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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命型政黨的“生死倫理”

      作者:未知

        內容提要 “老三篇”集中反映了共產黨人的價值觀,這種價值觀可以稱之為生死倫理。所謂生死倫理是指共產黨與人民群眾之間這樣一種交往規范與價值關系:共產黨人秉持人民至上的價值準則,為人民利益甘愿犧牲生命,并視這種犧牲為人生的最大意義與應然價值追求。這種對于人民的深沉價值承諾表明共產黨是一個非常典型的馬克思主義使命型政黨,生死倫理是一種非常典型的使命倫理。就共產黨自身而言,生死倫理的普遍建構有利于破解革命“集體行動的困境”;就黨與民眾的關系而言,生死倫理是共產黨領導合法性的重要支撐;就黨與整個民族的關系而言,生死倫理是民族救亡性啟蒙的必然要求。和平建設語境下,對于使命型政黨的“生死倫理”需要有新的時代性思考。
        關鍵詞 生死倫理 集體行動的困境 合法性 救亡性啟蒙
        〔中圖分類號〕B0-0;A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47-662X(2019)05-0001-07
         “老三篇”是指毛澤東寫于革命戰爭年代的三篇文章,即《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愚公移山》。這三篇文章篇幅短小,并非宏篇大論,但影響卻極為廣泛深遠。這三篇短文之所以被選編在一起,根本原因就在于其集中反映了共產黨人的價值觀與人生觀。對于“老三篇”所體現的這種共產黨人的價值觀與人生觀,筆者將其概括為“生死倫理”。倫理與道德兩個范疇具有相通性,都關乎人們的善惡品質、德性修養以及人們交往的原則規范,但兩者的涵義也有所差別。道德更強調個體本身應如何,而倫理更強調社會成員在相互交往之中應遵從或符合何種規范與秩序,具有更為強烈的主體間或者說對象化的色彩。我們可以說一個人是道德的,卻不能說一個人是倫理的,但我們可以說人們的交往是有倫理規范的。“‘道德’更多地或更有可能用于人,更含主觀、主體、個人、個體意味;而‘倫理’更具客觀、客體、社會、團體的意味。”何懷宏:《倫理學是什么》,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9頁。
        既然倫理是一種社會成員之間的交往規則,那么生死倫理涉及的是誰與誰之間的交往呢?在本文的語境中,生死倫理涉及的是共產黨人與人民群眾之間的交往規則與價值關系。進而言之,共產黨人與人民群眾之間這種生死倫理是指什么呢?在“老三篇”中,這種生死倫理最典型地體現在《為人民服務》的以下名言之中:“人總是要死的,但死的意義有不同。中國古時候有個文學家叫做司馬遷的說過: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重;替法西斯賣力,替剝削人民和壓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鴻毛還輕。”③《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04、1005頁。“中國人民正在受難,我們有責任解救他們,我們要努力奮斗。要奮斗就會有犧牲,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但是我們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數人民的痛苦,我們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③所謂生死倫理是指共產黨人與人民群眾之間這樣一種交往規范與價值關系:共產黨人秉持人民至上的價值準則,全身心為人民服務,為人民利益甘愿主動犧牲自身生命,并視這種犧牲為人生的最大意義與應然價值追求。這種生死倫理體現了共產黨人對生與死的基本看法:為人民利益而在是共產黨的唯一存在依據,共產黨人作為一名黨員就是為人民利益而生,在人民需要時亦可慨然赴死。“雖然人的生死是自然變化的現象,但是生死倫理追求意味著不管是生的價值還是死的價值都不在生或死本身,而在于生死精神所蘊含及體現的倫理內容。”姚站軍:《追尋生死倫理的戰略智慧——由個體到民族生命力精神的維度》,《武漢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3期。為人民利益而生是謂生的偉大,為人民利益而死是謂死的光榮,這是共產黨及其黨員的神圣責任與莊嚴使命。這種對于人民深沉的價值承諾表明共產黨是一個典型的馬克思主義使命型政黨,生死倫理則是一種典型的責任倫理與使命倫理。可以說,理解生死倫理是理解共產黨性質與價值觀的關鍵。對于生死倫理在革命年代的特點與意義可從以下幾個方面去進一步深化認識。
        一、生死倫理的普遍建構與革命“集體行動困境”的破解
        近現代以來,中華民族始終處于內憂外患的極端危難境地。借用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的說法,這一時期中華民族的處境是一種“臨界處境”,即一種處于危難之中的、非日常的、極端化處境。“臨界狀態”下的艱苦斗爭需要革命者的巨大付出與犧牲。那么,在極端艱苦的條件下怎樣吸引人們參加革命并忠誠于此?解放與獨立的前景固然非常美好,怎樣避免社會成員以一種投機的心態對待革命,只想坐享其成而不想有所奉獻?這不是思辨演繹的問題而是革命戰爭年代的真實挑戰。所謂信念動搖、意志薄弱、自私自利、動機不純、投機鉆營,乃至最后變節背叛,都是革命中現實存在,且并不少見的事情。毛澤東在《紀念白求恩》中專門對比性地談到了革命隊伍中存在的此類問題。“不少的人對工作不負責任,拈輕怕重,把重擔子推給人家,自己挑輕的。一事當前,先替自己打算,然后再替別人打算。出了一點力就覺得了不起,喜歡自吹,生怕人家不知道。對同志對人民不是滿腔熱忱,而是冷冷清清,漠不關心,麻木不仁。這種人其實不是共產黨員,至少不能算一個純粹的共產黨員。”《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60頁。這種種的問題使崇高又現實的革命事業面臨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奧爾森(M.Olson)所講的“集體行動的困境”。奧爾森在《集體行動的邏輯》一書中指出,一個具有共同利益的集體并不必然一定產生集體行動,其原因在于集體成員在實現集體目標時往往具有搭便車(free-riding)的傾向。集體的共同利益是一種公共物品,任何公共物品在享受上都具有非排他性(impossibility of exclusion),即成員不付成本也能坐享收益。這就決定了有些成員在集體利益的實現上不想承擔成本只想共享收益。
        那么,如何破解這種革命中“集體行動的困境”,將整個革命隊伍有效地團結凝聚起來呢?可以將革命與現實的物質利益掛鉤,比如參加革命或擁護革命就可以打土豪、分田地,這屬于物質激勵;可以對現實中出現問題者施以處罰,使之付出代價,這屬于懲戒機制;再一個,有效的意識形態宣教也是一種極為重要的途徑,這屬于思想激勵。在戰爭的艱苦歲月中,思想的激勵對于克服搭革命的便車現象尤為重要。這種思想激勵的實質,就是用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來激發黨員與民眾的革命意識,培養他們人民至上、革命正當、革命必勝的信念,使為革命付出、為人民犧牲成為他們的內在的行為動機與自覺的使命追求,在思想動員中統一認識,凝聚價值共識。“政黨意識形態雖然是一種思想體系,但它更是一種理想信仰體系,反映了一個階級、階層的理想信念,勾畫出本階級理想的社會藍圖,而且把階級的理想與個人的理想緊密聯系在一起,具有很強的思想導向、價值導向、行為導向、心理導向的作用,具有很強的激勵功能與動員功能。”陳建中:《論政黨的使命》,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9年,第219頁。   具體而言,這種意識形態宣教對于馬克思主義政黨來說,一方面要對黨員進行無產階級政黨觀的教育。要使黨員明確,無產階級代表生產力發展方向,是最為先進、最有前途的階級,而作為無產階級先鋒隊的共產黨沒有自己的私利,代表和追求的完全是勞苦大眾的利益,為民族解放和人類解放而奮斗,以建立沒有剝削壓迫的新社會新世界為己任。作為最先進階級的最先進部分,要實現最為偉大的革命理想,共產黨應該具有最為崇高的革命信念與最為偉大的道德品質,具有敢于為民犧牲、勇于為民殉道的精神氣概,此乃偉大階級之偉大政黨的天命。對于這種無產階級政黨觀的教育,革命戰爭年代我們黨高度重視。毛澤東的“老三篇”對此有通俗化的論述,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更是集大成之作。另一方面,這種意識形態宣教還要對黨員進行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的教育。要使黨員明確革命是歷史發展的動力與要求,而革命的成功與新社會的建立是基于唯物史觀所揭示的人類發展必然規律,是一定會實現,一定能夠實現的。以規律與必然性的名義進行敘事是共產黨宣傳的一大特點。借用毛澤東在1954年全國人大一屆一次會議上的講話,就是我們的事業是正義的,正義的事業是任何敵人也攻不破的。我們的目的一定要達到,我們的目的一定能夠達到。之所以一定會實現,一定能夠實現,一定要達到,一定能夠達到,就是因為這是歷史發展的規律使然。這一思想在“老三篇”中也有突出表現。《為人民服務》強調:“我們的同志在困難的時候,要看到成績,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們的勇氣。”②⑤《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05、1101~1103、1005頁。《愚公移山》指出:“我們宣傳大會的路線,就是要使全黨和全國人民建立起一個信心,即革命一定要勝利。……我們堅決相信,中國人民將要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大會的路線的領導之下,得到完全的勝利,而國民黨的反革命路線必然要失敗。”②
        按照無產階級政黨觀,共產黨應該為人民而付出與犧牲,這是黨的信仰與使命。按照馬克思主義歷史觀,這種付出與犧牲順應歷史必然,一定會結出累累碩果。一方面是合目的性,一方面是合規律性,這樣,以此為指導,經過細致入微的思想工作,經過長期艱苦的思想改造,黨員的人民信仰逐漸普遍地確立起來,共產黨與民眾的生死倫理逐漸被廣泛建構起來。“這種信仰和信念,可以內化為革命者的內在動力,使其變得崇高而無所畏懼,他已與歷史的‘大我’——人民聯成了一體,已與歷史發展的‘必然性’聯成了一體。革命者一切的苦難、犧牲都在革命勝利后的禮炮中得到彰顯:‘忽報人間曾伏虎,淚飛頓作傾盆雨。’那是多么壯麗、崇高的人生啊!渺小的個體匯入革命的洪流,在達于人類解放的共產主義壯闊航程中化為永恒。”孫康:《毛澤東提供的“意義世界”》,《毛澤東研究》2010年卷,湘潭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64頁。“相應的,以血緣親情為紐帶的情感歸屬方式,被以階級感情和革命理想為紐帶的歸屬方式所代替,產生了更大范圍的共同身份認同,革命者共享榮耀感和責任感,在以世界為尺度的范圍內產生了情感歸屬,之前那種以個體社會交往范圍為極限的社會差序格局被以世界為范圍的革命共同體所超越。這種具有超越性的,世界范圍內的歸屬感成為革命隊伍擴大,凝聚力增強的法寶。”王元:《道德的革命化與革命的道德化——中國共產黨革命動員的文化心理學分析》,《福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1期。認為自己的犧牲順天應民,可開萬世之功,乃是不可推卻之使命,行為就會更為自覺,信仰就會更為堅定。由此,為民的動機實現了切實的內在化,自覺的共同使命感激發了積極的革命行動,生死倫理的意識形態教化最終推進了黨內的思想統一與共識凝聚。這種使命意識與犧牲精神的普遍化,這種主觀世界的有效改造成為克服革命投機主義、破解革命“集體行動困境”的有力思想武器。當然,即使都是黨員,覺悟也有先有后,有高有低,在這種情況下,要想推進生死倫理的普遍確立,示范引領就是一種極為重要的方法。毛澤東作“老三篇”,就是意在通過樹立張思德、白求恩、愚公三個道德典型來達到先進價值觀在黨內與民眾中的普遍引領教化之功。也正基于此,毛澤東在紀念張思德時才特別強調追悼會的重要意義。“今后我們的隊伍里,不管死了誰,不管是炊事員,是戰士,只要他是做過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們都要給他送葬,開追悼會。這要成為一個制度。這個方法也要介紹到老百姓那里去。”⑤開追悼會即是樹立典型,通過悼念逝者來引導更多的黨員與民眾形成對生死倫理的直觀認知與深刻認同。
        進而言之,對革命“集體行動困境”的破解并不止于使每一個革命者都具有使命意識與犧牲精神,還必須要使其相信其他革命者也都牢固地確立起生死倫理。成員相互的不信任是導致集體行動困境的一個重要原因:如果我付出了,誰知道其他人會不會付出,會不會只是坐享其成?正是因此,革命的領導者必須培育集體成員之間的互相信任與團結,這種成員間的相互信任、相互團結、相互感染作為一種社會資本會深刻地影響集體行動。在此意義上,我們就可以更深刻地理解為什么毛澤東在《為人民服務》中強調:“我們的干部要關心每一個戰士,一切革命隊伍的人都要互相關心,互相愛護,互相幫助。”②《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05、1101頁。在《愚公移山》中強調:“許多同志作了自我批評,從團結的目標出發,經過自我批評,達到了團結。”②
        通過思想的教育與改造,通過道德典型的卓越示范,生死倫理得以在革命隊伍中普遍建構形成,而對團結與信任的強調又在人們的心理上進一步強化了這一倫理原則,由此,革命“集體行動的困境”通過思想激勵得到了有效解決。革命戰爭的偉大勝利,這種思想的激勵居功至偉。
        二、生死倫理是共產黨領導合法性的重要支撐
        政治學上,合法性是指一個政治共同體中成員對于政治權力的價值認同與內心接受。政治權力依據特定價值原則進行治理、分配利益,民眾視政治權力之存在為正當,認可其權威,服從其治理。對于政治權力的合法性,古今中外的政治學傳統有不同的理論譜系,而馬克思主義政黨學說則提供了一種頗具特點的合法性理論。共產黨存在的合法性,或者說,民眾對于共產黨認同與接受的最深厚根基,不在于傳統,不在于天啟,不在于選舉,也不在于領袖之魅力,而在于對民眾現實與長遠利益的自覺代表與忠實追求,在于對民眾的全身心奉獻。正是基于對民眾利益的清醒認知、切實追求與全力實現,共產黨才會贏獲人民群眾廣泛的合法性支持。而這種對民眾利益的追求恰恰在共產黨人的犧牲行為中得到了最集中、最典型、最富沖擊力、最具說服力、最有戲劇效果的展現。面對共產黨人以身家性命對自己利益的捍衛與追求,作為全心全意服務對象的人民群眾不可能不被打動、感化,尤其在這種犧牲成為一種普遍現象的時候更是如此。可以說,正是在為民犧牲的壯烈行為中,民眾由于內心之震撼而展現出對黨的極大認同與高度擁護,黨的合法性得到了最大程度的顯現。   必須認識到,在這種合法性的生成中,黨居于主導與主動地位,而民眾則處于相對被動地位。在黨與民眾的互動之前,普通大眾對于黨并不了解,自然也談不上合法性認同。在這種情況下,作為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共產黨基于對自身歷史使命的認識,一方面要在理論上用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與方法論啟蒙民眾,發揮理論的喚起功能,另一方面需要在實踐中走在前列,勇于付出、不畏犧牲,發揮實踐的引領功能。如果沒有黨這種在理論與實踐層面的積極努力與主動作為,民眾就難以形成對其的逐步了解、自覺接受與價值認同。民眾這樣一種合法性認同對于黨來說至為重要,這是因為,沒有這樣一種認同與支持,黨就無法作為人民的工具來實現依靠人民而又為了人民的使命。這種對合法性認同的內在需要表明,共產黨雖然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唯一宗旨,絕不期待民眾的功利性回報,但是作為一個處于社會關系中的組織,其期待與需要民眾的廣泛性認同與多方面支持。共產黨的為民宗旨是其自我認定的,這種責任的選擇、使命的認定本身與民眾是否同意無關,屬于單方行為。但是,共產黨要想在現實中存在下去并完成使命,就需要民眾一方的支持與擁護。可以看到,在此仍然存在一種交換關系,當然,交換的不是市場中的經濟利益,黨的付出與犧牲交換的是民眾的價值認同與切實支持。對使命的認定是共產黨人的動力之源,但民眾的認同與支持是共產黨人的心理期待與現實需要。
        正是基于這種心理期待與現實需要,馬克思主義政黨自誕生之日起,就致力于通過宣傳啟發與教導民眾,通過實踐感化與吸引民眾。也正是在這樣一個漸進努力的過程中,人民群眾逐步接受黨的理論、感知黨的做法、體會黨的付出、確立黨的形象。隨著思想的啟蒙、利益的維護、接觸的廣泛與深入,民眾也由對黨的不知不覺轉化為對黨有所信任、有所需要、有所期待,其在雙方交往中的地位也開始由被動變得較為主動。至此,在最初由黨所啟動、主導的與民眾的交往關系中,雙方都形成了對彼此的心理期待:民眾期待黨組織如其所宣傳與承諾的那樣不畏艱辛、勇于犧牲、真心為己,黨組織則期待民眾積極回應,認同與擁護自己,夯實自己的力量基礎。這種心理的期待一旦形成,雙方的關系一旦進入良性互動的行為模式,共產黨與民眾之間就達成了所謂的心理契約,共產黨的合法性就牢固地確立起來。
        心理契約原是組織行為學與管理學中的一個概念,其意是指組織與成員之間或者組織與交往對象之間一種隱含的、未正式制度規定、未公開說明的相互期待與心理默契。就組織與其成員而言,成員期待組織關心自己,在困難時幫助自己,為自己發展與自我實現盡可能提供條件,組織則期待成員忠于自己,對組織高度認同、盡心盡力,雙方彼此期待、彼此滿足、彼此默契。這種心理契約不同于組織與成員之間明確規定彼此責權利的硬性制度契約,其超出具體制度規定以外,帶有很大程度“心照不宣”的特點,更側重心理的期待與互動,直擊心靈與情感,雖然柔性但作用重大,是一個組織的軟實力與正能量,體現著組織的價值觀,決定著組織的精神面貌。組織與成員之間如此,組織與其交往對象之間同樣也存在心理契約,比如商家與客戶在正式交易契約以外就都希望對方更加誠實可信,更加禮貌周到,更好打交道。共產黨與人民之間作為合法性基礎的正是這樣一種內隱而柔性的心理契約。之所以強調這一點,是因為在黨發揮領導作用的過程中,其并沒有與人民簽訂任何正式的合同或制度的契約,清晰規定彼此的責權利,強調以服務換取民眾的認同。民眾的這種認同關系是共產黨在踐行自己宗旨使命的過程中,通過宣教、實踐特別是犧牲才建立起來的,其形成于共產黨與民眾的互動過程中,并最終扎根于民眾的思維深處與心靈深處。這種默契與互動的理想境界就是我們一直倡導的“魚水深情”“骨肉親情”。也正是因為其超越制度層面而直達民心,這種心理的契約與價值的認同才更為穩固持久,民眾才會對黨產生強烈的依賴感與歸屬感,甘心與黨同呼吸、共命運,即使黨的事業遇到挫折也報之以忠誠與支持。基于此,我們就可以更好地理解,為什么我們一直強調近現代中國歷史上黨的領導是人民的選擇。
        如上所述,黨對民眾的思想啟蒙與對其利益的犧牲追求是推動兩者之間形成心理契約的重要條件,既然如此,黨對民眾的利益如何科學認知呢?對民眾利益的科學認知一方面要求黨要深入民眾,把握其所想所需,了解其具體訴求與現實問題,另一方面要求黨要運用馬克思主義原理來分析所處時代的發展規律與所處社會的發展趨勢。這種基于歷史規律對于民眾利益的代表與追求,使得黨比民眾自身能夠更深刻地認知民眾的真實利益、根本利益與長遠利益。民眾對于自身利益的認知往往處于自發狀態與感性層次,正是馬克思主義政黨把對民眾利益的認識提升到自覺狀態與理性水平。一方面要關照民眾自身的現實利益考慮,不能使黨的政策離民眾理解與接受能力相差太遠,另一方面又要依據對發展規律的認知對民眾利益予以更高層次的整合與判定,這兩個方面相結合,就是我們黨經過艱辛探索而形成的群眾路線。群眾路線要求全面了解與正確反映民眾的現實利益與具體訴求,不能搞命令主義,同時更強調把分散的群眾意見集中化系統化,以對規律的理解來進行整合、予以明確,以更好地領導群眾,不能搞尾巴主義。可以說,群眾路線鮮明地體現了使命型政黨以自覺引領自發的特點。
        正確地認知人民利益,為人民利益而在,為人民利益而死。這樣,通過共產黨人的主動付出、積極奉獻,尤其是借助于生死倫理,黨與民眾的心理契約得以達成,黨由之確立起廣泛而堅實的合法性基礎。馬克思主義使命型政黨的這種合法性不同于通常的選舉合法性。按照選舉合法性的邏輯,政治權力的合法性源于民眾的事先授權,選民居于合法性建構的主動地位,而按照生死倫理,共產黨則屬于主動構建自身合法性,民眾更多的是對黨承諾與行為的事后認可。這兩種合法性的關系是一個值得進一步深入研究的重大問題。
        三、生死倫理是民族救亡啟蒙的必然要求
        “老三篇”發表于抗日戰爭時期,而自鴉片戰爭直至抗戰時期,整個近現代中國歷史的主題都是救亡圖存。在這一大的背景下,任何有重大意義的理論體系與價值體系都應圍繞這一主題而展開,共產黨的生死倫理當然也不能例外。   要實現“臨界處境”下的救亡圖存,一個極為重要的方面就是用先進的理論體系與價值體系來改造民眾的主觀世界,使他們最大程度地擺脫傳統孤立的小農意識和家族意識,真正確立國家意識、國民意識、民族意識,并塑造他們為民族獨立而奮斗犧牲的堅定信念。換言之,要對民眾進行救亡的思想與道德啟蒙。但是,要想改變幾千年形成的傳統國民性,把一盤散沙的民眾凝聚喚起并非易事。近現代以來,資產階級維新派的思想啟蒙、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思想啟蒙、資產階級革命派的思想啟蒙雖有巨大效果,但都最終未能成功。究其原因,一是因為這些啟蒙的思想資源的有效性、適應性問題。比如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思想啟蒙以西方的自由民主理論為資源,強調個體的自由、個性的解放與國家的民主,這與救亡圖存的時代需要并不完全適應。因為集體性的民族獨立事業恰恰需要個體的付出乃至犧牲。二是因為這些思想啟蒙主要囿于精英層面,曲高和寡,始終無法有效融入民眾之中。以當時受眾相對廣泛的資產階級革命派的思想啟蒙而言,晚年的孫中山雖然提出“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力圖把國民黨改組成一個真正群眾性的政黨,以新三民主義教育全黨全民,但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以后,國民黨與共產黨在意識形態上刻意切割,“舍棄了孫中山的‘扶助農工’政策,自然也失去了農民、工人的群眾基礎”。②王奇生:《黨員、黨權與黨爭:1924-1949年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形態》,華文出版社,2010年,第170、406頁。“在社會整合方面,國民黨的組織和影響也未能深入到社會底層和輻射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②
        近現代以來一系列啟蒙的教訓表明,中國先進的精英群體一方面必須要尋找更為適合民族救亡的思想資源用以教育民眾,另一方面還必須以自身行為感召民眾、發動民眾,喚起廣大民眾的偉力。毛澤東在《愚公移山》中用形象的語言描述了共產黨必須發動民眾來完成革命目標的道理。“首先要使先鋒隊覺悟,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但這還不夠,還必須使全國廣大人民群眾覺悟,甘心情愿和我們一起奮斗,去爭取勝利。……現在也有兩座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國主義,一座叫做封建主義。中國共產黨早就下了決心,要挖掉這兩座山。我們一定要堅持下去,一定要不斷地工作,我們也會感動上帝的。這個上帝不是別人,就是全中國的人民大眾。全國人民大眾一齊起來和我們一道挖這兩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④《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01~1102、1004頁。就前一方面而言,十月革命影響下誕生的中國共產黨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作為思想指導與啟蒙資源。馬克思主義對歷史規律的揭示、對社會光明前景的描繪、對人民主體地位的闡發、對被壓迫民族與國家的同情、對無產階級先進政黨作用的強調恰恰契合了當時中華民族的解放需要。就后一方面而言,共產黨人正是通過巨大的犧牲,通過生死倫理有效地發揮了對民眾的示范、吸引、激勵、喚起、發動功能。在民族危亡的情況下,追求民族解放就是追求人民解放,為民族利益而犧牲就是為人民利益而犧牲。“我們這個隊伍完全是為著解放人民的,是徹底為著人民的利益工作的。”④面對共產黨人那火一般的革命熱情,面對共產黨人的巨大犧牲,面對共產黨人對民眾利益與民族大義的不懈奮斗,再輔之以細致入微的思想宣傳特別是未來社會理想必然實現的反復教育,人民群眾被感動、被喚起、被吸引成為了必然。信任共產黨、擁護共產黨,或者像毛澤東講的,甘心情愿和共產黨一起奮斗,鬧革命、求解放逐漸成為了民眾發自內心的真切渴望。良性運作的心理契約使得共產黨與人民群眾可以達到心心相印、水乳交融、休戚與共的理想交往狀態。在這種情況下,黨與民眾趨于成為一個思想共同體、利益共同體,黨的理論成功大眾化,黨的目標成為了民眾的目標,黨為了民眾的生死倫理進一步拓展為民眾為了整個國家與民族的生死倫理。
        共產黨這樣一個通過生死倫理來吸引、帶動民眾共同為民族解放而奮斗的過程,是對民眾進行救亡啟蒙的過程。這樣一個過程在很大程度上開始消解社會大眾傳統的私利意識與狹隘觀念,推動大眾逐步建立起現代的國家意識與民族意識,使大眾逐漸意識到自身的國民身份與民族成員身份,意識到作為一份子對于國家與民族所負有的責任,使大眾逐漸形成了國家認同感與民族認同感。特別是經過這樣一種價值啟蒙,民眾的主人翁精神不斷增強,開始普遍確立起這樣一種信念:應該能夠通過努力改變自己的命運、大眾的命運與國家民族的命運。在革命實踐中,民眾開始從傳統被壓迫的消極政治客體逐步轉變為為了自身解放和發展而勇于斗爭、敢于犧牲的積極政治主體,精神上由被動逐步變為相對主動。這樣一種基于生死倫理的救亡啟蒙在革命斗爭的洗禮中重建了廣大民眾的精神世界與意義世界,其開始熔鑄一種新的民族精神、民族氣質、民族信仰,開啟了民族精神由傳統向現代轉變的大規模探索與實踐。“在中國,面對道德本位的儒家意識形態產生的強大文化慣性,中國共產黨進行馬克思主義灌輸的同時,還需要建構出新的道德體系,用以摧毀阻礙革命的舊道德意識形態和封建倫理綱常。”王元:《道德的革命化與革命的道德化——中國共產黨革命動員的文化心理學分析》,《福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1期。“毛澤東在解決20世紀中國的政治問題,在帶領中國共產黨和億萬中國老百姓進行天翻地覆的革命過程中,提供了一個完整的‘意義世界’。關于這個‘意義世界’,毛澤東曾有過多處散見的或間接的表達,然而最集中也最成體系的論述,無疑是在‘文革’時期被稱之為‘老三篇’的三篇短文。……它是現世的、是向往未來的、是樂觀堅定的、是舍死忘生剛健有為的。這樣的‘意義世界’崇高而恢宏,它沒有天堂,但有美好的未來;它沒有虛幻的上帝,但有生生不息的萬千民眾;它是一種前所未有的扎扎實實落在大地上的新的生命觀。……正因為有了這個‘意義世界’,千百萬共產黨員和革命民眾才可能拋頭顱,灑熱血,視死如歸。正因為有了這種精神力量,他們才在血與火的奮戰中使中華民族從衰頹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里更生出新中國。……它曾哺育了幾代中國人,已成為中國革命傳統和民族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孫康:《毛澤東提供的“意義世界”》,《毛澤東研究》2010年卷,湘潭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61~65頁。在這樣一個由共產主義世界觀價值觀人生觀以及中國革命需要所共同塑造的新的意義世界里,奮斗、犧牲、奉獻、樂觀、進取、團結、有為成為關鍵詞,人的精神得到很大程度的凈化與升華。“一個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這點精神,就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于人民的人。”《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60頁。
        當然,這樣一種由生死倫理所實現的民眾的救亡啟蒙不同于五四新文化運動所追求的帶有自由主義色彩的現代性個體價值啟蒙,但近現代民族救亡的歷史形勢要求蕓蕓大眾必須首先樹立這樣一種整體性的民族國家共同體意識、小我融于大我的主體意識特別是犧牲意識。只有當民族獨立的任務已經完成,現代市場經濟已經發展發達,這種主張個體自由、個性解放的現代性個體價值啟蒙才有合適的條件與土壤。就此而言,對于需要通過民族解放來實現現代化的國家來說,這種革命語境下集體性的救亡啟蒙是正常現代社會中個體價值啟蒙的必經環節。沒有一個獨立的現代民族國家,又何來以此為基礎的個體自由與個性生長呢!
        結語
        作為共產黨價值觀的集中體現,生死倫理的作用與意義毋庸置疑,無論對歷史還是現實都是如此。但是,現實畢竟不完全等同于歷史。和平建設時期,艱苦歲月不再,宏大敘事的魅力消減,黨員對自身現實利益的關注增多,精神“缺鈣”問題較為嚴重,思想建設的難度加大。黨民關系中民眾的個體意識、自主意識、權利意識、利益意識不斷增強,黨整合、協調民眾多樣化利益的難度加大,并且存在脫離群眾的危險。在原初條件與生成環境都有所變化的新的歷史時期,生死倫理面臨何種境遇?如何與現實相協調?作用又如何發揮呢?這確實是今天需要認真思考、不容回避的重大問題。
        作者單位:中共中央黨校馬克思主義學院
        責任編輯:王曉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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