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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植中國造園史研究成就

作者:未知

  摘  要:陳植的中國造園史研究成就包括四個方面:(1)追根溯源,考釋“造園”詞義,指出“造園”一詞乃中國傳統詞匯,全面考索與“造園”相關的園、苑、囿等7個單詞和苑囿、園囿、園林等22個復詞,分析古今“造園”異同,揭示古今“造園”的歷史沿革;(2)編纂中國造園史,遍考歷代各類苑囿、庭園、陵園、宗教園及造園家、造園著作,歷時半個多世紀,編成《中國造園史》一書,其對中國造園史研究的草創之功,功不可沒;(3)整理造園古籍,校、注、考、釋《園冶》《長物志》,蒐集、選編、注解歷代園記,造就《園冶注釋》《長物志校注》《中國歷代名園記選注》三部造園史論古籍的權威本;尤其對《園冶》,在促成再版、考證版本、點校文字、注釋內容等方面的工作,至今澤被后人;(4)對造園史若干專門問題的個案研究,在疊山方面,遍考歷代疊山現象和疊山家,指出欲研究我國造園必先從筑山開始考察;在圓明園方面,指出長春園最北部的“西洋樓”的建筑風格總體屬于巴洛克式,庭園風格屬于意大利規則式,“水木明瑟”一景也是模仿蘇州水木明瑟園而成的傳統風格;對計成、李漁、文震亨三大造園家的生平、著作及造園成就亦揭示頗多。
  關鍵詞: 陳植;造園史;《中國造園史》;《園冶注釋》;計成
  一、釋義“造園”:揭示古今造園之異同與沿革
  1956年,“造園”專業名稱被改為“城市及居民區綠化”,陳植表示異議,當即發表《我國造園教育的商榷》(1956)、《對我國造園事業幾個問題的商榷》(1957)等文章。1964年,專業名稱又改為“園林”,陳植依然有不同意見,但因當時特殊政治環境,保持了緘默。改革開放,環境改善后,陳植立即發表《對我國造園事業幾個問題的再商榷》(1978)、《“造園”詞義的闡述》(1979)、《“造園”與“園林”正名論》(1983)等文章,并向林業部(1985)、國家教委(1986)等部門致函,旗幟鮮明地表達自己的觀點。從1956年刊文《光明日報》至1986年致函國家教委,三十年里,陳植始終堅持英文Landscape Architecture(簡稱LA)對應的中文譯名應該是“造園”,而非“園林”,更非“城市及居民區綠化”。1在學術觀點的論證過程中,多有對中國造園史的考察。
  (一)考索“造園”詞源
  1956年“造園”專業名稱被改為“城市及居民綠化”的一條重要理由,是認為“造園”一詞是日本舶來詞而不宜再用。陳植追根溯源,指出“造園”一詞原本出自我國明代《園冶》一書,進而指出“造園”不僅不是日本舶來詞,而且還是我國一個自明迄清一直延續至近代的傳統詞匯,“雖經百年之后屹然無恙,自然有它的歷史價值和科學意義”[1]。
  在此基礎上,陳植還對史上與“造園”相關的園、苑、囿、圃、庭、院、墅等7個單詞和苑囿、園囿、園林、園亭、園庭、庭院、林園、林圃、林泉、園圃、園池、園宅、田園、別墅、山莊、山居、山池、草堂、花園、公園、陵園、丘園等22個復詞進行了全面考索。[2]
  (二)揭示“造園”內容
  陳植之所以花費巨大精力考據造園詞匯,主要目的在于論證“造園”與“園林”內涵的不同。陳植認為,“園林”由“園亭”“園庭”音變而來,是以建筑為主的庭園;而除了庭園之外,古代的“園”還有苑囿、山居等類型以及多達二十多種不同的名稱。因此“造園”與“園林”雖只有一字之差,但含義有主從之分:作為庭園的“園林”只是“造園”中的一種類型,作為庭園學的“園林學”,也僅是“造園學”的一個分支;此外,“造園”包括一個園子的設計、建造、管理等不同階段,更是“園林”所不能涵蓋的。
  園林(庭園)雖然絕不能等同于造園,但是兩者之間卻暗涵了古今造園的歷史沿革。陳植尤其推崇明代鄭元勛在《園冶》題詞中的一段話:“欲羅十岳為一區,驅五丁為眾役,悉致琪花瑤草,古木仙禽,供其點綴,使大地煥然改觀,是亦快事!”[3]陳植認為,這種不以某一區域內的風景為滿足,而欲將大地名山加以人工點綴使之煥然改觀的思想,正好反映了造園的歷史趨勢。在他看來,園林(庭園)是造園的起點,猶如教育初始階段的小學,造園則是多學科的綜合性大學,從國際趨勢來看“造園事業均從庭園出發而向大自然美化發展”[4]。這里,通過“園林”“造園”兩個詞匯的內涵分析,陳植已經初步揭示了古今造園的異同與沿革:古代造園的內容多在某一區域景觀的營造,即以庭園為主;而現代造園的內容,是以庭園為起點,擴展到了包括庭園、城市公園、天然公園(包括國家公園、森林公園、水上公園等)、名勝古跡、陵墓、環境保護、自然保護、觀光事業、健身(修養)工程(如登山、游泳、滑雪、滑冰)、國土美化等諸多方面。[5]
  二、編著園史:遍考歷代造園實踐、人物、典籍
  早在1929年,陳植在日本前輩學人建議下,起心撰寫一部中國造園史[6],1930年和1931年分別發表了《中國造園史略》[7]《中國造園之史的發展》[8]兩篇專文,此是對中國造園史的初步探討。1935年,陳植出版了他的代表作——中國近代第一部造園學專著《造園學概論》,在第二編“造園史”中首列“中國造園史”一章,對自黃帝以降迄周秦漢、晉及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近代等六個時代的中國造園歷史又進一步作了考察。此后數十年,陳植鍥而不舍地進行此項工作,但限于治學環境不佳而時斷時續。1983年,因獲城鄉建設環境保護部科研經費支持,陳植以84歲高齡,重新修訂寫作計劃,直至去世,工作仍在繼續。好在遺稿已經基本完稿,終于在2006年出版,算是了結其生前夙愿。
  (一)《中國造園史》體例
  陳植《中國造園史》體例,沒有按朝代的先后順序來編排,而是以造園類型分章。凡十章:第一章緒論,第二至五章分別講苑囿、庭園、陵園、宗教園,第六、七章講造園名家、造園名著,第八至十章分別講天然公園、城市綠地、盆景。陳植之所以在晚年集中精力編寫此書,有一個很重要的目的,即佐證自己“園林絕不能替代造園”的學術觀點。他這樣分章的用意其實很明顯,就是使讀者一目了然地感受到:園林即庭園是造園諸多類型(包括苑囿、庭園、陵園、宗教園乃至天然公園、城市綠地等)中的一種。   (二)《中國造園史》內容
  陳植《中國造園史》的內容,除第一章緒論外,其余九章中,第二至第七章大體在“述古”,主要以古代的造園實踐、人物、典籍為考察對象。第八至十章,大體在“溯古”,即以當下的造園類型和實踐為起點,追溯歷史背景,考索歷史遺跡。具體來說,第二章“苑囿”對先秦至清代的歷代帝王苑囿,第三章“庭園”對西漢至現代的庭園,分別進行了較詳細的初步考證。這兩章是本書最為核心的內容。第四章“陵園”考述歷代陵園123處,第五章“宗教園”重點考察與儒家和佛教相關的祭祀性、宗教性園林若干。從編排體例及內容來看,這兩章似乎為未竟之稿。
  第六章“造園名家”、第七章“造園名著”對歷史上從古至今凡51位(組)造園名家和49部造園名著分作考察,尤有可觀之處。
  第八章“天然公園”實際上是講風景名勝區,第九章“城市綠地”對當時城市各種綠地類型(公園、廣場、植物園、動物園等)作了全面介紹。平心而論,第八、九章更多的是在“論今”,即對當下的造園實踐的考察,“溯古”也只是為“論今”服務,因而“史”的意味顯得相對不足。第十章“盆景”,對盆景的歷史、流派、手法等作了較為深入的探討。陳植認為,盆景與一般造園都可“使湖光山色畢陳于幾席之間,游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9],因此有共通之處。可見在他看來,盆景似乎是一種特殊造園。
  陳植的整理已經涉及中國造園史實踐、人物、典籍的諸多方面,以今天的眼光來看,或許不無草創、粗糲之感,但畢竟是在20世紀中前期,文獻資料查找不便的情況下,純憑一己之力蒐集整理而成,當屬十分不易,況且學如集薪,后來居上,今人完全可以憑借便捷快速的文獻資料查找收集技術手段,在其基礎上,做出更為精核的成果來。
  三、整理古籍:造園史文獻的校注考釋
  陳植造園史研究成就最大、至今仍澤被后學的,則是對《園冶》《長物志》及歷代園記的整理,尤其所著《園冶注釋》[10]堪稱《園冶》研究最權威注釋本。
  (一)《園冶》整理
  陳植對《園冶》整理的成就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促成《園冶》再版。《園冶》成書后,長期湮滅無聞,直至民國時期刊行,方入大眾視野,然而因社會動蕩,至新中國成立后,又成為罕見之書。陳植與多家出版社商請出版,終于在1956年獲城建出版社(今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函告,向他征求民國刊本重印。然而,陳植所藏早在抗戰期間毀失,不得已多方商借,后在其老友、園藝植物學家陸費執處借到“營造學社本”,于1957年影印出版,此即“城建本”。這是新中國第一版《園冶》,也是目前坊間幾乎所有《園冶》版本的母版。
  第二,考證《園冶》版本。陳植詳細考證了《園冶》的喜詠軒本、營造學社本、1957年城建本、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提供的明版照片(三卷全)、皖城劉炤刻本、北京圖書館藏膠卷(存一、二卷)、日本東京帝國大學農學部林學科藏書、日本大連右文閣本、日本改名之《奪天工》本和《木經全書》本、日本上原敬二《解說園冶》本等諸多版本。當然,這只是在20世紀80年代陳植所知、所見的版本。事實上,除了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新出版的各種《園冶》外,現在發現的《園冶》的古本還有不少[11],如果在陳植的基礎上,將這些《園冶》版本合校對勘,出版一部更為精審的本子,無疑會大大促進對《園冶》研究的精深度。
  第三,點校《園冶》文字。1931年喜詠軒本《園冶》為豎排繁體,無句讀,1932年營造學社本及1957年城建出版社影印本《園冶》也是豎排繁體,雖有句讀,但畢竟不是新式標點。陳植則對《園冶》重新斷句,在添加新式標點的同時,對“城建本”及“營造學社本”中的漏字、誤字、錯斷之處詳加校勘。
  第四,注釋《園冶》內容。陳植更大的貢獻是在于對《園冶》內容的注釋。《園冶》以駢文寫成,文字優美,頗具韻味,但對今人來講,不免艱澀難懂,而且其中大量用典,更增添理解上的難度。文史學界的人,因無造園實踐,讀起來不免有隔閡;園林學界的人,因文史知識不足,讀起來更是費解。陳植以造園學家兼通文史,無疑成為注釋《園冶》的最恰當人選。1957年“城建本”《園冶》出版后,陳植便開始著手注釋,于1960年代完成。1981年《園冶注釋》出版(1988年再版)。
  陳植《園冶注釋》分“注”和“釋”兩部分。所謂“注”,即對《園冶》中的名詞與典故的注解。以卷一“興造論”“園說”二篇為例,陳植分別對其作了18個和39個注,除了“拘率”“之”2處校勘文字訛誤、脫漏外,其余都是對文字的注解。所“釋”,則是對《園冶》古文的今譯。通過注解,讀者一般能讀懂《園冶》大概字面意思,但陳植似乎覺得還不夠,又做了文字今譯。今天看來,陳植的今譯在很多地方頗具文采,與計成的原文相得益彰。如《園冶》卷一“立基”中有“一派涵秋,重陰結夏”句,每個字詞都不難理解,又沒有用典,因此不便注解,但這八個字合起來,意思卻似乎難以理解,陳植則將之今譯為:“一派清溪,涵著秋意;幾重樹木,遮住驕陽。”使人立即感受原文的涵義和韻味,頗有畫龍點睛之效。
  陳植《長物志校注》[12]一書,對文震亨《長物志》的整理,在考證版本、校勘文字、注解內容等方面,與《園冶注釋》大體相同,所不同者,唯無今譯。今限于篇幅,茲不詳述。
  (二)園記整理
  《園冶》等雖然屬造園史名著,但偏重于造園理論,若要對古代造園史進行深入研究,還需要借重園記。陳植在新中國成立之時,便著手收集歷代園記,至20世紀80年代初,收錄文字達三十多萬字,出版了《中國歷代名園記選注》。[13]
  《中國歷代名園記選注》在陳植著作中相對不受關注,但事實上,卻是一部頗有特點和意義的作品。第一,陳植收集整理園記的目的,在于“引起當前有關部門對古代名園之重視”和“激起從事造園研究者的重視”[14],因此體現出強烈的現實關懷,絕非簡單的鉆故紙堆。第二,所編54篇園記(另有3篇附錄),要么本篇為名記,要么所記園林為名園,很多則是兼而有之的名園名記,且所選園記的文字還要能反映造園的結構、布局和景物,這也進一步體現該書為古園“存真留照”的現實目的。第三,每篇園記之前,都有題解,對園記作者、所記之園、所寫內容作適當考證,是一篇篇精核的札記,體現出作者扎實的文史功底;每篇園記之后,又有注解,對記中的名物、用辭、典故等作必要解釋,頗便讀者閱讀。第四,在陳植之前,明代王世貞編《古今名園墅編》,收集園記近百篇,可惜后來亡佚,后來民國陳詒紱編《金陵園墅志》,收錄園記55篇,但僅限于南京一地;在陳植之后,陳從周受其啟發,擴大規模,收集歷代園記322余篇,與人合作編纂了《園綜》一書,同濟大學出版社在出版《園綜》的基礎上,又組織人員編纂了規模更大、體例更全、收錄更廣的《中國歷代園林圖文精選》叢書,因此,陳植《中國歷代名園記》上承明代王世貞、民國陳詒紱,下啟《園綜》《中國歷代園林圖文精選》,在造園文獻整理上具有重要的承前啟后之功。   這里,需要附帶說明一點,《中國歷代名園記選注》的作者還有一位張公馳先生,在陳植選錄諸記時“協助注說”[14],從每篇園記之前的題解和之后的注解的文辭來看,多有不似陳植一貫的文風之處,可能便是出自此公之手。今天我們總結陳植《中國歷代名園記選注》成就時,不應忽視張公馳先生的貢獻。
  四、考論個案:疊山、圓明園及三大造園家的專門研究
  陳植還有一些單篇論文,對中國造園史上的若干問題進行了專門探討。
  (一)疊山史研究
  這主要體現在他的《筑山考》[15]一文中。1935年,陳植的《造園學概論》出版后,有人評價:“中國造園學上最重要的疊石,本書似應專辟一章或一節以發揮之,而書中于此絕未注意。”[16]這大概是促使陳植專門研究疊山的起因。經過多年醞釀,陳植在1944年任教云南大學期間發表了這篇論文。論文分“史跡”與“作家”兩部分,主要考證自秦迄清歷代疊山現象和包括計成、文震亨等在內的歷代疊山家。除了文獻考據外,陳植關于疊山史的學術觀點,主要有四:一是認為研究我國造園必須從筑山開始考察;二是古代筑山成就最高的地區,在蘇州、杭州、湖州、揚州四地,應當從這四地入手研究;三是筑山要有畫意、詩意,但畫家能筑山者寥若晨星,詩人能筑山者更是鳳毛麟角,因此能兼通詩畫與造園者,尤為可貴;四是造園較之于繪畫更難,繪畫為平面,筑山為立體,繪畫可因人所長信手繪就,筑山則因人、地、力、財而各制其宜。
  (二)圓明園中西式建筑和庭園研究
  這主要體現在《圓明園洋式建筑和庭園的考證》[17]一文中。陳植主要論述了兩個問題:一是圓明三園中位于長春園最北部的“西洋樓”,建筑風格總體屬于巴洛克式,但亦摻雜了中國民族形式,庭園風格則不屬于一般人所認為的中英折中式,而屬于意大利規則式;二是圓明園中“水木明瑟”一景,也不是大多數人所認為的西洋風格,而是模仿蘇州的水木明瑟園而成的傳統風格,只是在引水入室以轉動風扇上采用了西式做法而已。
  (三)計成、李漁、文震亨等三大造園家研究
  1936年,陳植在《中國造園家考》[18]一文中對包括計成、李漁等在內的8位造園家作過初步考證。1944年、1945年陳植又相繼發表《記明代造園學家計成氏》[19] 《清初李笠翁氏之造園學說》[20]二文,專門對計成與李漁作了更深入考察。1979年,陳植又寫了《明末文震亨氏的造園學說》[21]一文,對文震亨作了專門研究。在這些論文里,陳植考證了計成、李漁、文震亨三位造園家的人物生平、造園理論、造園實踐。
  關于計成,陳植認為,其詩、文、畫、園四絕,故造園獨具只眼,不同凡響,所著《園冶》乃我國造園史上第一部系統理論著作,其中鋪地、掇山、選石、借景四篇最為全書精華,尤其掇山篇更是精髓。這些論斷,由陳植首發,至今仍為學界的不刊之論。關于李漁,陳植指出,其造園學說可分為居室、山石、種植三個方面:居室方面,要求重視房屋的向背、途經(即道路)、高下、甃地(即鋪地),以求實用美觀;山石方面,對掇山技術記載最為詳盡具體,彌足稱貴;種植方面,對木本、藤本、草本、花卉、竹木等的種植、栽培技術的載述,亦是造園史上的重要篇章。關于文震亨,陳植認為,其《長物志》涉及造園建筑學、觀賞樹木學、花卉園藝學、假山學、觀賞動物學等諸多學問,實乃我國造園學理論的集大成之作。
  綜上,作為“我國園林界在學術理論上德高望重的老前輩”[22]的陳植,他堅持“造園”,追源詞義,分析古今“造園”異同,揭示出“造園”的歷史沿革;他編纂中國造園史,遍考我國造園史上各類造園類型、造園家、造園著作,篳路藍縷的草創之功,功不可沒;他整理造園古籍,校、注、考、釋《園冶》《長物志》,蒐集、選編、注解歷代園記,留下澤被后學的權威注釋本;他專門考證疊山史、圓明園及計成、李漁、文震亨等三大造園家,為今天造園史精細化研究樹立了典范。
  中國的風景園林學至今已經走過了近百年的歷史,認識過去,把握當下,創造出既有中國氣派又具國際視野的中國園林的未來,是我們每個園林人的共同使命。20世紀80年代,學界兩位德高望重的耆宿陳植與汪菊淵,不約而同地將造園史或園林史作為自己晚年最后的事業,正是這一崇高歷史使命的自發使然。中華民族素有尊史、學史、治史、用史的優良傳統,在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征程中,尤其需要重視傳統文化的發掘和提煉,中國園林及其歷史,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尤其值得我們大力總結和發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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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任編輯  古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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