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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書寫中的生態話語權斗爭

作者:未知

  摘  要:運用新歷史主義核心概念“表述”的相關理論,對歷史文本《普利茅斯開發史》《英國人的新迦南》以及霍桑的短篇小說《快活山的五朔節花柱》,關于“快活山的五朔節花柱”事件的“表述”進行分析,探討涉及同一歷史事件的三個版本之間的差異和聯系,闡明文字并不是一個透明的載體,可以重現一個作為完整的、真正的過去和物質性存在的歷史;檔案、史學家的歷史專著并不是對客觀存在的忠實記錄,它們所宣稱的真實只是一種權力話語建構的文本真實。無論是作為美國拓荒時代優秀歷史學家威廉·布雷德福所撰寫的歷史文本《普利茅斯開發史》,還是他的政敵托馬斯·莫頓的歷史書寫《英國人的新迦南》,或是小說家霍桑經典文學作品《快活山的五朔節花柱》,這三個文本關于“五朔節花柱”的書寫在敘事語言、手法上并無二致。更重要的是,就其深層結構都是通過貶低、抬高、保存、涂抹和排除某些因素的選擇從而賦予這一歷史事件特定的意義,是基于自身的歷史性與歷史往事進行主體間性對話,都是關乎自身社會文化政治處境的“表述”。這種對歷史的“表述”同時也作為一個歷史事件建構了歷史。
  關鍵詞:新歷史主義; 《快活山的五朔節花柱》;權力話語;文本真實
  一、新歷史主義理論綜述
  新歷史主義興起于20世紀80年代。1982年美國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英文系教授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 受《文類》(Genre)之邀,編寫了一個文藝復興的專刊號。在此專刊上他使用了“新歷史主義”這一概念來描述他為該專刊選編的文章的標準。[1]1-14自此,“新歷史主義”在批評界濫觴開來。作為文藝批評術語,“新歷史主義”是一個“沒有確切指涉的詞語”[2]9。這或許也正是諸多“新歷史主義”實踐者所希望的。他們從不系統地言說一套理論假設,惟恐將“新歷史主義”建造成又一理論營壘,擔心任何理論概括都會損壞、限制其批評實踐的多樣化、個性化。在《通向一種文化詩學》中格林布拉特明確強調“新歷史主義”作為一種異質性、雜語式的存在,應該將“‘新歷史主義’界定為一種實踐,而不是一種教義”[1]1-2。由此可見格林布拉特反對將“新歷史主義”納入某個既定的規范系統,或將之視為一個靜態的學術流派。
  雖然“新歷史主義”批評實踐者抵制體系化、理論化,但在其多樣化、雜語式的批評實踐中仍可發現一套軸心批評概念的存在,如“表述”“歷史的文本性”和“文本的歷史性”。“新歷史主義者”將其機關刊物命名為《表述》(Representation),體現“表述”是“新歷史主義”關注的核心問題。“表述”“關乎我們如何關照自己,如何為他人所關照以及如何將我們自己投射到他人身上。新歷史主義的一個宣言就是,正是我們如何被表述,形成了我們的社會政治和文化處境”[3]219。而在“新歷史主義”那里,所有的文本都是關于“表述”的。“新歷史主義”關于“表述”的概念又是和“文本的歷史性”“歷史的文本性”緊密聯系在一起的。
  作為一種考量歷史與文本關系的批評實踐,“新歷史主義”是對傳統歷史主義的實證主義歷史觀的反思。在“傳統歷史主義”那里,“歷史進程是客觀的,而人們很少能改變它;歷史學家在研究過去時應該避免價值判斷;對過去及傳統保持尊崇”[4]。歷史被認為是一個完整的、真正的過去和一個物質性的存在,而檔案、史學家的歷史專著是作為對這種客觀存在的忠實記錄,文字就成了一個透明的載體,使過去得以如實地再現。在歷史與文學的關系上,“在文學前景與政治(歷史)背景之間作截然劃分”[5],并且“總是假定這個語境-歷史背景具有文學作品本身無法達到的真實性和具體性”[1]前言。在“新歷史主義”看來,我們只有通過文本接近歷史,但留傳下來的文本只是對歷史事件的一種表述和闡釋,它與歷史之間有著無法跨越的時間距離和文化距離。這種闡釋的過程以及語言也遠非如傳統歷史主義所認定的那樣透明。“歷史的語言虛構形式同文學上的語言虛構形式有許多相同的地方”[1]161。歷史學家總是用故事的形式來整理敘述歷史,使紛繁復雜的歷史事實產生意義,就這一點而言,歷史學家的手法與文學家并無二致。這些被“新歷史主義”概括為“歷史的文本性”。
  “歷史的文本性”首先是指不以我們所研究的社會的文本蹤跡為媒介,我們就沒有任何途徑去接近一個完整的真正的過去和一個物質性的存在;而且,那些蹤跡……應被設定至少是部分必然的源自選擇性保存和涂抹的微妙過程。其次,那些在物質及意識形態斗爭中獲勝的文本蹤跡,當其轉化成“檔案”并成為人們將人文學科陣地宣稱為他們自己的描述和解釋性文本的基礎時,他們自身也充當后人的闡釋媒介。[6]
  與“歷史的文本性”一同作為“新歷史主義”軸心概念被提出的是“文本的歷史性”。 “文本的歷史性”是指所有書寫形式的歷史具體性和社會物質性內容,其中包括批評家研究的文本和“關于文本研究”的文本。可以具體解釋為:任何文本都是特定歷史、文化的產物,而且任何一種文本都不僅僅是對歷史的“記錄”和“反映”。文本本身就是歷史事件,文本主動參與歷史的塑造。
  通過提出“歷史的文本性”和“文本的歷史性”, “新歷史主義”消解了文學與歷史資料之間的藩籬,拆除了“文學”與“非文學”文本之間的界線。文學文本與非文學文本共同建構了歷史。這種建構不以“過去發生之種種”為終極目標,體現的是圍繞文本糾纏的種種話語霸權。[7-8]筆者擬用“新歷史主義”關于“表述”“歷史文本性”與“文本的歷史性”的闡釋來分析作為文學文本的《快活山的五朔節花柱》(The Maypole of Merry Mount)與所謂“非文學文本”的《普利茅斯開發史》(Of Plymouth Plantation)、《英國人的新迦南》(New English Cannan)對同一歷史事件的“表述”。這三個文本都對北美殖民地早期“快活山五朔節花柱事件” 形成關乎自身社會文化政治處境的“表述”,這種對歷史的“表述”同時也作為歷史事件建構了歷史。   二、“歷史檔案”中的“快活山的五朔節花柱”
  《普利茅斯開發史》寫于1630—1650年。該書作者威廉·布雷德福(William Bradford)被認為是這一歷史時期“優秀的歷史學家”[9]41。他在書中描寫了脫離國教者(the Separatists)繼詹姆斯敦之后在普利茅斯建立第二個永久性的英國殖民地的狀況。此書被當作是對這段歷史的“記載”并被賦予了“歷史文獻”的高度,在《哥倫比亞美國文學史》中該書被放到“歷史與年代記”一章,在美國歷史編纂上的地位由此可見一斑。換句話說,就對美國殖民地時期的記載而言,它是被劃分到“正史”一類的。按照傳統歷史主義的觀點,它擁有其他文本所不具備的客觀性和權威性,是作為關于這段歷史過往的“經典”書寫。關于西方 “經典”文本界定,學者張馳的評論和此文關注的歷史書寫頗為契合。[10]
  《普利茅斯開發史》寫作時間并不連貫,它分兩次著成,中間大約有十年的間隔。第一次寫作是從1630年開始,第二次寫作是從1646年開始。在第二部分布雷德福記述了1620年之后的事情。也就是在這一部分布雷德福講述了“快活山的五朔節花柱事件”。書中托馬斯·莫頓(Thomas Morton)被描述成褻瀆圣靈的家伙——“胡作非為的一群人的首領”。
  他們樹立了五朔節花柱,接連幾天圍著這根柱子狂飲歡舞。竟然還邀來一些印第安女人,陪他們一道花天酒地,或者干一些更加不成體統的事。他們似乎已經使羅馬花神重新復活并進行慶祝,他們又像在進行瘋狂的酒神祭祀。莫頓為夸耀其文采,還做詩一首,詩中無非是些淫詞浪調。這首輕佻的詩還被莫頓貼到他們拜為神物的五朔節花柱上,真是有傷風化,褻瀆神靈,引人墮落。[11]141
  除了褻瀆神靈外,莫頓的惡行還包括收容從周邊殖民地逃跑的仆役,向印第安人兜售槍支彈藥,并且教授他們如何使用,甚至制造彈藥。在布雷德福的書中,莫頓是一個給其鄰居財產造成損失、威脅他們生命安全的危險分子,是腐化殖民地居民靈魂的惡魔。在1637年出版的《英國人的新迦南》中莫頓對這段歷史的描述截然相反,那些敵視他的脫離國教者(the Separatists)被冠之“不學無術的蠢驢”,而他也絕非陰謀篡位的宵小之徒,而是一個坦坦蕩蕩的誠實君子、英武的勇士。這兩部著作都是關于北美殖民地時期的描述,都是被歸為“歷史文獻”一類的歷史文本,然而對同一歷史對象的描述卻是南轅北轍。雖然對同一歷史對象“快活山的五朔節花柱事件”兩個文本進行了迥然不同的記述,但在記述的目標和手法上兩者卻有許多共通之處。
  首先,兩個文本對發生事件的記述都是為了賦予事件一定的意義。而意義并不是一種預先存在的客觀物質,僅僅等待文本的記錄和反映。“意義不僅是某種以語言‘表達’或‘反映’的東西:意義其實是被創造出來的。我們并不先有意義或經驗,然后再為之穿上語詞;我們能夠擁有意義和經驗,僅僅是因為我們擁有一種語言以容納經驗。”[12]在新歷史主義那里,歷史事件本身并無意義,歷史事件只有在被以故事的形式加以整理、加以情節編排后才產生意義。其次,正因為兩個文本都是以“讓所記述的事件顯現出明晰可辨的意義”為目標,兩個文本都采用故事的形式來整理已發生的事件,而不是像他們所認為的那樣給出了一個權威可信的“年代記”(chronology)。
  《普利茅斯開發史》第一部分傳達了這樣的含義:殖民地的成就應歸之于“英雄的成就和上帝的保佑”[9]41。在下半部,也就是記敘了“快活山的五朔節花柱事件”那部分,作者試圖通過記敘過去從而為殖民地所面臨的問題找出原因。文本中顯示“這個殖民地瀕臨解體。惡兆四起,打擊不斷” [9]41。對應這樣充滿清教教義色彩的文本意義,文本采用了清教教義中的語言。在“快活山的五朔節花柱事件”這一章節中,布雷德福斥責莫頓與其領地成員無所事事、游手好閑、不務正業、褻瀆神靈,用的一套詞匯在加爾文教義中不乏其身影。這些“快活山的瘋子”主要罪行被歸納為兩條:不務正業、褻瀆神靈(idle & idol)。這正是對加爾文教義關于“虔誠”“勤勉”德行規范的逆反。由此可見,在對“快活山的五朔節花柱事件”記述上,《普利茅斯開發史》所使用的語言并不具備傳統歷史主義關于歷史編纂語言所假設的科學性。除了大量被引入教義中的語言,文本中還采用了文學作品中常見的敘事手法。這在其關于逮捕莫頓的描述中尤為突出。1628年,在勸導無效的情況下,普利茅斯周邊殖民地的領袖們,經過商議決定不再姑息莫頓的膽大妄為,派斯丹狄仕上尉(Captain Standish)前去逮捕。
  他們(斯丹狄仕上尉一方)發現莫頓已做好了防衛,擺出一副玩命抵抗的架勢。他把門關得死死的,給同伙配上了槍支。火藥和子彈整盤整盤地碼在桌上。要不是這伙人灌多了“黃湯”,估計還真會造成不小的傷亡。斯丹狄仕上尉他們要求他投降,可這家伙躲在房子里,對他們破口大罵。但最終害怕房子受到損傷,他和幾個手下走出了屋子向斯丹狄仕上尉他們開火。可是這班家伙肚子里裝了太多酒,弄得連槍都拿不動了。莫頓拿的是卡賓槍,裝了一半的火藥,上了膛,后來發現是想向斯丹狄仕上尉開槍。不過斯丹狄仕上尉一個箭步過去,就繳了他的械。雙方沒有傷亡,除了一個醉醺醺的家伙,一頭扎到眼前的劍上,灑了一點點“熱血”。[11]144
  這段文字采用的是文學中喜劇或是鬧劇的表現手法,對描寫對象的譏諷與戲謔相較于文學作品有過之而無不及,有趣的是莫頓對這一次沖突的描述在語言風格、敘事效果上看與布雷德福極為相似,只不過誰被捧為英雄、誰被貶為狗熊調了個兒。
  在確立其文本權威性方面,兩個文本采用了相同的手法。《普利茅斯開發史》在宗教上把莫頓劃為“不尊神靈”的“異教徒”,在政治上把莫頓劃為叛徒。同樣,《英國人的新迦南》 也把敵對的勢力劃為“他者”進行邊緣化。在文字上莫頓引經據典,以顯示脫離國教者(the Separatists)在文化上的愚昧無知,不過是“一群連羅馬神話中花神和智慧之神都分不清的蠢驢”。至于脫離國教者(the Separatists)對他樹立“五朔節花柱”“異端”行為的指控,莫頓在《英國人的新迦南》中聲明他所組織的歡慶活動“是按照古老的英國風俗”“順應時節”的。而他本人也非篡權奪位的叛逆,而是一個“竭力維護英國教會尊嚴”的“誠實君子”。那些指控他目無君主、褻瀆神靈、陰謀篡位、侵犯鄰居財產的脫離國教者(the Separatists)才是“無法無天”“瀆神背經”“覬覦快活山領地財富”的“妖孽”。[13]  通過借用宗教、政治、經濟領域的話語,兩個文本都將異己的力量進行壓制、貶低。可見兩者對“過去發生之種種”絕非是純粹的記錄、反映,而是在政治、宗教、經濟多種權力關系交匯下的“表述”,“這種博弈與爭斗,凸現了其中復雜的政治關系”[14]。同時,這兩個文本不僅體現了這些權力話語,也在“表述”的過程中建構了這些權力關系。[15]如同新歷史主義宣言所表達的那樣,“正是我們如何被表述,形成了我們的社會政治和文化處境”[3]219。   雖然布雷德福的《普利茅斯開發史》與莫頓的《英國人的新迦南》在敘述上都采用了“歷史文獻”中典型的“第三人稱”,以示其敘述的透明性、客觀性,但它們對歷史事件的記錄實質上都經過“選擇性地保存和涂抹的微妙過程”,都存在“壓制和貶低一些因素,以抬高和重視別的因素”。兩個文本的寫作過程事實上是通過“我們在小說或戲劇中的情節編織的技巧”才產生了所記述事件之間的因果關系,從而構造文本意義的過程。“情節編織”是指“從時間順序表中取出事實,然后把他們作為特殊情節結構而進行編碼,這同弗萊所說的一般虛構的方式一模一樣”[16]。也就是說這兩個所謂的“歷史文本”有著和“文學文本”相似的虛構性。
  三、霍桑小說中的“快活山的五朔節花柱”
  同傳統歷史主義不同,新歷史主義反對在“文學前景與政治(歷史)背景之間”劃出涇渭分明的界線,否認這個“語境-歷史背景具有文學作品本身無法達到的真實性”。在“快活山的五朔節花柱事件”的歷史編纂上,美國歷史學家約翰·德默斯(John Demos)對文學文本所持有的觀點正是新歷史主義所駁斥的。在把這一事件編入歷史中時,對于霍桑等圍繞“快活山的五朔節花柱”所創作的文學作品,德默斯不僅沒有考慮將之納入參考范圍,還指責這些創作“違背了歷史的真實”[17]。在做這番評論時,德默斯沒有意識到任何關于歷史的記載,哪怕是簡單地列舉事件都是一種闡釋而不是“純粹”的記錄。沒有哪個文本可以將“過去發生之種種”如實地再現。兩個文本都是“真實事件重構和解讀的結果,其真實性是選擇性真實,說到底是文本真實”[18]。他所編撰的“歷史文本”與霍桑的文學創作都是一種“適當取舍一些事實范圍來制造的關于過去的故事”[19]。正因為“歷史文本”與“文學文本”在深層結構上這種共通的“詩性”,“歷史文本”與“文學文本”間才會交往流通。雖然霍桑不可能知道“新歷史主義”,他在《快活山的五朔節花柱》這篇小說開篇的題記卻印證了新歷史主義關于“歷史文本”與“文學文本”之間通約性的闡釋。
  在渥拉斯特山或快活山早期殖民時期的奇特歷史中,我們可以找到一些適合寫哲理浪漫故事的精彩題材。在以下寥寥幾筆的簡單描寫中,那些記載在我們新英格蘭編年史作家的沉重頁碼中各種史實幾乎自然而然地演變成了某種寓言故事。[20]407
  “編年史作家的沉重頁碼中各種史實”之所以能夠“自然而然地演變成某種寓言故事”是因為這些“歷史文本”在深層結構上是寓言模式。由于“歷史敘事利用真實事件和虛構中常規結構之間的隱喻式的類似性來使過去產生意義”,歷史敘事從深層結構上來講是“擴展了的隱喻”[19] 。
  在這里,文學創作者對歷史文本中“史實素材”的使用并不是一種機械性的原樣照搬,也不是對歷史文本所記述之歷史的“純粹”反映。同歷史文本一樣,文學作品關于過去的描述是一種闡釋歷史的權力行為,是基于自身的歷史性與歷史文化進行“主體間性”對話,“與久已湮沒的逝者對話,進而對自己所處的歷史文化作出反思和判斷”[6]160。與《普利茅斯開發史》《英國人的新迦南》兩個歷史文本一樣,霍桑的小說《快活山的五朔節花柱》對于“快活山的五朔節花柱”這個發生在過去的事件,“久已湮沒的逝者”,所作的闡釋都是關乎“現在”的,通過對“過去之種種”的敘述來形成對“現在之種種”的解釋、反思與判斷。
  作為第一個以“快活山的五朔節花柱”事件為素材的文學創作,霍桑的《快活山的五朔節花柱》所能參考的“歷史資料”寥寥無幾。發表于1837年的《英國人的新迦南》應該在霍桑的參考范圍之內。雖然從寫作時間上看,在創作這篇短篇小說時,霍桑不太可能參閱布雷德福的《普利茅斯開發史》,因為《普利茅斯開發史》直到1856年才得以出版,而霍桑的小說發表于1836年。“但他顯然讀過其他以布雷德福的手稿為依據的著作”[9]41。布雷德福與莫頓之間的沖突使霍桑深感興趣。這篇短篇小說便是關于這兩種沖突力量之間對抗、征服關系的闡釋、表述。霍桑將自己的小說定義為“寓言”。他將承載于“歷史文本”中的這兩種沖突力量用寓言的模式重新闡釋,從而形成對“現在”的反思。
  小說中布雷德福和莫頓的名字被隱去,逮捕莫頓這個場景在兩個“歷史文本”中被濃墨重彩地渲染,但在小說中卻完全省去了。小說想象了在“歷史文本”中缺失的關于快活山的五朔節花柱慶祝活動本身的細節。將兩種沖突力量演化成“快樂”和“陰郁”之間的沖突。在這對被二元對立的力量中,小說家用了大量悖論來表明沒有哪一種力量代表的是不可辯駁的真理。“荒唐”“愚蠢”和“歡樂”“燦爛”同時被用來描述膜拜“五朔節花柱”、把快樂當作至高無上原則的快活山居民。“死板”“嚴酷”和“圣徒”“品行高尚”并置于對清教徒的修飾語中。小說雖然以“快樂”被征服甚至被感化為結局,但伴隨征服感化過程中的暴力、殘暴卻讓人不得不懷疑清教徒征服者自我標榜的“正義”。五朔節花柱被前往剿滅“快樂”教徒的清教徒首領恩迪科特(Endicott)亂刀砍倒,頗通人性的熊被懷疑會巫術而被一槍打死。至于快樂山的居民,恩迪科特也是毫不留情地施以刑罰:“我現在倒挺想再豎上一根,好讓這些下賤的異教徒再圍著他們的偶像跳舞。把他們的花柱拿來當鞭笞柱用那才叫過癮呢!”“把這些異教徒給我捆起來,每人再賞他們幾鞭子……到時候把這些無賴給我銬上幾個。今后我還要考慮使用更加嚴厲的懲治手段,比如打烙印,割耳朵。”[20]418
  小說分析了“快樂”和“陰郁”兩種力量沖突背后復雜的權力關系:“無論是歡樂還是陰郁都在為建立一個自己的帝國而奮爭……一旦這些令人生畏的圣徒們掌握了裁決生殺的大權,那么他們的意志就會讓一年四季都變得昏暗起來。”[20]407-415這場斗爭不僅僅是關乎快活山的居民是否有傷風化、褻瀆神靈,而且關系到新英格蘭的命運。這是一場爭奪裁決權也就是統治話語的斗爭,是爭奪一個帝國的斗爭。小說將“快活山的五朔節花柱”表述成一個宗教、政治、道德的力量交匯的場所。
  通過對“快活山的五朔節花柱”事件未被記載的細節加以想象,小說家表述了他對清教教義的反思。一方面,他質疑清教徒對異己教派的排斥與殘殺、清教教規對人性的壓抑與摧殘;另一方面,他又肯定清教教義中關于通過善行和自懺來洗刷罪惡、凈化心靈, 從而得到拯救的觀念。這種反思與判斷不僅是對自身家族歷史的反思,也是對美國歷史的反思。這種對歷史表述、反思、判斷的過程也構成了歷史事件,也就是說塑造了歷史。“文學不是消極地反映歷史事實,而是積極參與創造歷史意義的過程。”[19]182通過審視“快活山的五朔節花柱”事件背后的權力關系,小說“參與對政治話語、權力操縱和等級秩序的重新檢視”[19]182。   不同于《英國人的新迦南》《普利茅斯開發史》單一的敘述視角,霍桑的小說《快活山的五朔節花柱》采用的是對話式的敘事來表述沖突力量雙方的斗爭。按照新歷史主義觀點,這種對話的敘事更符合歷史“雜語性”的特點。然而不論是兩個“獨白式”的“歷史文本”,還是“對話式”的“文學文本”,都是通過貶低、抬高、保存、涂抹和排除某些因素的選擇過程,對歷史進行文本建構。作為“快活山的五朔節花柱”事件中至關重要的第三方力量美洲土著居民,在三個文本中就是屬于被“貶低”“涂抹”或是被完全“排除”的因素。這種“貶低”“涂抹”或“排除”無論在美國文學性文本抑或非文學性文本中比比皆是。[21]與美洲土著居民同時被“貶低”“涂抹”或“排除”還有那只 “頗通人性”“被懷疑會巫術”的熊。這里熊與自然之間的隱喻關系不言而喻。對熊會巫術的擔憂不過是文本中清教徒對自然神力恐懼的一個表征。這種恐懼追其根源不外是一種“人類中心主義”。對這種“人類中心主義”的界定及反思歷來是生態批評的研究主旨。其核心是反思人類因以自身利益為中心對自然的破壞力,提出尊重、保護生物的多樣性、統一性。持生態批評主流思想的學者有陳麗屏[22]、韓啟群[23]、黃雯怡[24-25]、楊喜剛[26-27]。無論是將熊一槍斃命的“人類中心主義”,還是將印第安人在文本中的蹤跡“涂抹”“排除”的“白人中心主義”,都是通過文本(文學的/非文學的)的話語建構,表述一個關于所發生種種的言說。如同威瑟在總結新歷史主義成員共同恪守的“五個假設”時所指出的那樣,“沒有任何話語可以引導我們走向固定不變的真理”[2]9-10。任何文本都不能引導我們到達一個完整的物質性的歷史真實[28]。作為對“過去發生之種種”的表述,三個文本就像拉著手圍著五朔節花柱跳舞的快活山居民,誰也不能到達“快活山的五朔節花柱”這個作為發生在過去的物質性存在。
  參考文獻
  [1] 張京媛. 新歷史主義與文學批評[M].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
  [2] Veeser H Aram. The new historicism[M]. New York: Routledge, 1989.
  [3] Brannigan John. New historicism and cultural materialism[M]. London:Macmillan Press Ltd., 1998.
  [4] Ryan Kiernan. New historicism and cultural materialism: a reader[M]. New York:Arnold, 1996.
  [5] Greenblatt Stephen. Introduction: the forms of power[J]. Genre, 1982 (15): 3-6.
  [6] 張進. 新歷史主義與歷史史學[M].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7] 陳紅梅. 現代性與西方文學研究轉型:1880—1930[J]. 當代文壇,2015(3):38-42.
  [8] 陳紅梅.文化研究視域中的歐美小說理論與實踐[M].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17.
  [9] 埃默里·埃利奧特. 哥倫比亞美國文學史[M]. 朱通伯,等譯.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94.
  [10] 張弛. 后殖民視域下的布魯姆經典觀與經典建構[J]. 東吳學術, 2017(6):138-144.
  [11] William Bradford. Of plymouth plantation[M]. New York: The Putnam Publishing Group, 1979.
  [12] 伊格爾頓. 二十世紀西方文學理論[M]. 伍曉明,譯. 西安: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87.
  [13] Morton Thomas. New English Canaan [M]. Scituate, Mass.: Digital Scanning, 1999.
  [14] 陳紅梅. 自我、身份及其他:菲利普·羅斯的情欲書寫[J]. 英美文學研究論叢,2017(春季刊):304-313.
  [15] 韓啟群. “物的文學生命”:重讀福克納筆下的生意人弗萊姆·斯諾普斯[J]. 外國語文, 2019(1):41-47.
  [16] White Hayden. Tropics of discourse: essays in cultural criticism[M].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gs University Press, 1978.
  [17] Griffin  Edward M. Dancing around the Maypole, ripping up the flag: the Merry Mount caper and issues in American history and art[J]. Renascence, 2005,57(3): 177-202.
  [18] 陳紅梅. 菲利普·羅斯:在自傳和自撰之間[J]. 國外文學, 2015(2):78-86.
  [19] 陳世丹. 新歷史主義與《五號屠場》的歷史敘事[J]. 河南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 2006(2) : 181-184.
  [20] 皮爾斯. 霍桑集:故事與小品[M]. 姚乃強,等譯. 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
  [21] 張弛. 現代化進程中的宗教反抗——重建《非洲的假面劇》中非洲傳統信仰的本質[J]. 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6(5):167-173.
  [22] 陳麗屏. 約翰·斯坦貝克經典小說的生態研究[J]. 瘋狂英語(理論版), 2018 (4): 191-192.
  [23] 何花蓮子,韓啟群. 21世紀以來美國生態文學在中國的譯介[J]. 安徽文學, 2018(11): 43-46.
  [24] 黃雯怡, 王國聘. 西方動物倫理思想的演進、困境和展望[J]. 南京社會科學,2016(6):56-62.
  [25] 黃雯怡. 加拿大寫實動物小說中的倫理思想探析[J]. 外語研究,2018(1):94-97.
  [26] 楊喜剛. 生態語言學視域下中式英語探究[J]. 安徽文學(下半月), 2018(12):169-171,175.
  [27] 楊喜剛,郭政. 關于影響現代漢語中英源外來詞發展因素的分析——生態語言學的視角[J]. 校園英語, 2018(8): 198-199.
  [28] 韓啟群. 西方文論關鍵詞:物轉向[J]. 外國文學,2017(6): 88-99.
  (責任編輯  古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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