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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周“共和行政”歷史真相新探

    作者:未知

      內容提要 關于“共和行政”的真相問題,以往學者或信《汲冢紀年》“共伯和干王位”,或持《史記》“二相行政”說,久訟不決,殆成千古疑案。近出清華簡《系年》有厲王流彘“共伯和立”的記載,可與《紀年》相呼應,似乎加強了人們從《紀年》不從《史記》的信心。實際上,國人暴動趕走厲王以后,畿內諸侯共伯和并未篡位自立,而是以三公首席執政的身份,會同召公、周公執掌王室大政,以共伯和的名義發布國家政令,以共和作為年號,組成貴族合議制政府,維持中央政權的運行。在王室無君的情況下,這種合議制政府的執政大臣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朝廷權力運行的制度規范,因而被稱為“諸侯釋位以間王政”或“共伯和攝行天子事”。這可能就是西周“共和行政”的歷史真相!
      關鍵詞 西周 共和行政 共伯和 二相共和 首席執政
      〔中圖分類號〕K2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47-662X(2019)05-0023-10
       關于“共和行政”的真相問題,以往學者或信《汲冢紀年》“共伯和干王位”,或持《史記》“二相行政”說,久訟不決,殆成千古疑案。近出清華簡《系年》有厲王流彘“共伯和立”的記載,可與《紀年》相呼應,似乎加強了人們從《紀年》不從《史記》的信心。實際上,新材料并未解決老問題,“共和行政”的真相仍然迷霧重重,有待廓清。本文擬以新的視角對此略加探討,以期形成符合實際的歷史認知。
      一、“共伯和干王位”衡短論長
      自西晉汲郡古墓出土《竹書紀年》以后,相信“共伯和干王位”的學者漸漸多起來了。司馬彪《莊子注》、酈道元《水經注》、蘇轍《古史》、羅泌《路史》、顧炎武《日知錄》、梁玉繩《史記志疑》等,大體堅持此說。近世著名學者顧頡剛先生撰《共和》一文,力主“從《史記》不如從《紀年》”,①尤具影響。繼之不少著述或采此說,或作申論,②基本成為學界主流意見。
      “共伯和干王位”之說,能夠贏得古今不少學者的認同,與其自身具有的學術優勢有關。最重要的一點,是有不少文獻材料支持此說。其中一類是出自史書性質的文獻。如《史記·周本紀·索隱》引及《汲冢紀年》云:“共伯和干王位”,皇甫謐《帝王世紀》同此,③當本《紀年》。《經典釋文·莊子·讓王篇》引文略異:“共伯和即于王位”。④《太平御覽》卷八九七引《史記》云:“共和十[四]年,大旱,火焚其
      屋,伯和篡位立。秋,又大旱,其年周厲王死,宣王立。”據王國維研究,“《史記》無此文,當出《紀年》。”王國維:《古本竹書紀年輯校·今本竹書紀年疏證》,黃永年校點,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5頁。近出清華簡《系年》第二章云:“厲王大虐于周,卿士、諸正、萬民弗忍于厥心,乃歸厲王于彘,龍(共)伯和立。”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2),中西書局,2011年,第136頁。古帝王或諸侯繼位曰立,故“共伯和立”與“干王位”其義無別。但是,《晉書·束晳傳》言及《汲冢紀年》稱:“(幽)[厲]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攝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晉書》卷51《束晳傳》,中華書局,1974年,第1432頁。此條引文只說共伯和代行王政,非繼王位,其實際內涵是有差別的。《史記索隱》說:“共,國;伯,爵;和,其名;干,篡也。言共伯和攝王政,故云‘干王位’也。”《史記·周本紀·索隱》,中華書局,1982年,第144頁。“攝王政”是代理王政,亦稱“攝行天子事”,司馬貞卻解釋為“干王位”,意即“伯和篡位立”。這顯然是不明歷史真相,刻意調停之語。由于《汲冢紀年》與清華簡《系年》均具史書性質,比較注重事實根據,顯得頗具權威性。
      另一類是來自戰國游士的作品。《史記正義》引《魯連子》云:“衛州共城縣,本周共伯之國也。共伯名和,好行仁義,諸侯賢之。周厲王無道,國人作難,王奔于彘,諸侯奉和以行天子事,號曰‘共和’元年。十四年,厲王死于彘,共伯使諸侯奉王子靖為宣王,而共伯復歸國于衛也。”《史記·周本紀·正義》,中華書局,1982年,第144頁。所言“衛州共城縣”為隋唐建置,不應出現在戰國著述中,故有可能是后世竄入文字。但《漢書·藝文志》著錄有《魯仲連子》十四篇,說明其書非偽。此書謂“諸侯奉和以行天子事”,與《晉書》所引《紀年》謂共伯和“攝行天子事”,其涵義相同。《呂氏春秋·開春論》云:“共伯和修其行,好賢仁,而海內皆以來為稽矣。周厲之難,天子曠絕,而天下皆來謂[請]矣。”⑩許維遹:《呂氏春秋集釋》,中華書局,2009年,第581~582、581頁。《莊子·讓王》言“共伯得乎共首”。[清]郭慶藩:《莊子集釋·讓王》,《諸子集成》本,上海書店,1986年,第423頁。《呂覽》《莊子》言共伯和受諸侯朝請,后逍遙得意于共山之上,但未明確提及“干王位”一事。《古史》、羅泌《路史》、顧炎武《日知錄》、梁玉繩《史記志疑》等,大體堅持此說。近世著名學者顧頡剛先生撰《共和》一文,力主“從《史記》不如從《紀年》”,①尤具影響。繼之不少著述或采此說,或作申論,②基本成為學界主流意見。
      “共伯和干王位”之說,能夠贏得古今不少學者的認同,與其自身具有的學術優勢有關。最重要的一點,是有不少文獻材料支持此說。其中一類是出自史書性質的文獻。如《史記·周本紀·索隱》引及《汲冢紀年》云:“共伯和干王位”,皇甫謐《帝王世紀》同此,③當本《紀年》。《經典釋文·莊子·讓王篇》引文略異:“共伯和即于王位”。④《太平御覽》卷八九七引《史記》云:“共和十[四]年,大旱,火焚其
      以上兩類文獻,都是戰國時期的著作。諸家所引古本《竹書紀年》,文字不相一致,意涵亦有差別,不知何為原文。但歷史上有共伯和的存在,是不必懷疑的。《漢書·古今人表》列共伯和為中上等,其歷史地位次于厲宣時期的執政大臣芮良夫、召伯虎等人,大體與祭公謀父、虢文公相若,均屬正面肯定的歷史人物。
      過去日知先生通過分析各種文獻材料,認為共伯和之“和”是東漢以后妄增的竄入字,實際只有身份不明的共伯,并無共伯和其人。日知:《釋共和——共伯〔和〕可以休矣》,《史學理論研究》1993年第1期。此說與近出清華簡《系年》言稱“共伯和”相悖,證明共伯和并非東漢以后才有的烏有先生。不過,有其人與有其事是兩個層面的問題,仍須仔細分辨。歷史研究是一項科學性極強的工作,只有弄清事實真相,才能形成超越時空的規律性認識,進而成為人類的精神財富。材料多固然有利于探賾索隱,但事實真相并不是由材料多少來決定的。有時,荒誕離奇的說法易成談資,流播甚廣,真正的事實反因平淡而不為世人所重,這也是需要注意的。   “共伯和干王位”之說,多種文獻看上去言之鑿鑿,實際存在嚴重的致命傷,即作為王位繼承者的共伯和身份不明,而諸侯入主王位與當時的王位繼承制度亦不相容。
      清華簡《系年》謂“共伯和立”,意味著“共伯和干王位”是實實在在被立為天子,總攬西周王政大權。清惠士奇說:“自古豈有攝天子哉?子代父曰義也,臣代君曰篡也。”[清]惠士奇:《禮說》卷7《春官二》,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故“共伯和干王位”被看作是篡位而立。果若是,此必為當時嚴重的政治事件,共伯和的政治身份至少不會模糊難辨,以至后世歧說紛紜。唐代之前,人們并不清楚共伯和為何許人也。如東漢高誘注《呂氏春秋》云:“共,國。伯,爵。夏時諸侯也。”⑩晉向秀、郭象《莊子注》謂其“周王之孫也”。[宋]羅泌:《路史》卷23《發揮二·共和辨》,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唐代張守節提及有人視為“衛武公”,《史記·周本紀·正義》,中華書局,1982年,第144頁。宋羅泌又稱其為“商氏后”,[宋]羅泌:《路史》卷27《國名紀四》,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清人魏源以為是“凡伯”,[清]魏源:《魏源全集》第1冊《詩古微》,岳麓書社,2004年,第548頁。梁玉繩說是“厲王后”,[清]梁玉繩:《史記志疑》,中華書局,1981年,第101頁。今人考為“共武公”,王雷生《關于“共和行政”若干問題的再考察》一文,根據《詩·大雅·六月》云“薄伐犭嚴玁狁,以奏膚公。有嚴有翼,共武之服”,硬生生臆造出一個“共武公”,并認為他就是共伯和,不可憑信。沒有一種說法可以成為共識。其中共伯和為衛武公說,經顧頡剛先生的補苴發揮,似乎可以確認他的真實身份。然細察之,衛武公與共伯和仍無瓜葛,根本就是兩個不同身份的人。
      以共伯和為衛武公的說法,具體為何人提出,今已無從查考。估計唐代已有學者根據《魯連子》稱“共伯復歸國于衛”,聯想衛武公名“和”,從而推斷共伯和就是衛武公,這才引起張守節《史記正義》的批駁:
       《世家》云:“釐侯十三年,周厲王出奔于彘,共和行政焉。二十八年,周宣王立。四十二年,釐侯卒,太子共伯余立為君。共伯弟和襲攻共伯于墓上,共伯入釐侯羨自殺,衛人因葬之釐侯旁,謚曰共伯,而立和為衛侯,是為武公。”按此文,共伯不得立,而和立為武公。武公之立在共伯卒后,年歲又不相當,《年表》亦同,明《紀年》及《魯連子》非也。《史記·周本紀·正義》,中華書局,1982年,第144頁。
      張氏措詞極為簡潔,但他根據《衛世家》《十二諸侯年表》論證共伯和不是衛武公,相當有力。析其要義有三:一則,衛武公名和,但不稱“共伯和”。“共伯余”之“共”是謚號,衛武公卒后不得兄弟同謚。顧頡剛先生認為共非謚號,亦非國名,不過是衛君離宮別館之地。共伯余與弟和居此,故可同稱“共伯”。然“共”若非國名,“伯”則非爵名,兄弟當分伯仲,亦不可能同稱共伯。與《衛世家》記衛武公襲殺共伯余不同,《詩·鄘風·伯舟》序稱“衛世子共伯早死”,《毛詩正義》卷3,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1980年,第321頁。衛武公也可能繼立為世子,但他仍不能稱“共伯”,有如周武王繼位前稱太子發,其長兄稱“伯邑考”,決不混同。二則,厲王奔彘時,衛國在位為君的是衛釐侯,直到周宣王十六年,衛武公才得以繼位,之前不過是衛國的公子或世子,很難在政治上有所作為,沒有條件得到天下諸侯的傾心擁戴。范文瀾先生認為,春秋時期,世卿權重,還不敢干諸侯之位,在嫡長子繼承制極端嚴格的西周,“侯國世子豈能干王位”?范文瀾:《中國通史》(第1冊),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95頁。就算陰差陽錯,衛公子和得登天子之位,但共和行政結束后,一度身踐王位,號令天下的君主返回衛國,又何以自處?劉卓異:《“共伯和”不是衛武公》,《中國社會科學報》2018年4月18日。他真要逍遙于共山之上,何以16年后又要繼為衛君?三則,衛武公死于周平王十三年(公元前758年),他在共和之初尚為少年。《國語·楚語上》謂“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儆于國。”意味著衛武公的年壽當在95歲以上,甚至可能在百歲左右。以95歲或100歲計,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他才12歲或17歲。共和紀年是司馬遷研究年代學的一項重要成果,是中國歷史有確切紀年的開端,并無證據顯示可以隨便推翻。這樣,共伯年少若此,既非一方諸侯,亦無治國經歷,他要自外進入朝廷,入主王位,從容應對暗波洶涌的動蕩局面,這種可能性可以說是微乎其微的。
      共伯和不是衛武公,而其他說法更不清晰說明他的政治身份。這對于干位篡立、入主朝政、叱咤風云的一代天子來說,無論如何都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更為重要的是,即使共伯和是畿外一方諸侯,他也不具備入主王位的政治條件。就殷周制度論,其中最大也最重要的一項區別就是王位繼承制度的不同。與殷商王位兄終弟及相比,周人實行“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喪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諸侯之制”。王國維:《觀堂集林》(外二種)卷10《殷周制度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288頁。這對于維護國家政治秩序的穩定,最大限度防止變亂的發生,是一項頗為有效的政治制度。據《史記·周本紀》記載,西周時期只有懿王死后由其叔父即共王弟辟方繼位,是為孝王。孝王死后又轉為懿王太子燮繼位,是為夷王。此以何故,因文獻失載,不得而知。余則均為嫡長子繼承王位。周幽王死后,一度出現二王并立局面。廢太子宜臼被申侯擁立,后為平王。而幽王另一子(清華簡《系年》謂為幽王弟)余臣也被擁立為王,號為攜王。由于幽王寵愛褒姒,曾以伯盤為太子,后死于戎禍。伯盤被立為太子,余臣被立為王,雖非幽王嫡長子,但他們都是幽王所生,起碼具有王室血統。而共伯和為諸侯,與周厲王并無血緣聯系,只是君臣關系。他若繼立為王,則意味著王室正統的中斷。召公不惜犧牲親生兒子的性命也要保護太子靜,以其忠貞和耿介的性格,恐難容忍非王室血統的諸侯入主王室。即使東周時期,王綱解紐,禮崩樂壞,也無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做出取代王位這種以下犯上、以臣犯君的事情。以楚國為例,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廢太子壬,另立子西為王。子西拒不相從,聲明“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春秋左傳正義》卷52,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1980年,第2113頁。迫使子常放棄原來的打算。并不嚴格遵從周禮的楚國尚且如此,西周王室更不可能隨意讓諸侯入主王位。故清人崔述說:“春秋至閔、僖以后,天下不知有王久矣,然齊桓、晉文猶籍天子之命以服諸侯,不敢公然攝天子事也;況西周之世,烏得有此事!”[清]崔述:《崔東壁遺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237頁。   正因為從王位繼統法上看,“共伯和干王位”不具可能性,故前賢雖從此說,又有一定程度的保留意見。如羅泌從孟康說,“蓋周室無君,和以三公攝政。”[宋]羅泌:《路史》卷33《發揮二·共和辯》,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顧炎武則說:“天下朝乎共伯,非共伯至周而攝行天子事矣。”[清]顧炎武:《日知錄》卷25《共和》,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梁玉繩亦謂:“蓋厲王流彘,諸侯皆宗共伯,若霸主然。[清]梁玉繩:《史記志疑》,中華書局,1981年,第101頁。羅泌以為共伯和并未代為天子,而是以三公身份攝政。顧炎武、梁玉繩則認為共伯和根本沒有進入宗周,只是在周室無君的特定情況下,以宗主或霸主的身份接受諸侯的朝請。這些看法實際是說,雖有共伯和其人,然無干王位之事。
      總而言之,“共伯和干王位”說雖在材料支撐上占有優勢,但共伯和的政治身份模糊不清,而諸侯入主王位也不符合西周王位繼承制度,并未真正揭示其歷史奧秘。看來,僅憑材料的多少,并不能遽然斷其是非。
      二、二相共和說的是非得失
      《魯連子》《呂氏春秋》俱言共伯和事,這是司馬遷撰作《史記》遍讀當時傳世文獻可以看到的資料。史公未采其說,亦未作為異說略加提及,顯然是他認為沒有取信的價值,便毫不猶豫地加以摒棄了。他對“共和行政”的解釋是:“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或曰:“王室亂,大臣行政,號曰‘共和’。”《史記·周本紀》《齊太公世家》,中華書局,1982年,第144、1482頁。其后,韋昭《國語解》、杜預《左傳注》均從之。即使《竹書紀年》出土以后,唐張守節《史記正義》、宋司馬光《稽古錄》、清何焯《義門讀書記》、崔述《豐鎬考信錄》亦持此說。但是,史公此說也不斷受到質疑。唐代顏師古以為“無所據也”,《漢書·古今人表》注,中華書局,1962年,第899頁。清梁玉繩謂為“史公之單說也”。[清]梁玉繩:《史記志疑》,中華書局,1981年,第101頁。顧頡剛先生則推斷“《史記》之說實從成王時事脫化而來”,“因循周初故事臆為之說”。顧頡剛:《史林雜識初編·共和》,中華書局,1963年,第204頁。今日相信二相共和說的學者是越來越少了。
      其實,二相共和說也有自身的優勢,不好斷為臆說。這就是在人君缺位的情況下,由大臣代理國政,是古史中的常見現象。最顯明的例證,是伊尹代太甲攝政當國。《史記·殷本紀》:“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太甲,成湯嫡長孫也,是為帝太甲。……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于是伊尹放之于桐宮。三年,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帝太甲居桐宮三年,悔過自責,反善。于是伊尹乃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修德,諸侯咸歸殷,百姓以寧。伊尹嘉之,乃作《太甲訓》三篇,褒帝太甲,稱太宗。”又如周武王卒后,成王年幼,不能理政,亦屬天子缺位,則由周公旦聯合召公、太公共同執掌國政,東平三監之亂,西固王室之基。《春秋》僖公二十四年,周襄王“出居于鄭”,未返京師期間,羅泌以為王子虎即為“周之居守者也”。[宋]羅泌:《路史》卷13《炎帝紀下》,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若然,太宰王子虎冊命晉文公,參與諸侯會盟會諸事,亦屬攝理王政。此外,諸侯國也有這種情況。《左傳》僖公二十一年,諸侯會宋公于盂,宋襄公本欲借此盟會建立霸主地位,結果被楚國軟禁。直至是年冬天,由于諸侯調解始獲釋放。其間國政則由宋相子魚代理。《左傳》昭公二十五年,魯昭公不滿季氏專權,公室卑弱,發兵討伐三桓,結果失敗奔齊,流亡八年不返,死于乾侯。國內則由季氏掌握大權。這些事例表明,當人君缺位之時,由大臣攝政當國,歷史上司空見慣,不足為異。
      人君缺位之時,代為行政的大臣通常具有較高的政治威望和理政能力,能夠有效應對波譎云詭的政治局面,化險為夷,濟國安邦。商朝初期的伊尹,西周初期的周公旦,都是此類杰出的政治家。西周共和時期,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其政聲雖不及伊尹、周公旦,但其經國之才卓然高標,也是非同凡響的。《今本竹書紀年》謂此周公為周定公,依《逸周書·謚法解》:“大慮靜民曰定”,“安民法古曰定”。黃懷信等:《逸周書匯校集注·謚法解》(修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643、645頁。然此不知何據,姑置不論。而召穆公具有超越群臣的政治才干,則于史有征。在厲王實行“專利”政策時,他以“民不堪命”相諫,表現出王朝卿士特有的膽識與擔當。隨后周厲王采取血腥“弭謗”的高壓政策,他又提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千古名言,正確地預見了事態發展的嚴重后果。當國人暴動時,為了使太子靜免遭殺害,即使以親骨肉冒名代死,也要保護王位繼承人的生命安全,表現出超拔的大局觀念和政治智慧。面對分崩離析的政治形勢,他團結宗族和衷共濟,匡扶王室。如《左傳》僖公二十四年,“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周之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春秋左傳正義》卷15,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1980年,第1817頁。團結宗族,共赴時艱,是共和時期治國理政的關鍵環節。待厲王崩逝,他和周公及時擁立太子靜繼位,促成最高權力的平穩過渡。宣王初年,淮夷叛服無常。王命召虎,陳師江漢,敉平淮夷。“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毛詩正義·大雅·江漢》,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1980年,第573頁。凡此說明,召公虎是當時苦撐危局的國家柱梁,是一位治國安邦的杰出政治家。可以說,當時無人可與召公的地位和作用比肩。這或許就是司馬遷以召公、周公和衷共濟來解釋“共和行政”的根本原因,當然也是此說的優勢所在。
      學者以為二相共和說缺乏文獻佐證,孤證難立,甚至看作史公臆為之說,這恐怕是不妥當的。須知司馬遷當時能夠看到的材料并非悉數傳世,今日未見不代表彼時也不存在。如《史記·殷本紀》歷述殷人先公并非盡見于傳世文獻,卻為出土甲骨卜辭所證實,即是顯例。《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記載“太史公讀《春秋歷譜牒》,至周厲王,未嘗不廢書而嘆也。”此《春秋歷譜牒》今已失傳,其內容不詳,然不能完全排除記有天子失位,二相行政力挽狂瀾之類史事。因此,用單文孤證或自所造作來否定《史記》的歷史敘事,是缺乏說服力的。   然而,勿庸回護,二相共和說確有窒礙難通之處。完全無視共伯和的存在,無疑是不妥當的。由此產生兩大疑點亦難冰釋:一是王子朝何以稱“諸侯釋位以間王政”?二是大臣執政何以年號“共和”?
      《左傳》昭公二十六年,王子朝爭奪王位失敗,倉惶奔楚,途中使告諸侯說道:“至于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于彘。諸侯釋位,以間王政。”杜預注:“間,猶與也。去其位,與治王之政事。”孔穎達疏引《史記》,以為二相行政即“是其釋位與治王政之事也。” 《春秋左傳正義》卷52,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1980年,第2114頁。顧頡剛先生對杜、孔二氏的注疏不以為然,認為服虔注曰“言諸侯釋其私政以佐王室”《三國志》卷1《魏書·武帝紀》注引,中華書局,1982年,第40頁。才是正解,理由是“周、召二公本為王朝卿士,十四年中何嘗去其職位、釋其私政哉!此必圻外諸侯挾其兵力以入朝治政無疑。”顧頡剛:《史林雜識初編·共和》,中華書局,1963年,第204頁。這個畿外諸侯即是汲冢《紀年》所言“干王位”的共伯和。然從西周政治制度看,諸侯不僅有同姓和異姓之分,且有畿內與畿外之別。畿外諸侯是地方行政長官,統治一方土地和人民,很少有釋其私政到王室任職的。畿內諸侯則主要出任王官,擔任職爵不同的大小官員,協助周天子處理王室政務,實施對全國的統治與管理。畿內諸侯也有封地,稱為采或采邑,然非地方行政區,而是他們出任王官的俸祿。《左傳》僖公二十四年富辰所言“文之昭”“武之穆”“周公之胤”凡二十六國,其中毛、畢、凡、祭等即為畿內諸侯,魯、衛、晉、邢等即為畿外諸侯,兩種性質的諸侯內外相依,共同發揮“以蕃屏周”的作用。若共伯和為畿外諸侯,則其政治體制不能允許他釋其私政,入為三公,主政王室。至于“挾其兵力以入朝治政”,自居王位,更屬政治叛亂,必為朝野所不容。故服虔的注文于理不暢,為世所輕。不過,杜預、孔穎達以“釋位”之諸侯為畿內諸侯,認為是召、周二公參與王朝政事,亦非得當。召公、周公本為王朝卿士,其職責就是協助天子處理國家政務,不是厲王居彘以后才有機會“以間王政”。他們不曾一刻離其職守,更未踐居王位,也談不上“諸侯釋位”的問題。二相共和說在這里遇到了難以克服的困難。
      從“共和”年號上看,二相共和說也不順適。司馬遷以為二相行政或大臣行政曰“共和”,韋昭解為“公卿相與和而修政事”,《國語·周語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5頁。張守節以為是“周、召和其百姓行政”。《史記·晉世家·正義》,中華書局,1982年,第1637頁。措詞雖異,主旨無別,都是說厲王流彘以后,國之無王,天下失君,由周、召二公和衷共濟以行王政,年號“共和”。對此,顧頡剛先生以周初成王、春秋魯昭公之事為例提出質疑:“既共同行政可以號曰‘共和’,何以此號乃不紀于周初?若曰彼時有成王在,則此時亦有厲王在。觀魯昭公二十五年出亡,迄三十二年沒于乾侯,此八年中《魯春秋》之紀事固仍以昭公紀元也。何以周廷之上曾未易位而輒以二公共和別立一號?”顧頡剛:《史林雜識初編·共和》,中華書局,1963年,第204頁。這個詰難甚有理致。“共和”一詞多少帶有美善吉祥之意,用這樣的語詞作為年號是漢武帝以后的事,之前未見此法。甲骨金文資料顯示,商周時期實行的是以君王在位年數為序的王位紀年法:
       癸丑卜,貞今歲受禾。弘吉。在八月,唯王八祀。(《合集》37849)
      己酉,王在梌,邲其易貝,唯王四祀,翌日。(四祀邲其卣,《集成》5413)
      唯八月既望,辰在甲申……唯王廿又五祀。(小盂鼎,《集成》2839)
      唯十又八年十又三月既生霸丙戌,王在周康宮夷宮。(吳虎鼎,《近出》364)
      這種“唯王某祀(年)”的紀年法,突出的是王的領袖地位。不管召公、周公怎樣同心協力,和衷共濟,都只是大臣行政,不具備以王者為中心的紀年要素。在厲王被逐、太子匿藏的情況下,當然不可能使用他們的名號來紀年,所以人們相信年號“共和”即是立為天子的共伯和之名。蘇轍說:“厲王居彘,諸侯無所適從。共伯和者,時之賢諸侯也。諸侯皆往宗焉,因以名其年謂之共和,凡十四年。”[宋]蘇轍:《古史》卷4《周本紀》,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盡管“共和”年號也不能確切表達共伯和的政治身份,但體現了當時以人物為核心的紀年方式,作為一種特殊情況下的權宜之策,大體是可以講通的。這便成為二相共和說面臨的又一個障礙。
      以上分析表明,二相共和說盡管有其自身的優長,也可能反映了召公、周公的實際地位,但不能以此否認共伯和的存在,也不能合理解釋“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和“共和”年號的基本內涵,立說的基礎同樣是不穩固的。
      三、共伯和以三公首席執政攝行王政說
      “共伯和干王位”或“二相共和”說,都有嚴重違背史實的地方,不是任選一說即可說明歷史真相的。我們有必要跳出固有認知的圈子,開拓視野,洞幽察微,仔細尋覓可以打開這個疑迷之門的鑰匙。這里,我們擬提出共伯和以三公首席執政攝行王政的新說,希望有助于問題的解決。
      1.共國為畿內諸侯
      西周分封制下的畿內諸侯,一般為姬姓貴族,伯爵,封授王畿采邑。其政治進路是出任王官,入為王朝卿士,甚至成為三公首席執政。杜勇:《清華簡〈祭公〉與西周三公之制》,《歷史研究》2014年第4期。這些特征都是有別于畿外諸侯的。
      共伯為姬姓諸侯,尚無直接證據。前人謂為“周王之孫”或“厲王后”,只是一種推測。然有爵稱而任職王室的畿內諸侯,大多為姬姓貴族。如見于《左傳》的文王之后原伯、毛伯,周公之后凡伯、祭伯;見于西周金文的井伯、杜勇:《從井氏采邑看西周世卿制度的尊賢功能》,《古代文明》2018年第4期。虢伯,即均為姬姓。類推共為姬姓,或與事實相近。畿內諸侯稱“伯”,不只是行輩之稱,而且兼為爵名。共伯之“伯”,亦是如此。
      畿內諸侯的采邑,有時可稱為國(邦)。如金文中井伯所在的井邑,禹鼎即稱為“井邦”(《集成》2833)。關于共國的地望,《路史·國名紀四》“商氏后”列有“共”國,并謂:“今朝之共城,文王‘侵阮徂恭’者,即共伯國。”[宋]羅泌:《路史》卷27《國名紀四》,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羅泌把《詩·大雅·皇矣》“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之共國,與共伯和之共國視同一事,是不正確的。詩中“密”為密須國,阮、共亦古國名。密須氏侵周,及于阮,徂于共,故文王興兵伐之。密須在今甘肅靈臺縣西。阮與共,王應麟《詩地理考》謂在涇州(今甘肅涇川縣)一帶。此地外出王畿,西周晚期猶在犭嚴狁控制范圍之內,厲世多友鼎銘文言及周王軍隊西追犭嚴狁,在“龔”(共)地有過交戰,顯非周人轄境,不可能是共伯之國。   《漢書·地理志上》“河內郡”屬縣有“共”,班固自注:“故國,北山,淇水所出,東至黎陽入河。”《水經注》卷九《清水》:“共縣故城……即共和之故國也。共伯既歸帝政,逍遙于共山之上。山在國北,所謂共北山也。”③[北魏]酈道元著,陳橋驛校證:《水經注校證》,中華書局,2007年,第226頁。隋代并共縣、山陽縣設共城縣,唐代設衛州,共城為州治,地在今河南輝縣市。歷代學者以為此即共伯國所在之地,是可信據。《春秋》隱公七年載:“天王使凡伯來聘。”杜注:“凡伯,周卿士。凡,國。伯,爵也。汲郡共縣東南有凡城。”《春秋左傳正義》卷4,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1980年,第1732頁。司馬彪《續漢書·郡國志》亦云:“共縣有凡亭,周凡伯國。”③凡為畿內諸侯,是周公之胤的封國。凡與共其地相鄰,表明畿內諸侯的封地可以遠至成周東北,與衛國接壤。
      共伯國地近于衛,后來被衛國兼并成為別邑。《左傳》閔公二年,衛國在戎狄逼迫下遷都,其遺民即有“共、滕之民”。杜注:“共及滕,衛別邑。”《春秋左傳正義》卷11,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1980年,第1788頁。共國何時被兼并,已不可考。《魯連子》說“共伯復歸國于衛”,似乎厲宣時期共國已成衛國屬地。其實不然。既曰“歸國于衛”,說明共與衛并非一國,否則直接說“歸于衛”即可,不必贅此“國”字。只是由于共邑后來屬于衛國,故魯連子稱“復歸國于衛”,無非以此說明共國的方位所在。清華簡《系年》云:“共伯歸于宋(宗)。”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2),中西書局,2011年,第136頁。司馬彪《莊子注》亦云:“共伯復歸于宗,逍遙得意于共山之首。”成玄英疏:“共伯退歸,還食本邑。”[清]郭慶藩:《莊子集釋·讓王》,《諸子集成》(3),上海書店,1986年,第423頁。這是符合事實的。宗者,祖廟也。祖廟所在之地,自是共國都邑。《左傳》隱公元年,鄭伯克段于鄢,“大叔出奔共”。 杜注:“共國,今汲郡共縣。”《史記·鄭世家》:“段出奔共。”《集解》引賈逵曰:“共,國名也。”這種“出奔”現象在春秋時期非常普遍,受奔者多為鄰國。杜預《春秋釋例》云:“奔者,迫窘而去,逃死四鄰,不以禮出也。”[晉]杜預:《春秋釋例》卷4,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若此時共為衛國屬地,則不得言“出奔共”,當如《左傳》隱公十一年曰“許莊公奔衛”,桓公九年曰“鄭忽出奔衛”。尤其是《左傳》隱公元年說到叔段奔“共”的同時,又謂“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春秋左傳正義》卷2,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1980年,第1718頁。公孫滑為共叔段之子,他出奔衛國,與其父共叔段出奔的共地,界劃分明,顯然是兩個不同性質的諸侯國。這說明此時共國尚存,之前“共伯歸于宗”必是還歸其采邑無疑。
      2.伯龢父即共伯和續證
      共伯和作為畿內諸侯,其政治活動的舞臺自是西周王廷。傳世文獻很少見到共伯和的記載,但西周金文給我們留下了相關的歷史印跡。
      1930年代,郭沫若先生撰寫《兩周金文大系考釋》,曾以師簋、師兌簋、師簋諸銘為據,提出“伯龢父”即“師龢父”,“當是厲世人,至宣世猶存者。”而師晨鼎、師俞簋、諫簋等器又有司馬共,“則司馬共當即師龢父若伯龢父,合之則為共伯和也。”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7),科學出版社,1957年,第114頁。郭氏在西周金文中發現共伯和的蹤跡,這是一個前無古人的創獲。但他僅從人物稱謂上來論證伯龢父即共伯和,說理并不透徹,尤其是“司馬共”之共為人名, “共伯和”之共為國名,張政烺:《張政烺批注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朱鳳瀚等整理,中華書局,2011年,第258頁。將其牽合為一則極大地降低了相關論斷的科學性。周代稱人名的情況十分復雜,除了姓與氏有別、名與字相分外,有時行第、爵稱、官名等多種元素亦在其中,或繁或簡,異名雜陳,必須仔細分辨。如共伯和其人,前人謂“共”為國名,即是以國為氏;“伯”為爵稱,但周代實行嫡長子制,使其兼有諸侯之伯與行輩之伯的雙重意義;盛冬鈴:《西周銅器銘文中的人名及其對斷代的意義》,《文史》第17輯,中華書局,1983年。“和”為其名,確切說來應為其字。作為簡稱,共伯和可稱為“共和”,有如召伯虎又稱召虎,毛伯班又稱毛班等。言其字,可加男子美稱“父”,稱為“伯和(龢)父”,有如散伯車父又稱伯車父,兮伯吉父又稱伯吉父等。若加其官名,伯龢父也可稱“師龢父”,有如伯雍父又稱師雍父。吳鎮烽:《金文人名匯編》,中華書局,2006年,第154、156、160頁。不過,金文中常有同名異人的情況,若僅從人物稱謂著眼,別無他證,則往往難于做出正確區分。如周初伯龢鼎銘云:“伯龢作召伯父辛寶尊鼎。”(《集成》2407),此“伯龢”為召公裔氏,與共伯和無關。又鐘銘文云:“肆作龢父大林鐘”(《集成》110),此“龢父”為井氏家族中人,亦非共伯和。
      郭說提出十多年后,楊樹達先生重新思考這個問題,才算真正找到了證據。楊氏以為郭說“甚新而確”,但論證“不免迂曲”,求之師簋本銘,即可了然:
       彝銘屢見“王若曰”之文,非王而稱若曰者,僅此器之伯龢父,若非伯龢父有與王相等之身份,安能有此。且銘文首記命辭,次記錫物,末記揚休制器,與其他王命臣工之器無一不同,證一也。《尚書》屢見“王若曰”之文,非王而稱若曰者只有微子與周公,除微子稱若曰義不可知,當別論外,“周公若曰”只見于《君奭》《立政》二篇,二篇皆周公攝政時書也。證二也。以彝銘證彝銘,又以《尚書》證彝銘,則伯龢父非共伯和莫屬也。《禮記·曲禮篇》曰:“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知古天子有自稱小子之事。……今此銘記伯龢父自稱小子,與《君奭篇》周公自稱相類,則伯龢父又非以共伯和釋之不可,此又一證也。楊樹達:《積微居金文說》(增訂本),中華書局,1997年,第119~120頁。
      楊氏三證以相關史實立論,遠較郭氏為優。盡管論證中也存在一些問題,如逆鐘銘文稱“叔氏若曰”(《集成》61),說明非王而稱“若曰”者并非只有師簋一器,而自稱“小子”也不限于天子,金文中也多見臣工使用,但這些罅漏并不影響其總體結論的成立。今就簋銘細加考析,還可以找到相關證據。   為論述方便,茲引師簋銘文如次:
       唯王元年正月初吉丁亥,伯龢父若曰:師,乃祖考有勛于我家,汝雖小子,余命汝死(尸)我家,司我西偏、東偏,仆馭百工、牧臣妾,東(董)裁內外,毋敢不善。錫汝戈琱、柲、彤、毌五、錫鐘一肆五金,敬乃夙夜,用事。拜稽首,敢對揚皇君休,用作朕文考乙仲簋,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享。(《集成》4311)
      此器已佚,《博古圖錄》所摹圖像紋飾有所失真。郭沫若定為厲王時器,張長壽等先生審器腹及方座所飾分尾大鳥紋、圈足飾波浪紋,斷為“夷厲前后器”。張長壽、陳公柔、王世民:《西周青銅器分期斷代研究》,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79頁。張政烺、晁福林先生以為作于“共和元年”,張政烺:《張政烺批注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朱鳳瀚等整理,中華書局,2011年,第258頁;晁福林:《試論“共和行政”及相關問題》,《中國史研究》1992年第1期。其月相紀日與歷譜相合。更重要的是,銘文中的伯龢父兩次說到“我家”,有的學者以為是“伯龢父家”,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中華書局,2004年,第238頁。是“公室冊命”,陳漢平:《西周冊命制度研究》,學林出版社,1980年,第144頁。實際應是“王家”。一則,伯龢父冊命的對象是師,師氏是西周國家常見的領兵作戰的高級軍事職官,而非畿內諸侯本國的下屬武官,則此冊命當屬中央王朝之事。故戈、鐘等賜物規格甚高。二則,銘文所言“我家”的規模與氣象,亦非采邑主所能企及。師管理的手工作坊分置“東偏”“西偏”兩地,有“百工”為其仆馭,有“臣妾”供其驅使。除了王家,畿內諸侯的采邑很難有如此龐大而分工細密的手工制造業。三則,師總領“我家”內外事務,類似銘文又見于毛公鼎王曰:“今余唯肈經先王命,命汝乂我邦我家內外。”(《集成》2841)采邑規模較小,其政務不足以“內外”分治。只有“王家”即王族內部事務,與外朝國家事務有別,須分內外。故伯龢父所言“我家”內外,非王家無以當之,有如蔡簋所言“王家外內”。可見伯龢父冊命師,關乎王家事務,與逆鐘“叔氏若曰”所命“公室”即公卿家室事務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西周冊命銘文甚多,通常是史官尹氏受“王命”或“王呼”某人代宣王命,王命則以“王若曰”(或稱“王曰”)的形式發布。師簋的冊命儀式與此有別,也與同為新王繼位而任命王家總官的冊命銘文大相異趣。如蔡簋銘云:“唯元年既望丁亥,王在淢。旦,王格廟,即位。宰曶入右蔡,立中廷,王呼史敖冊命蔡。王若曰:蔡,昔先王既命汝作宰,司王家,今余唯申就乃命,命汝眔曶胥對各,從司王家外內,毋敢有不聞,司百工,出入姜氏命。”(《集成》4340)兩相對比,可知“伯龢父若曰”這種冊命程式,確非一般代宣王命的執政大臣可相比擬,證明伯龢父就是《汲冢紀年》所言“攝行天子事”的共伯和。
      3.共伯和以三公首席執政攝行王政
      《漢書·古今人表》列有“共伯和”,曹魏學者孟康注云:“共伯,入為三公者也。”《漢書·地理志上》注引,中華書局,1962年,第1554頁。羅泌以為,“孟康謂其入為三公,蓋周室無君,和以三公攝政。”[宋]羅泌:《路史》卷27《國名紀四》,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這些看法都是卓有識見的。然三公并非一人,具體又以何種身份攝政,仍須考索。
      關于西周三公之制,舊時多以司徒、司馬、司空或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其實三公并不以三人為限,而是由卿士寮、太史寮等朝廷行政部門的主官組成的執政群體,少者三四人,多則五六人,通常有一人為首席執政大臣,總攬百揆,成為天子聯系群臣實施政令的橋梁。杜勇:《清華簡〈祭公〉與西周三公之制》,《歷史研究》2014年第4期。共王十二年的永盂銘文對此有較為明晰的反映:
       唯十又二年初吉丁卯,益公內(入)即命于天子,公乃出厥命,錫畀師永厥田:陰陽洛,疆眔師俗父田,厥眔公出厥命:井伯、榮伯、尹氏、師俗父、遣仲,公乃命酉司徒父,周人司工、史、師氏、邑人奎父、畢人師同,付永厥田,厥率履厥疆宋句,永拜稽首,對揚天子休命。(《集成》10322)
      銘文反映的決策與施政過程是,首先由“益公內(入)即命于天子”,接受王命賜與師永田地,接著益公與井伯、榮伯、尹氏、師俗父、遣仲等人共同宣布周王命令,最后交由鄭司徒、周司空等人具體辦理,完成土地交割程序。在這個過程中,王命的實施除益公外,其他五位執政大臣也必須參加,體現了一種集體議政施政的機制。但益公作為首席執政大臣的地位是非常清楚的。文獻上所見成王時的周公旦、成康時的召公奭、穆王時的祭公謀父、厲王時的榮夷公、宣王時的召穆公、幽王時的虢石父,都是三公群體中的首席執政大臣。
      永盂銘中六位執政大臣,有一位“師俗父”以官為氏,也應來自畿內封君,其名冠有“師”字,說明他當時擔任高級軍事職官,可以進入三公執政群體。衛鼎銘文稱師俗父為伯俗父,也是五位執政大臣中的一員。可知共伯和又稱師龢父,也應是通過擔任師職高官入為三公的。據元年師兌簋銘,師龢父職司“左右走馬、五邑走馬”(《集成》4275),厲王任命師兌為其助手。三年師兌簋記載,此時師龢父離任,厲王任命師兌“司走馬”(《集成》4318),是擔任走馬正職。走馬的職務有高低之分,“高者位近師氏”。張亞初、劉雨:《西周金文官制研究》,中華書局,1986年,第21頁。師龢父主管全國的左右走馬及五邑走馬,為走馬之長,自是走馬的最高職務,故可稱為師氏。走馬休盤銘云:“益公右走馬休,入門,立中廷,……王呼作冊尹錫休”(《集成》10170)。益公在共王時為三公首席執政,走馬休的冊命由益公為儐右,說明走馬休屬于益公下級并受其領導,反映了走馬之長可以進入三公執政集體的事實。十一年師簋器銘云:“師龢父(胙),叔(素)巿(韨)鞏(恭)告于王。”(《集成》4324)這是說師龢父受王命賜胙肉于師,師著素巿恭告天子,以表謝忱。《左傳》僖公九年載,“王使宰孔賜齊侯胙。”宰孔即周公忌父,時為周襄王重臣。而師龢父受王指派賜胙肉于師,應與宰孔一樣為王朝卿士。由此看來,共伯和入為三公并非始于厲王居彘之時,而是在厲王中后期即已進入三公行列,成為周王室執政大臣之一。   厲王流彘以后,共伯和作為執政大臣,當然不可能繼立為王。這是嚴重違背西周王位繼承法的,何況厲王被逐后仍猶在世。但榮夷公倒臺后,共伯和被奉為首席執政則無任何制度上的羈絆。師簋銘文曰“唯王元年”,若真有周王主政,代宣王命者當稱“王若曰”,而不是稱“伯龢父若曰”;受冊命者當“對揚王休”,而不是“對揚皇君休”。這說明所謂“唯王元年”,不過是沿用年號制度的慣例,實際上王位已然虛空,只能由首席執政伯龢父以王的口吻頒布冊命。但伯龢父并不是真正的王,故稱“伯龢父若曰”。在西周政治體制中,首席執政是三公群體亦即國家政務委員會的召集人,其權力可能略高于其他執政大臣,但遠不如后世宰相那樣顯赫,乃至西周金文所見毛公、井公、益公等人,在傳世文獻中并無反映。
      由于共和行政期間,國家政令以“伯龢父若曰”的形式來發布,而此“若曰”對應的又是“唯王某年”,有的官方文書也可能徑稱“共和某年”。這種權宜之策實已多少超越了三公首席執政的權限,王子朝稱其為“諸侯釋位以間王政”,道理應該就在這里。而《晉書》引《竹書紀年》稱“共伯和者攝行天子事”,《魯連子》謂“諸侯奉和以行天子事”,顯然比說“干王位”更符合歷史實際。歐陽修說:“所謂攝者,臣行君事之名也。伊尹、周公、共和之臣,嘗攝矣。……雖行君事而其實非君也。”[宋]歐陽修:《歐陽文粹》卷2《春秋二》,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歐陽修作為學者型的政治家,或者說政治家中的學者,其洞明世事的能力是高人一籌的。相反,以為“共伯和干王位”,或曰厲王被逐“共伯和立”,可能是未能認清史事真相所形成的誤解。誤解使事實超出常規,更顯幾分離奇,以致在持續流播中形成重重迷霧,久久不能澄清。
      4.召公、周公在共和行政時的實際地位
      司馬遷盡行舍棄有關共伯和的文獻資料,把共和行政說成是“二相行政”,雖未得其真諦,但他肯定召公、周公在共和行政期間的核心地位,仍不失為卓然有見。
      厲世末季,圍繞“專利”和“弭謗”政策的實施,朝中大臣分化為不同的政治派別。以榮夷公為代表的力政派終于倒臺,而以召穆公、芮良夫為代表的反對派看來也未完全贏得勝利,所以召公匿藏太子靜不得不付出沉重代價。在這場政治斗爭中,共伯和的政治立場如何未見記載,大概不會屬于上述兩個政治派別,而是以其溫和派的面目為各種政治力量所接受,最后走到歷史的前臺,成為三公群體中的首席執政大臣,得以攝行天子政事。這正是政治斗爭的吊詭之處。
      當然,共伯和出任首席執政,也有自身的政治優勢。他在朝廷擔任執政大臣多年,具有較為豐富的治國理政經驗。而出身師職高官,熟悉王室武裝力量,也有助于安撫當時參加暴動的官員和士卒。《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謂此暴動由“公卿懼誅而禍作”,清華簡《系年》稱“厲王大虐于周,卿士、諸正、萬民弗忍于厥心,乃歸厲王于彘”,宣世盨也提及“邦人、正人、師氏人……虐逐厥君厥師”(《集成》4469)。可見暴動者的構成廣泛而復雜,尤其是有軍隊參加,情形相當嚴重。共伯和出任首席執政,使他的政治經歷有利于平息國人暴動及其余波,平衡各種政治力量,特別是安撫“師氏人”,平穩度過難關。
      但是,召穆公的政治才干比起共伯和來,應該更勝一籌。單就匿藏太子靜一事來說,他處變不驚,沉著應對,終使王室血脈得以留存,為日后重拾山河創造了根本的前提和條件。這絕不是一起平凡的事件。如果沒有超常的政治遠見和全局意識,沒有堅韌的意志和過人的智慧,是極難取得成功的。待事態平息下來,召公、周公雖然可以支持共伯和出任首席執政,但朝政實際是按照他們預設的歷史軌道來運行的。《史記·周本紀》云:“共和十四年,厲王死于彘。太子長于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為王,是為宣王。” 《經典釋文·莊子·讓王》引司馬彪云:“十四年,大旱屋焚,卜于太陽,兆曰厲王為祟。召公乃立宣王,共伯復歸于宗,逍遙得意共山之首。”[唐]陸德明:《經典釋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564頁。所謂厲王為祟,大旱屋焚,當然只是一種附會神靈權威的借口,適時擁立宣王繼位,才是召公、周公多年經營所要達到的目的。而《魯連子》謂“共伯使諸侯奉王子靖為宣王”,不過是權力交接的一種表面形式。若非召公、周公始終掌控政局,決不會厲王一死即有太子即位的巧合。可見召公、周公在整個共和行政期間始終居于權力核心地位,司馬遷謂之“二相行政”,無疑認識到了事情的本質。
      太子靜即天子位,使西周國家走向宣王統治的復興時代,共伯和作為首席執政代行王政的必要性已不復存在。就其年齡而言,共伯和也不再適合繼續效力王庭了。他在厲王元年即任走馬之長,以此時二十歲計,宣王元年也是七十出頭的人了,與相對年輕頗具政聲的召公、周公相比,精力不逮不說,政治優勢也相形見絀,已經不足以繼續擔此重任了。所以宣王即位后,他告老還鄉,逍遙于共山之首,無疑是明智的選擇。這也使他博得賢仁之名,受到后世的廣泛贊譽。
      綜上所論,古今關于“共和行政”的詮釋,或從《紀年》“共伯和干王位”,或從《史記》“二相行政”說,均有未諦。實際上,國人暴動逐走厲王以后,畿內諸侯共伯和并未篡位自立,而是以三公首席執政的身份,會同召公、周公執掌王室大政,以共伯和的名義(“伯龢父若曰”)發布國家政令,以“共和”為年號,組成貴族合議制政府,維持中央政權的運行。在王室無君的情況下,這種合議制政府的執政大臣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朝廷權力運行的制度規范,因而被稱為“諸侯釋位以間王政”或“共伯和攝行天子事”。這或許就是西周“共和行政”的歷史真相!
      作者單位:天津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責任編輯:黃曉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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