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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時代生態道德建設探微

作者:未知

  摘  要:良好的生態環境是新時代美好生活的應有之義與基礎保障。生態文明建設是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必然要求,同時,這一建設也是一個龐大的系統工程。當前正處于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時期,除了應在政治、經濟、科技等方面推進生態環境的保護工作,立足生態向度的道德建設同樣不可或缺。道德建設不僅要協調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問題,還要調節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問題。生態環境問題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個“道德問題”。首先,人與自然之間關系的調節,在一定程度上依賴于人際關系的公平與和諧;其次,踐行生態環境的保護需要加強生態美德培育,有德之人才能知其善并行其善,具有生態美德的人才能真正踐行生態環境的保護;最后,生態道德建設還必將倡導追求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生態幸福,主張從追求物質享受、唯金錢論的傳統幸福觀轉向追求多元化的物質享受與精神愉悅共存的生態幸福觀。生態文明時代急需一種合乎生態文明時代的道德精神。立足生態向度的道德建設,不僅是新時代道德建設的重要任務,也是新時代生態文明建設的關鍵任務。
  關鍵詞:生態道德;生態公平;生態美德;生態幸福;生態文明
  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提出,新時代的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立足當前生態危機愈演愈烈、環境問題層出不窮的國情背景,良好的生態環境毋庸置疑是新時代美好生活的應有之義與基礎保障。習近平總書記還指出:“生態文明建設正處于壓力疊加、負重前行的關鍵期,已進入提供更多優質生態產品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優美生態環境需要的攻堅期,也到了有條件有能力解決生態環境突出問題的窗口期。”[1]當前正處于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時期,我們除了應在政治方面積極推進相關政策制定,經濟方面加大投入相關建設事業,乃至科技方面大力支持環境治理改善,而立足生態向度的道德建設同樣不可或缺。人際關系問題和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問題是內在聯系的,道德建設不僅要解決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問題,也要調節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換言之,生態環境問題在一定程度上是一個“道德問題”,一個與道德相關的問題。習近平總書記在一次講話中提到:“偉大時代呼喚偉大精神。”[2]159生態文明時代急需一種合乎生態文明時代的道德精神。因此,我們應當積極推進生態向度的道德建設,這既是新時代的使命任務,也是推進生態文明建設事業的根本要求。
  一、生態道德建設之時代必要性
  農業文明和工業文明是人類社會歷史演進過程中出現的兩種文明形式,各自又有著一定的局限性,比如農業文明低效、工業文明會帶來環境污染等。鑒于此,我們需要積極開創一種新的文明形式,這種新的文明形式既要能夠克服農業文明的低效,還要能夠應對工業文明導致的環境問題,而這種文明形式就是生態文明。生態文明是建立在尊重自然的前提下,人類活動順應自然規律,從而達到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生態文明建設是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必然要求,同時這一建設也是一個非常龐大的系統工程。在生態文明的建設過程中,人類既要努力實現自身的生存與生命的延續,還要能與自然和諧相處。
  關于生態文明的建設并不是突然出現的。黨的十七大報告中就提出要建設生態文明,十八大報告中把生態文明建設納入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五位一體”總體布局之中,十九大報告則對生態文明建設與生態環境保護提出了一些新思想、新要求、新目標和新部署,生態文明建設也成了21世紀的主旋律。在新時代,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的矛盾依舊是我們要解決的重要問題,不容樂觀的生態現狀促使人們要形成保護環境的自覺意識,所以,推進生態道德建設正是順應了時代要求,亦是大勢所趨。
  改革開放四十年以來,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取得了巨大發展。但伴隨經濟迅猛增長的同時,社會上也出現了一些問題。比如唯金錢論的價值觀,即認為只要能夠創造經濟利益就是值得認可和贊許的;在地方政府的政績考核中,唯GDP論也往往成為首要標準。人們一味追求經濟利益最大化,不惜以犧牲自然環境為代價,不顧及自身的長遠利益,更不會考慮到未來后代人的利益。在這樣一種片面價值觀的影響下,人們的行為充斥著對金錢利益的崇拜和渴望,肆無忌憚、貪得無厭地利用與開發自然資源。此外,人們出于對動物的喜好抑或為了增添生活樂趣,飼養動物作為陪伴的現象日漸增多。當旁人與陪伴動物(寵物)產生沖突時,不少寵物主人以保護動物為由,引發人際的沖突,更有甚者,以一種極端暴力的方式來處理沖突問題,這顯然是欠妥的。所以,在生態文明建設的關鍵時期,協調處理諸多人際沖突背后的價值觀偏差也亟須不斷推進道德建設工作。
  從道德哲學的視角來看我國的生態文明建設,正是我們基于對生態文明建設過程中出現的諸多難題和困境的反思,從而站在更高維度來審視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實踐活動。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山水林田湖是生命共同體”等理論,告訴人們需要用一種生態整體觀的系統思維來推進生態文明建設。人類作為生命共同體的一部分,處理好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問題是生態文明建設需要解決的首要任務。同樣,生態文明建設還要解決在推動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人與自然之間的矛盾問題,正如在十九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像對待生命一樣對待生態環境”“實行最嚴格的生態環境保護制度”和“打贏藍天保衛戰”等理念。從這些理念既可以看出我們黨和國家對于現存生態環境問題的清晰認識,也可以看到黨和國家對于解決這些問題的明確思路與堅定決心。在推進生態文明建設過程中,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既要滿足人民對于美好生活的需要,也要滿足人民對優美生態環境的需要。當前是生態文明建設的攻堅期,也意味著正是我們解決這個問題的最佳機遇期,而生態向度的道德建設將為我們抓住這一最佳機遇期提供有力保障。
  二、生態道德建設之公平意蘊
  生態環境問題雖然看似屬于人類與自然之間的矛盾問題,但是,人類生存離不開自然,人與自然是無法分割的整體,并且在這個整體中,人際關系和人與自然的關系是緊密交織在一起的,所以人與自然之間矛盾的調節在一定程度上有賴于人際關系的公平與和諧。習近平總書記曾說:“環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麗,藍天就是幸福。”[3]而現實問題在于我們不僅缺乏美好的青山、藍天等自然環境,人際的不公平現狀更是導致了個體享用自然資源、生態環境的權利不公平與承擔應對生態危機、環境問題的責任不公平。近些年來,我國不少地區霧霾暴發、水源污染、化工廠爆炸等公共環境問題頻繁發生,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粗放型的資源利用方式、過度開發自然資源等忽略保護生態環境的行為所導致的。這些公共事件嚴重影響人們的正常生活,其所引起的公眾討論與集體憂慮,也成為威脅社會和諧、經濟發展乃至社會穩定的隱患,甚至是直接引發更加惡劣的公共事件的導火索。這些頻發的公共事件,實則暗藏了社會不公平問題。以霧霾為例,“在霧霾問題面前,人們雖然擁有共同的目標,但人人并非平等。霧霾暴發時,有人可以呆在室內不出門,利用高端的空氣凈化器,依然衣食無憂;而更多的普通人為了維持生計,卻不得不穿梭于霧霾之中,忙碌奔波”[4]21。因此,有學者總結道:“我們確實擁有同一個地球,但卻生活在不同的世界。”[5]而為了應對霧霾問題,讓所有人承擔同等的生態責任顯然是不公平的。   進一步而言,貧富懸殊、城鄉差異等人際的不公平問題不僅造成人與人之間享有生態權利、承擔生態責任的不公平,其本身也是造成環境破壞的重要原因。改革開放以來,人民生活水平穩步提高,但與此同時,奢侈消費、拜金攀比之風在全社會也潛滋暗長。開豪車、住豪宅、大吃大喝等“土豪”式縱欲而無節制的生活方式,不但沒有受到強烈的譴責抨擊,反而成為了民眾爭相模仿與追求的“理想生活”。這些奢侈消費、盲目追求物質享受的生活方式勢必會造成自然資源、能源的浪費,長此以往,還將導致資源、能源的過度消耗與衰竭,同時這樣的生活方式又會產生大量的生活垃圾、廢物,帶給生態系統沉重的壓力早已超過自然可承受的負荷。自然環境急劇破壞,生態系統愈加脆弱,生態危機也愈加嚴重。所以,縮小社會貧富差距、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將是新時代社會建設的重要任務。弘揚“平等”“公正”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將其與生態文明建設思想相統一,培養捍衛生態公平、抵制奢侈浪費的正義感,也是新時代道德建設的緊迫任務。
  此外,生態危機、環境問題不僅關涉當代人自身的生存問題,也關涉當代人與后代人的關系問題。新時代的道德建設不僅要關注當代人的生態公平問題,還需要關注代際的生態公平問題。習近平總書記曾指出,生態環境問題,歸根到底是由于資源過度開發、粗放利用、奢侈浪費等造成的。應注意的是,資源開發既要努力實現使當代人過上幸福生活,也要為子孫后代留下生存根基。隨著科技進步,我們不能保證未來的后代人是否會跟我們當代人一樣需要當下這些自然資源、能源維持生存,或依舊以大自然生態環境作為審美對象,但是毋庸置疑,如果我們能夠保護好當前尚存的自然資源,那么未來的后代人至少還擁有一些選擇機會,去看看這個世界的本來面貌。反之,如果我們毀壞了或耗盡了自然資源,那么對于后代人而言,這樣的選擇機會就不復存在了。習近平總書記曾在講話中指出,我們不能用破壞性方式搞發展,應該遵循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理念,從而尋求永續發展之道。無論是對于當代人還是后代人,能夠擁有良好的生活環境,有機會欣賞到大自然的美景,是每個人擁有的不可剝奪的權利。如大地倫理學的創始人利奧波德指出,對于少數人而言,能夠有機會看到生存在自然中的大雁比看電視更為重要,有機會看到一朵白頭翁花就如同人們擁有自由言說的權利。環境倫理學家羅爾斯頓也曾指出,人們沒有義務讓子孫后代非常富有,但應該像使用營地的野營者一樣,還是有義務留給子孫后代一個不比我們當初接受時更為糟糕的世界。所以,為了后代人的永續生存,保護生態環境是當代人應盡的道德義務與責任。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言:“生態環境保護是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事業。”[2]208所以,現今,我們應該清醒地認識到保護生態環境與治理環境污染的緊迫性和艱巨性,意識到加強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全社會應持有對人民群眾、對子孫后代高度負責任的態度和決心,真正地將環境污染治理工作、生態建設工作落實在實處,努力走向社會主義生態文明新時代,為人民創造和諧的生產和生活環境。
  三、生態道德建設之美德培育
  在西方倫理學史上,從古希臘到啟蒙運動時期,美德倫理學一直占據主導地位,直至邊沁、密爾的功利主義以及康德的義務論等逐漸發展成熟才使得其有所衰弱。不過,自20世紀中葉始,安斯庫姆、麥金泰爾等倫理學家又致力于復興美德倫理學。以功利主義、義務論為代表的傳統規范倫理學理論專注于“行為者應該怎么做”這一問題;而美德倫理學指出傳統規范倫理學忽略了行為者自身的品格問題,其考慮的問題是“行為者應該成為什么樣的人”,認為只有一個具有美德的人才會踐行道德行為,所以它更關注培育行為主體的美德、品格、氣質或情感能力等。以非人類中心主義為代表的傳統環境倫理學理論就存在這樣的問題,它們重視自然的內在價值問題,指出并非是因為當前環境污染了,生態破壞了,人類陷入生存困境了,人們才應該保護生態環境;而是自然本身就具有內在價值,人類對于具有內在價值的自然應給予道德關懷。可是,非人類中心主義的環境倫理學僅僅完成了為自然具有內在價值的辯護,這還不足以讓人們必定踐行保護環境的行動,因為人們認識到自然具有內在價值或者人類應該保護環境并不必然意味著人們就一定會保護環境,在應對環境問題時,知與行往往脫節,人們知“保護環境是善”并不必然意味著人們會行“保護環境之善”。
  “保護環境,人人有責”已經成為我們的共識,但是在面對環境問題時,即使人們已經意識到人類自身的命運與自然中其他生命形式的存在物的命運是緊密相連的,人與自然同屬于一個“生命共同體”,人在行動時的不同選擇對于這個共同體是否能夠和諧、穩定與美麗都有極大的聯系,但是在具體的環境保護實踐中,每個個體是否會真正承擔應該承擔的義務與責任?如果愿意承擔,又該承擔多少義務與責任?此外,在生態危機面前,人們大多也能夠認識到保護環境的必要性與緊迫性,但是,個體行為與環境問題往往具有滯后性與間接性。“滯后性是指環境破壞的行為后果并不一定馬上顯現,有可能要經過很長的時間才能暴露出來。間接性是指環境破壞的后果不一定是由環境破壞者本身承擔,有可能是由許多地域許多人群共同承擔。”[6]而這一特點將會使保護環境的義務與責任難以量化或具體化,甚至導致應該踐行保護環境的行動主體的抽象化或虛無化。以個人開車出行為例,單獨個人短期開車出行排放尾氣不太可能直接造成大氣污染或霧霾暴發。所以大氣污染或霧霾暴發更像一場現實版的公地悲劇:“每個人都會認為自己的開車出行對于環境的污染是微不足道的,就像公地上的每個牧民會認為自己多放牧一只羊對于整片牧場不會產生太大影響。而用汽車取代步行,能夠遮風擋雨、減省時間,這是對個體而言的真正便利。……公地上只是多放牧一只羊,道路上只是多開一輛車,確實影響不大,可所有人都是同樣的想法,所有牧民都多放牧一只羊,所有人都開車出行,那就勢必導致過度放牧、交通堵塞,乃至汽車尾氣排放過量。”[4]16而究竟該由誰來為這大氣污染、霧霾等環境破壞問題買單?當然,確實是“人人”有責,但沒有落實到具體某一個體身上的責任似乎只能是隔靴搔癢,行動主體——“人人”實則是抽象化的,甚至是虛無化的。所以在當下,我們應強調生態美德培育,有德之人才能知其善并行其善,只有當行動主體具備生態美德,他才能認識到“道德共同體”是與“生命共同體”相統一的,才能真正踐行保護環境的行動,像對待生命一樣對待自然環境。   中國傳統文化向來重視道德建設。《大學》中有八條目:“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十七個字不僅道明了培育個人美德的具體要求,也提出了國家、社會層面對于道德建設的要求。習近平總書記也曾在講話中借用這十七個字來表達對我們每個人、對整個社會應加強道德修養的要求與希望。“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或者說“內圣外王”,向來是古往今來志士仁人們的理想人格追求。其中“修身”是第一步,也是最關鍵的一步。如果說“齊家、治國平天下”或“外王”還需要一些外在條件或偶然因素才能實現,那么“修身”或“內圣”往往只需要個體內在的主觀意志就能完成。所以還有如此一說:“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當然,至于最終能否實現“修身”或“內圣”,關鍵還在于主體自身的意志力是否足夠強大。然而,“精神的力量是無窮的,道德的力量也是無窮的”[2]158,無論如何,這樣一種“修身”精神在新時代極為值得培育與弘揚。在生態文明建設的視域中,不管是處理人倫問題還是對待自然環境,人們應竭力做到“一視同仁”“仁民愛物”乃至“民胞物與”,這當屬新時代踐行的“修身”了。
  一個具有生態美德的人才能真正主動地踐行尊重自然、保護環境的行為。具體而言,我們應認真審思以往生態文明探索與建設中積累的經驗和教訓,增強生態文明與環境保護意識。中華文明傳承五千多年,包含了豐富的生態智慧。如《淮南子·主術訓》中有言“不涸澤而漁,不焚林而獵”;秦朝制訂的《田律》中對人們提出“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及雍堤水。不夏月,毋敢夜草為灰”的要求;荀子也告誡我們“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古人的這些智慧至今仍給我們帶來深刻的警示和無盡的啟迪,所以我們要從優秀的中國傳統文化中汲取生態智慧,培育并踐行生態美德,為新時代生態文明建設事業貢獻力量。如以“節制”美德為例,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先賢們極為崇尚“孔顏樂處”的生活境界,“一簞食,一瓢飲”“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極簡的物質生活是圣賢們極力贊賞的生活,是賢達們向往的理想生活,其主旨是“通過簡化人的物質欲求來實現人生的幸福快樂,實則是一種對超越功利的精神境界與人生理想的美好追求”[7]。這種極簡生活顯然不會過分地消耗自然資源,可以避免大量生產、大量消耗、大量浪費等惡性循環導致的生態問題。
  不僅中國傳統文化強調美德培育、推崇節制生活,西方文明中也有類似的道德傳統。在古希臘先哲亞里士多德那里,“節制”就是人的一種美德,幸福是合乎德性的實踐活動,不以獲得不適當的事物為快樂,也不會過度沉浸于自己喜歡的事物。現代西方著有《瓦爾登湖》的自然主義者梭羅一再強調“簡單,簡單,再簡單”的生活方式。他認為真正的幸福是為自己的內在充實、思想自由而活,不在乎外在的物質享受;而且在他看來,靈魂所需要的東西是不需要用錢購買的,在這樣一種物質極簡的生活中,人的精神體驗卻能夠實現極大的豐富,心靈的寧靜才是人們應該追求的。我們能夠從《瓦爾登湖》的字里行間強烈地感受到梭羅精神世界的有趣、多彩與魅力。現代倫理學家彼得·辛格則是用現代經濟學理性的“邊際效益遞減規律”來批判“物質生活越豐富,人就會越快樂”的慣常思維。在人的基本需求得到滿足后,再多的物質方面的舒適感可能并不會讓人們得到更高層次的滿足。用一個通俗的例子來說,一個饑餓的人,吃一個饅頭會感到很滿足,吃第二個時有點飽了,吃到第三、第四個饅頭時已經完全飽了,甚至吃不下去了,這時給他再多的饅頭,他都不會有滿足感了。所以對于物質財富的擁有,也是如此。一個人若是一直處于繁華生活中,就不會覺得繁華,反而會習以為常,更繁華的生活也只是普通生活,并不能帶來更多的快樂。因而,美好生活并非無止境地追求物質享受,而是適度的、有所節制的生活,“用簡樸的手段達到生活豐富的目的”[8]。這也揭示了美好生活是一種合乎道德的生活。因此,為了應對前文提及的大量生產、大量消耗、大量浪費等惡性循環導致的生態問題,培育“節制”美德在當下具有極大的現實意義。除了“節制”美德,敬畏生命、尊重自然、勤儉節約等美德德目也具有同樣的現實價值。
  生態美德培育與生態文明建設的目標是一致的,其最終目標都是為了讓有德之人享有美好生活。這些生態美德、生態智慧不僅是我們在面對生態環境問題時所應培養的優良品質,更是我們為人處事基本的道德要求,或者說社會道德建設所應倡導的理想美德;并且,也只有具備了這些生態美德、生態智慧的人,才能夠真正肩負起生態文明建設的歷史使命。
  四、生態道德建設之幸福指向
  人類社會在歷史演進過程中,無不追求著幸福,對幸福的追求正是新時代美好生活需要的體現。無論是為了化解生態不公平的現實困境,還是加強公民生態美德培育,最終目標都是為了追求美好生活。面對當下諸多生態環境問題頻頻爆發的現實背景,人們顯然已經認識到良好的生態環境是美好生活的基礎保障。因此,人們應從傳統單向度地追求物質享受、唯金錢論的幸福觀轉向追求多元化的物質享受與精神愉悅共存的生態幸福觀,深刻認識到自然破壞了,人就會無法生存,只有在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前提下才能擁有過上美好生活的可能。習近平總書記曾指出,人類社會的發展應當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否則必將遭到自然的報復。人類與自然是一種共生關系,人類對自然的傷害最終會傷及人類自身。如恩格斯所言:“我們不要過分陶醉于我們對自然界的勝利。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報復了我們。”[9]時至今日,人們越來越認識到“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真理性與重要性。對人的生存來說,金山銀山固然重要,但綠水青山是幸福生活的根本基礎,是金錢所不能代替的。一個人擁有大量金錢,但居住環境、空氣、飲用水不合格,那么他的生活也不可能幸福。
  人類自誕生以來,其命運一直與自然環境息息相關。在工業革命前,人類的生活往往會受到大自然力量的制約,一次突發的自然災害就會令人們膽戰心驚甚至一無所有。在那個時代,人類生活與自然環境密切相關,同時,人類臣服于自然力量之下。然而工業革命之后,隨著科技進步,人類與自然的關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人類征服自然的欲望日趨強烈。人們認為人類可以凌駕于自然之上,自然只具有工具價值,人類可以運用自身的力量去控制、利用自然,使之服務于人類自身。加勒特·哈丁就此指出,自然已經參與到人類的生活游戲中。“以其最簡單的形式,這場游戲現在有3個參加者。……‘湯姆+杰利+自然 =(湯姆+4)+(杰利+2)+自然’。隨意進入以上等式的數字證明一點,即當自然被分配進游戲時,湯姆和杰利都可以獲益。”[10]看似毫無成本代價的利益(+6)實質上是建立在自然犧牲的成本上,等式右邊的“自然”顯然不再等同于左邊的“自然”,而應是(自然-6),甚至減去更多。人們看到的只是自然能夠帶來巨大的純利益,因此無限制地追求經濟利益最大化,盲目地開發自然,甚至可以說,社會經濟的“繁榮”完全是建立在對自然資源無節制的掠奪基礎上。以研究全球問題著稱的“羅馬俱樂部”最新研究報告《2052:未來四十年的中國與世界》通過數據計算指出:“科學家對人類每年免費得到的生態服務價值進行了估算,其數值和全球GDP總量是一個數量級的。”[11]難以想象:如果我們現在所依賴的生態服務突然停止工作,世界將會發生什么?大自然不再提供人類飲用的水資源,樹木不再進行光合作用,細菌不降解垃圾廢物,我們還能生存嗎?   所以“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從自然資源和能源的利用維度來看,“綠水青山”對人們而言就是極大的物質財富,人們能夠享有當下的生活離不開生態環境作為基礎,如人們希望過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更是離不開和諧穩定的生態環境作為有力支撐。不過,雖然“綠水青山”向人類提供了豐富的資源與能源寶藏,但它不能僅僅被認為是人類的利用對象。“綠水青山”不是人類征服的對象,而是人類應該保護、尊重的對象。人類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人類與“綠水青山”也是生命共同體。因此,人們應將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與對生態環境的保護統一起來,形成一種生態幸福觀。美好生活絕不是人類征服自然、利用自然乃至破壞自然的產物,而是合乎生態規律的生活,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必然結果。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像保護眼睛一樣保護生態環境,像對待生命一樣對待生態環境。”[12]我們應堅決摒棄以犧牲一時一地的生態環境來促進經濟增長的做法,讓良好的生態環境成為人民生活的增長點、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的支撐點以及展現我國良好形象的發力點,讓中華大地天更藍、山更綠、水更清、環境更優美。
  總之,立足生態危機的時代背景,基于生態向度的道德建設是必要的。當前正處于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時期,積極推進生態向度的道德建設,不僅能夠為我們應對具體的生態環境問題提供道德層面的有力支持,也必將加速實現新時代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的偉大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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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任編輯  張月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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