穩、用典言事,但卻洗脫了江西詩峭硬、艱澀的一面,語味平淡而又情感深摯。
        成都海棠,文人墨客多歌詠之。范陸在成都府,也不乏詠海棠詩作。范成大《錦亭然燭觀海棠》:“銀燭光中萬綺霞,醉紅堆上缺蟾斜。從今勝絕西園夜,壓盡錦官城里花。”寫夜宴觀海棠之景,詩中以“銀燭”“醉紅”“萬綺霞”“缺蟾斜”相對,并無僻澀意象的選取,末句化用杜甫《春夜喜雨》“花重錦官城”一句,恰到好處。再看詩體,全詩以七絕為體,但并未依嚴格平仄對仗,首句“平仄平平仄仄平,仄平平仄仄平平。”下一句則是“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仄平平仄平。”字句拗救之間,全詩自然流轉,熱鬧華美而又不艱僻拗口。陸游有詩《錦亭》,雖詩題未有明顯“和”字出現,但從內容看來,應與范成大寫于同一場合。全詩以古體就之,詩句用典切合、凝練,語意自然,場景華美、熱鬧。尤其最后一句提到“此邦句律方一新,鳳閣舍人今有樣。”“鳳閣舍人”即指范成大,“句律方一新”,著一“新”字,更見范陸成都府詩作于詩歌鼎新之作用。
        此外,范成大在幕府也有如《上巳前一日學射山,萬歲池故事》④一類平實、淡然之作,又有《綠萼梅》⑤一類婉轉清新之作;而陸游亦不乏“皇天震怒賊得長,三年胡星失光芒。旄頭下掃在旦暮,嗟此大議知誰當。……因公并寄千萬意,早為神州清虜塵。”⑥等風格宏肆奔放、慷慨激昂之詩句。
        范陸借詩歌往來闡述政治觀點,雖未達成一致,但他們在詩歌唱和間自由出入于江西詩風,既引領了政治題材類詩歌的創作方向,又推動了“中興詩歌”的發展,正如程千帆評價陸游:“陸游詩和當時大多數人一樣,是從江西詩派入手的……他終于以明朗瑰麗的語言、悲壯磊落的情調,而將自己同江西諸公區別開來,自稱一家。”程千帆:《兩宋文學史》,河北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298頁。陸游脫離“江西”自成一家,幕府恰在這個轉變過程中,將陸游與范成大聯系在一起,二人詩作在“詩歌中興”進程中,起到非常關鍵的作用。江西詩派為求藝術極致而走向雕琢詩藝的創作道路,因此不免在生新之余產生氣局狹小、詩作僵硬等弊病。范陸“借詩言政”的藝術主張以及風格多樣的唱和之作卻與此不同,他們注重藝術技巧之余,又以一種接近唐詩式自然、圓熟的表達傾注于詩歌之中,既是對唐音自然之法的復歸,又是在江西詩派苦尋詩藝技法基礎上的進步,將自然之法與文人之法相融合,使詩歌更加流轉、熨帖,更能接近生活、服務政治。實際上這是扭合了唐音與江西詩風之后而形成新的“宋調”形式,是在江西基礎上螺旋性的上升。
        2.范幕創作的氛圍與主體
        幕府本屬政治性質的軍務之所,公事繁多。且范公四次開府,不在邊疆便在軍事戰略位置險要之處,陸游云成都府:“成都地大人眾,事已十倍他鎮,而四道大抵皆帶蠻夷,且北控秦隴,所以臨制捍防,一失其宜,皆足致變故于呼吸顧盼之間。以是幕府率窮日夜力,理文書,應期會,而故時巨公大人,亦或不得少休……弛利惠農,選將治兵。”陸游:《渭南文集校注一》,錢仲聯、馬亞中主編:《陸游全集校注》,浙江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356頁。范幕權兼四道,四道皆帶蠻夷,又北控秦隴,關系重大,因此事務繁忙,既要弛利惠農,又需選將治兵。另外,陸游詩《成都大閱》、范成大《海云回按驍騎營于城北原時又吐蕃出沒大渡河上》《秋老四境雨已沛然晚坐籌邊樓方議祈晴樓下忽有東界農民數十人訴山田卻要雨須嘗吏致禱感之作詩》,從詩題便知當時范公幕府所從之公務,包括練兵、閱兵,防控邊界的少數民族沖突以及轄區內的民政。范成大《病起初見賓僚時上疏丐祠未報》一詩,更是言明蜀地幕府之生活狀態:“浪將冠服衣猿狙,因病偷閑稍自如。……邊城晏閉稀傳箭,村巷春游未荷鋤。”很明顯,作為當時蜀地最高權力機關,即使臥病,幕主范成大也要時刻關注各種軍事、民政問題。幕府的政治屬性為范陸詩歌創作提供了政治環境與寫作契機,成為“范陸唱和”生成的政治土壤。
        除政治生活,幕府也形成了一定的文學氛圍。范成大與幕僚、幕僚與幕僚之間又有詩作往來。以幕主為中心,幕府整體性、日常式地創作詩歌,對幕府生活作全景式的展現,這在唐代及北宋同等地位幕府中,并不多見。唐代幕主多為武將,文人入幕及詩歌創作都未形成一定規模;而北宋詩歌創作大盛之幕府,多在中原地區,無軍事壓力,其公務相對清閑。這一幕府創作氛圍,為“范陸唱和”的產生及傳播,又提供了一定的文學土壤。
        首先,從詩歌創作契機、場合以及創作主體看來,幕府人員參與詩歌創作較多。如《秋雨快晴靜勝堂席上》:“一笑憧憧雁鶩行,簿書堆里賦秋陽。”④⑦⑧范成大:《范石湖集》卷17,富壽蓀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37、230、234、240頁。詩題及“簿書堆”一詞,便可看出其場合不應無幕府人員在內。且這種創作,又是非常隨意、即興之事,《九月十九日衙散回,留大將及幕屬,飲清心堂觀晚菊,分韻得譟暮字》,由“衙散回,留大將及幕屬”可知,此次活動是隨興而起的行為,“飲清心堂觀晚菊”“分韻”又顯示出此次創作是整個幕府的文學活動,范公詩言:“甲光射曾云,雨腳不敢到。……分弓滴博平,鳴劍伊吾小。君看天山箭,狐兔何足了。馀閒校筆陣,刻燭龍蛇埽。毛錐乃更勇,我亦鼓旗噪。”④詩中隱晦地言明幕府性質及嚴守一方的治理觀念,并將寫詩與幕府公務并提,可見詩歌創作在范公幕府之地位。
        其次,詩歌創作內容廣泛,涉及到日常生活的各個角度。日常賞花、觀雪、蜀人禮俗、節俗都被寫入詩中,如范成大《十二月十八日海云賞山茶》《十二月二十四日西樓觀雪》《丙申元日安福寺禮塔》自注:成都一歲故事始于此,士女大集拜塔下,然香掛旛,以禳兵火之災。《初三日出東郊碑樓院》自注:祭東君,因宴此院,蜀人皆以是日拜掃。《清明日試新火作牡丹會》《重九賞心亭登高》;又有幕府宴會如“鹿鳴宴”;記錄幕府事務之詩,《分弓亭按閱,再用西樓韻》《郊外閱驍騎營剪柳》《初四日東郊觀麥苗》等;甚至幕府生活瑣事,亦被寫入詩中,如《陸務觀云:春初多雨,近方晴,碧雞坊海棠全未及去年》:“報事碧雞坊里來,今年花少似前回。”雖以陸游之語為題,但據“報事”可知,此詩應不僅僅局限于范陸二人之間。范成大整個幕府范圍內的詩歌和作,不似與陸游二人唱和一般關注政治問題之尖銳,但對詩歌主題的生活化以及自然流轉的詩作表達卻是他一以貫之的藝術主張和藝術形式,甚至此間有“燦爛吟箋煩索句,淋漓醉墨自成行。”⑦“老去讀書隨忘卻,醉中得句若飛來。”⑧等透露詩學主張之句。雖幕僚所作今多不存,但依幕中僚屬對幕主的附和來看,范成大對他們應不無影響作用。   以雅好詩文的幕主范成大為中心,整個幕府于軍務、政事之間,詩歌創作、文學活動頻繁。這種整體性的幕府詩歌創作,形成以“范陸唱和”為中心的幕府文學氛圍,既有益于“范陸唱和”的生成,又使幕府成為其對外傳播和產生影響的政治載體。
        3.范幕創作的話語場效應
        范陸二人詩作,以幕府為中心,對當時蜀地產生了轟動性影響。陸游于孝宗年間,早已詩名在外,而范成大更是久負詩名之人,陸游《范待制詩集序》曰:“公時從其屬及四方之賓客飲酒賦詩。公素以詩名一代,故落紙墨未及燥,士女萬人已更傳誦,或題寫素屏團扇、更相贈遺。蓋自蜀置帥守以來未有也。”陸游:《渭南文集校注一》,錢仲聯、馬亞中主編:《陸游全集校注》,浙江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357頁。僅“未有也”一詞,便極言其詩傳誦之盛、之廣。
        陸游《錦亭》“游人如云環玉帳,詩未落紙先傳唱。”陸游:《劍南詩稿校注二》,錢仲聯、馬亞中主編:《陸游全集校注》,浙江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5頁。傳誦者有“游人”,而“士女萬人已更傳誦。”更進一步具體闡明“游人”身份——“士女”,即男女,據《楚辭·招魂》:“吳歈蔡謳,奏大呂些;士女雜坐,亂而不分些。”。又泛指百姓、貴族婦女。《詩經·小雅·甫田》:“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谷我士女。”《敦煌曲子詞·菩薩蠻》之二:“清明節近千山綠,輕盈士女腰如束。”“游人”“士女”,已是最普遍、最大眾的社會階層。劉宰《漫塘文集》載:“范公以文鳴,其毫端之珠玉,紙上之云煙,蜀士大夫爭寶之;”劉宰:《漫塘文集》卷24,《書石湖詩卷后》,嘉業堂叢書本。蜀士大夫更是相互爭之。范陸成都府詩作,上至蜀士大夫、下至普通百姓,無不口耳相傳,交相互誦之間風行于社會各個階層,蔚為壯觀。
        如此廣泛的傳播與影響,又主要指哪一類詩歌?陸游《后春愁曲并序》中提到“予在成都作春愁曲。頗為人所傳。”陸游:《劍南詩稿校注三》,錢仲聯、馬亞中主編:《陸游全集校注》,浙江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27頁。《春愁曲》即幕府日常所作,又有“公時從其屬及四方之賓客飲酒賦詩。”這兩類都是最普通的幕府日常詩歌。除此以外,《范待制詩集序》言:“或曰:‘公之自桂林入蜀也,舟車鞍馬之間,有詩百馀篇……蜀人未有見者,盍請于公以傳?’屢請……彌年,乃僅得之。”《西征小集》是范成大自桂入蜀途中所作,“屢請”以傳,可見其亦在蜀人傳誦之列。由此看來,以范陸唱和為中心的幕府詩歌創作在當時影響巨大。幕府既是范陸引領性詩作的素材與來源,又以最高地方府司的地位為范陸詩歌創作的引領作用提供助力,形成了整個幕府、乃至波及全蜀范圍內的詩歌創作。從范成大成都府創作的規模、影響,以及其對藝術的追求與踐行來看,足稱得上是“中興氣象”的具體表現。
        以幕府為中心,范成大與包括中興大家在內的中興詩人詩歌互往,組成一個個創作中心的同時,亦形成獨具幕府特色的詩歌創作生態。在這一詩歌創作生態基礎上,范幕詩歌創作又以廣泛的文人參與、龐大的創作規模、轟動性的地域影響以及揚棄“江西”之風尚,而成為“中興氣象”形成過程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詩壇中興”的進程中,發揮了一定的推動作用。
        作者單位: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
        責任編輯:魏策策
      轉載注明來源:http://www.361tx.com/4/view-14711350.htm

      ?
      天天啪啪,天天啪一啪,天天啪影院,啪啪在线影院免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