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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形態話語體系建構與當代中國知識分子文化自覺

作者:未知

  摘 要:知識分子文化自覺與意識形態話語體系之間的內在張力是知識分子難以懸置意識形態傾向和立場的邏輯前提,也是意識形態話語體系建構的文化支撐。既定的意識形態話語體系是知識分子文化自覺的思想坐標。知識分子的文化自覺是意識形態話語體系走向生活世界的現實載體。當代中國知識分子自覺的文化方向感、文化價值觀、文化批判性契合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科學真理性、道義崇高性和批判方法合理性的精神底色。遵循意識形態建設的普遍規律,建構和掌握意識形態話語權,需要知識分子堅守以人民為中心、堅定國家利益至上、嚴守共同但有區別的意識形態責任的文化自覺原則。
  關鍵詞:意識形態;話語體系;知識分子;文化自覺
  中圖分類號:D6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1502(2019)06-0043-09
  知識分子是以文化傳承的方式履行社會責任、關懷社會發展的特殊階層。在特定的社會形態里,知識分子階層往往具有雙重身份特征,即階級身份和文化身份。從階級身份來看,在依然存在階級和階級沖突的歷史條件下,知識分子不可能“超階級”存在,而是歸屬于不同的階級或者利益集團,具有特定的階級屬性。然而,知識分子之為知識分子,在于他們以文化傳承創新為志業,為社會成員共筑精神家園,因此他們總是試圖超越個體或階級集團的利益藩籬,以謀求終極關懷和人文精神為價值寄托。在此,問題的關鍵在于,“意識形態決定文化前進方向和發展道路”[1],文化存在樣態與文化價值理念內在地蘊含著特定意識形態,這在事實上造成“處于某一社會階層或集團的知識分子固然未必歸屬于自己所處的階層或集團,但卻無法不認同任何階層或集團,而其觀念、理想,則每每折射了其社會認同”[2]。所以,在意識形態理論發展史中,不管人們主觀上承認與否,意識形態話語權終究是特定時代知識分子無法回避、無法逾越、無法克服的重要文化命題。
  一、知識分子文化自覺與意識形態話語體系之間的內在張力
  文化自覺標志著文化主體對特定文化傳統根脈、發展走向的自我認知、自我覺悟。在費孝通先生看來,“文化自覺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對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來歷,形成過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發展的趨向,不帶任何‘文化回歸’的意思。不是要‘復歸’,同時也不主張‘全盤西化’或‘全盤他化’。自知之明是為了加強對文化轉型的自主能力,取得決定適應新環境、新時代時文化選擇的自主地位”[3]。對于知識分子而言,文化自覺尤為重要,它不僅表征知識分子作為文化主體對民族文化的“自知之明”,同時“主動作為”——經由思想文化傳播的中介而輻射和影響到整個社會、民族國家的精神獨立。
  在現代文明社會,知識分子所面對的文化形態往往是傳統與現代、本土與外來相互交織的格局,同時其所面對的意識形態話語體系是主流與非主流、一元指導與多元思潮對抗又對話的存在樣態。從表面來看,文化形態天然傾向于“多”,而意識形態天然傾向于“一”,因此“一”與“多”之間的緊張成為常態——知識分子的人文精神與意識形態的階級話語、知識分子的思想自由與意識形態的理論灌輸、知識分子的包容開放與意識形態的排斥他者、知識分子的倫理情懷與意識形態的政治信仰、知識分子的批判品格與意識形態的整合功能之間似乎存在著無法抑制的沖突與碰撞。但深究就會發現,意識形態的“一”與文化形態的“多”之間是對立統一的辯證關系,這恰恰體現著知識分子文化自覺與意識形態話語體系之間的內在張力,這種張力的存在是知識分子難以懸置意識形態傾向和立場的邏輯前提,也是意識形態話語體系建構的文化支撐。
  既定的意識形態話語體系是知識分子文化自覺的思想坐標。意識形態作為階級的集團性話語,代表著特定階級的根本利益,但其話語體系尤其是滲透其中的社會理想、價值理念等必然會有形無形地內化于社會成員的生產生活實踐中。既定時代的知識分子生存于既定的歷史背景與意識形態氛圍之中,自覺不自覺地接受著傳統思想和時代觀念的熏陶與“洗禮”,因此,意識形態話語體系無可辯駁地構成知識分子生產交往活動的歷史與文化起點。然而,知識分子不同于其他階層的地方在于其“反叛”精神,他們往往不滿足于既定的社會存在,具有超脫世俗物質世界的道德理想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精神,這極易成為“在精神上和感情上已從現存制度下解放出來的人們。”[4]歷史的發展不斷證明,代表進步階級利益訴求、順應歷史發展潮流的意識形態對同時代的知識分子更具吸引力、凝聚力,但也不能排除落后、保守的意識形態對知識分子的文化滲透力。所以,先進與落后、激進與保守、革命與反動等異質性意識形態話語體系作為思想文化資源,在一定程度上規范和限定著知識分子文化傳承創新的方向與空間,潛在地構成知識分子文化自覺的價值坐標。
  知識分子的文化自覺是意識形態話語體系走向生活世界的現實載體。馬克思認為,哲學與世界之間是互動的,世界的哲學化過程同時也是哲學的世界化過程。盡管意識形態以思想理論體系的觀念形式存在,但任何意識形態都不滿足于純粹的理性思辨,與生俱來地有著外化為社會現實的實踐訴求。在意識形態話語體系由思想觀念走向生活世界的過程中,知識分子作為精神文化的創造者、傳播者,是意識形態話語體系外化的現實載體和主體依托。這是因為,知識分子不僅在意識形態話語體系的構建、闡釋、傳播、發展、創新中發揮著主體作用,而且在意識形態從政治話語向民間話語、生活話語轉換的過程中,同樣也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中介和橋梁作用。葛蘭西講道,“知識分子的特征之一,就是在意識形態領域里,用一種共同的概念術語,把自己和先前的知識分子范疇聯系起來。每個新的社會集體(社會類型)都創造一種新的上層建筑,它的專業化的代表和標準——載體(知識分子),只能被看作其本身來自于新的情境、而并不是先前知識背景的‘新’的知識分子。”[5]尤其是在現代社會,由于人們對知識的倚重,那些掌握學術話語權的知識精英事實上已經成為意識形態思想體系的第一影響力群體。這說明意識形態的話語主體已經或者正在發生從政界向知識界的轉移,“話語主體的轉移必定導致話語方式的轉換。不同的是,在現代中國政治的話語系統中,學術話語的含量越來越高,政治話語與學術話語兼容,政治話語向學術話語位移的現象已經很普遍”[6]。在此背景下,知識分子的艱巨使命在于保持對時代精神和生活世界的研判與把握,借助于不同專業領域的話語模式展現“新的上層建筑”的文化領導權。   二、當代中國知識分子文化自覺契合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精神底色
  文化自覺是時代賦予當下中國知識分子的艱巨使命。它意味著知識分子作為文化主體的自覺擔當,在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理性客觀地理解自我、認知他者,并確立和鞏固中華文化在世界舞臺上的位置,為人類文明貢獻“中國智慧”。
  然而,當代中國知識分子文化自覺應當堅持何種理論思維與科學方法,成為無法繞開的前置性問題。知識分子是時代思想的引領者,但是知識分子的思想觀念由何引領,如何引領?這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種意識形態對抗與對話并存格局中必須直面的現實問題。一旦知識分子的文化自覺偏離了科學而嚴謹的理論思維與科學方法,在文化傳承創新中逆歷史潮流而動,甚至走向歧途,那么知識分子所謂的文化傳承可能會加劇整個社會的價值迷失和精神危機,甚至可能成為資本主義瓦解中國政權的憑借力量。在此背景下,當代中國知識分子唯有在文化方向感、文化價值觀、文化批判性等方面堅持自覺自主,才能真正實現心系民族國家、關懷民生福祉的時代使命。而知識分子自覺的文化方向感、文化價值觀、文化批判性更應契合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科學真理性、道義崇高性和批判方法合理性的精神底色,這既是知識分子文化使命與科學意識形態之間的精神耦合,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自信的現實要求。
  (一)知識分子自覺的文化方向感契合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科學真理性
  在人類文明演進的歷史進程中,文化是人的生命活動的自覺展現方式。但文化從來都不是自足的存在,一定的文化是對一定的經濟和政治的反映,文化的發展從來都不是雜亂無章的,而是有方向的。從根本上來看,文化發展的方向感源于歷史發展的方向感。正因為歷史有前進、倒退之分,所以文化也有進步與落后之別,凡是順應歷史發展潮流的文化,必然具有從弱小走向強大的生命力,反之則是腐朽的、落后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科學真理性就在于它對人類歷史發展規律的深刻考察,“共產黨人的理論原理,決不是以這個或那個世界改革家所發明或發現的思想、原則為根據的。這些原理不過是現存的階級斗爭、我們眼前的歷史運動的真實關系的一般表述”[7]。因此,通過揭秘人類歷史發展規律而找到人類解放的出路,就成為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力量與價值所在。美國學者海爾布隆納在《馬克思主義:贊成和反對》中表示,與馬克思生活的時代相比,現代世界已經發生了深刻變化,但我們“還要向馬克思求教,以獲得洞察當代事物的眼力”[8]。原因就在于“人類社會至今仍然生活在馬克思所闡明的發展規律之中”[9]。
  當代中國知識分子自覺的文化方向感源于科學的歷史觀,即對歷史發展走向的體認。如果在歷史發展方向上迷失,把歷史虛無主義、“歷史的終結”等各種錯誤思潮奉為圭臬,那么在文化作品的創作中必然會有所映射。對此,歷史上曾有深刻的警醒與教訓,蘇聯解體前,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被中外敵對勢力曲意肢解,在文藝、新聞、史學等領域出現了大肆蔓延的文化虛無主義和歷史虛無主義。相反,近代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屈辱的歷史記憶之所以能還原歷史本來面目,正是因為馬克思主義先進文化賦予的科學理論武裝。因此,知識分子作為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生力軍,堅持科學理性的文化方向感,必然要求其具有科學的歷史觀,契合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科學真理性。
  (二)知識分子自覺的文化價值觀契合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道義崇高性
  任何時代的文化產品都不可能“價值無涉”,必然存在“為什么人”的價值追尋。在依然存在階級和階級沖突的社會里,文化價值觀是民族國家精神在文化產品中的積淀與表現,也是文化塑造和培育什么人、怎樣引領人的核心內驅動力。當今中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當代中國精神的集中體現,凝結著全體人民共同的價值追求。”[1]42因此,當代中國知識分子自覺的文化價值觀體現在對中國精神和中國人民的謳歌與頌揚中。
  西方資本主義意識形態以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為價值追尋,把市民社會中從事資本活動的個人視為“原人”,極力抬高個人的價值與地位,迷戀票選制和金錢民主,因此,西方思想家、文藝家等在文化作品中極力張揚個人英雄主義、利己主義、自由主義等。與之不同的是,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道義崇高性體現在它是無產階級解放全人類的思想武器。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邏輯起點是不同于“原人”的“現實的個人”,“現實的個人”除了指從事物質生產生活實踐之外,還在社會歷史進程中通過生產實踐實現對個體生命有限性的超越,是個人與社會的統一。在《神圣家族》中,馬克思這樣論述,“歷史活動是群眾的活動,隨著歷史活動的深入,必將是群眾隊伍的擴大。”[10]堅持人民群眾的歷史主體地位,強調個人發展與社會發展、人類文明的統一性,最終走向自由而全面發展的共產主義社會,是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崇高道義追求。因此,當代中國知識分子自覺的文化價值觀與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致力于人類解放的道義追求相契合,外化為思想家、文藝家等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文化創作,“不斷推出謳歌黨、謳歌祖國、謳歌人民、謳歌英雄的精品力作”,“倡導講品味、講格調、講責任,抵制低俗、庸俗、媚俗”[1]43。
  (三)知識分子自覺的文化批判性契合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批判方法的合理性
  以文化批判的姿態保持對歷史傳統和社會現象的質疑與追問,不僅是知識分子求真存疑精神的現實體現,而且也是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構建未來美好社會的精神底色。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始終保持一種面向生產生活實踐和現實世界的、開放的而不是封閉的、與時俱進的而不是僵化保守的理論姿態,依靠的正是自我革命式的批判精神與批判方法。這種批判的合理性和生命力在于—— 一切思想、觀念和體系都拒絕任何權威和現成結論,都要接受時代、實踐和人民的檢驗。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從來沒有也無需將自身置于“唯我獨尊”的霸主地位,而是以徹底的革命批判性贏得受眾的自覺信服。時代、實踐和人民等現實的社會條件構成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社會批判的支點。
  對于知識分子而言,道德理想主義的精神氣質使得他們習慣于對社會主導性意識形態持建設性的批判態度。承認知識分子對當代中國社會轉型期矛盾和問題的質疑與批判,堅持知識分子的文化批判精神,并不是要否定、拋棄、架空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指導,而是要掌握馬克思主義的批判方法,堅持批判對象與批判目標的現實性、客觀性、歷史性,而不是在概念中兜圈子、進行純粹的觀念演繹。唯其如此,才能避免知識分子的文化批判淪為空洞的抽象言說。同時,合理借鑒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文化批判,自覺進行意識形態話語體系的堅持與創新、調整與變革,保持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朝氣蓬勃的精神面貌和理論張力。   三、秉持當代中國知識分子文化自覺原則,理性建構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話語權
  對于知識分子而言,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并非禁錮思想的“緊箍咒”,而是解放思想、社會批判的精神武器。對于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而言,知識分子對真善美的精神追求,不是淡化或者消解馬克思主義話語權的破壞力量,而是建設性重構馬克思主義科學權威的智慧力量。尤其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勢必要求文化自覺,黨和國家“更加突出主流意識形態的文化整合功能,發揮其在多樣化文化中的‘主旋律’作用,發揮文化鑄魂、文化指導、文化批判、文化整合創新等功能”[11]。遵循意識形態建設的普遍規律,建構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話語權就需要充分發揮中華文化的自身魅力。從文化建設主體的角度而言,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秉持文化自覺原則進行文化傳承,是理性建構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話語權的有效文化支撐。
  (一)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文化自覺原則
  人民是馬克思主義歷史觀、價值觀的重要話語。與資本主義把利己的個人作為自身信仰的自然基礎不同,馬克思主義把超越個體生命有限性的人民作為崇高信仰的生命依托。馬克思主義認為,人民是創造歷史的主體,尊重人民就是尊重歷史。共產主義遠大理想依靠的是一代又一代、接續不斷的無限生命實踐活動。同時,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共產黨并不否定個人生命的獨特價值,但是唯有人民——而不是利己的個人——才能夠給予歷史創造以無限動力。以人民為中心不僅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終極信仰動力和前行定力,而且也是當代中國知識分子文化創造、文化傳承的最高價值訴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根本立場,就是要通過知識分子價值追求與馬克思主義理想信仰之間的最佳契合點,達到知識分子對于馬克思主義人民信仰的認同。在當前歷史新時期,習近平總書記也多次強調社會主義的發展必須始終堅持人民立場、永葆人民情懷、順應人民期待,文藝工作者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新聞媒體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輿論導向,不斷提升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
  在現實社會中,以人民為中心的導向原則一般不會引發知識分子價值判斷的爭議,然而問題在于原則執行過程中的概念模糊、話語混亂。一些知識分子缺乏對歷史科學的整體把握,無法從紛繁復雜的歷史現象中透視人民的真實需求、真實期待,自覺或者不自覺地成為一些敵對勢力或利益集團的幫兇、喉舌,歪曲、錯置人民的中心地位,污名化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人民性立場。例如一些人堅持所謂的人文關懷,專門聚焦于社會上個別人物的悲情事件,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尚需完善的體制機制渲染成為罪惡之源,這樣的社會關懷方式貌似客觀公正,實則包藏禍心。因此,堅守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導向,務必要澄清并擺正人民與個人之間的辯證關系,人民與個人都是對“人是什么”問題的觀照,但又各有側重,個人相對于社會而言,強調的是生命的有限性和價值的差異性,而人民相對于個人而言,強調的是生命的無限性和價值的同構性。當代中國知識分子恪守以人民為中心就是堅持人的社會性存在第一、個體性存在第二的邏輯次序。只有把人民置于社會歷史之中,在歷史進程和歷史規律中把握人民的真實期待和根本需要,才是符合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本意的導向原則。
  (二)堅定國家利益至上的文化自覺原則
  現代中國知識分子誕生于20世紀初期中華民族歷經磨難、風雨飄搖的年代,特殊的歷史文化境遇使得知識分子的社會關懷必然要觸碰現實的政治問題,面對國家獨立、民族解放的時代課題,知識分子具有強烈的政治使命感和社會責任感。然而,在當前隱蔽復雜的意識形態斗爭中,那些具有西化傾向的知識分子尤其是思想活躍的青年知識分子往往成為西方國家“青睞”的對象,少數意志薄弱、歷史方向感迷失的人會在大是大非問題上模糊學術問題與政治問題的界限,甚至會歪曲事實、制造思想混亂,詆毀、污蔑社會主義政權的合法性,矮化、曲解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對此,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指出,當前知識分子隊伍規模不斷擴大、構成復雜多元,自我意識、個體意識強化,利益訴求和政治訴求交織,出現了少數人與黨和政府疏遠疏離的傾向,甚至出現了個別同黨和政府離心離德的人。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設發展中,社會利益關系和道德價值觀念多元多變。更加需要尋求利益共識與思想共識,堅持國家利益至上理念成為增進知識分子對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價值認同的橋梁與中介。當代中國知識分子較之以往歷史時期而言,顯然更具關注自身物質利益的現實性,但又決不囿于如此狹小的利益眼界,知識分子大公無私的國家情懷與責任意識體現在對國家和社會整體利益的觀照與奉獻,以及崇高的精神追求與責任擔當。
  對于知識分子而言,堅持國家利益至上,既是利益原則,又是道德和文化原則。在當今的歷史條件下,堅持國家利益至上,還有一些特殊的含義與要求。第一,堅持國家利益至上,需要知識分子以思想文化的力量,在全社會營造公平公正的輿論氛圍。不允許任何形式的特殊私利合法化,對壟斷財團、特權階層和腐敗分子僭越國家利益的行為“零容忍”。第二,堅持國家利益至上,需要知識分子以思想文化的力量,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文化支撐、智慧支撐,推動國家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政治智慧深化改革,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攻克體制機制上的頑瘴痼疾。第三,堅持國家利益至上,要求知識分子有“空談誤國,實干興邦”“愛國奮斗,建功立業”的定力與毅力,不允許人民和國家根本利益的虛幻化,找準、落實維護國家利益的著力點,堅持知識創新成果人民共享的價值理念。唯有堅持國家利益至上,才能為廣大知識分子搭建有效的對話溝通平臺,尋求知識分子在利益認同和思想認同方面的“最大公約數”。
  (三)嚴守共同但有區別的意識形態責任的文化自覺原則
  責任是一種職責和義務,產生于社會關系中的相互承諾。根據責任制約方式的不同,可以分為法律責任和道德責任。知識分子的意識形態責任指的是知識分子維護國家文化意識形態安全的職責、義務與使命。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包含共同原則和區別原則兩個方面,這兩個方面貌似沖突,但實際上卻是對立統一、相輔相成的關系。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恰恰體現著黨內外知識分子在維護文化意識形態安全問題上各自的責任限度,體現著紀律和自由、統一與包容之間的辯證關系,為此所要達到的效果就是要“盡可能使每個人按不同的條件向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總目標前進”[12]。   一方面,維護國家文化安全是黨內外知識分子的共同責任。無論是黨內,還是黨外,知識分子都承擔著認識世界、傳承文明、咨政育人和服務社會的責任,在文化安全問題日益突出的背景下,提升當代中國的文化軟實力,捍衛當代中國的文化價值觀,自覺抵制西方文化霸權,是中國知識分子共同的責任擔當。共同責任原則要求知識分子在文化安全問題上要有危機意識和底線思維,如果喪失了對“普世價值”外衣裹挾下文化霸權的警覺,如果沒有維護國家文化安全的底線操守,往往容易不自覺沉淪成為文化“漢奸”。對于有些人蠱惑人心、賣國求榮并嚴重破壞了社會秩序,損害了國家與人民利益的行徑,必須通過法律法規的力量來規約。鑒于文化安全在國際較量中的地位,如果某些人一旦觸犯了維護國家文化安全的責任邊界,就必須要進行問責和追責,并責成其承擔相應的后果和懲罰。
  另一方面,區別黨內外知識分子意識形態責任的不同限度。之所以區別對待,是因為知識分子在組織和信仰方面具有不同的社會身份,即存在黨內、黨外知識分子的身份差異。對于黨外知識分子意識形態責任的要求就是不違反憲法,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只要他們能夠在堅持社會主義政治立場的前提下努力從事專業崗位的工作,就是具有社會主義覺悟的表現。而對于黨員知識分子而言,認同并堅持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則是具有強制性規定的政治紀律,正如鄧小平所講,“所有共產黨員都要增強黨性,遵守黨的章程和紀律。不管是什么專家、學者、作家、藝術家,只要是黨員,都不允許自視特殊,認為自己在政治上比黨高明,可以自行其是”[13]。黨員知識分子具有黨員和知識分子的雙重身份,其神圣使命就是要鞏固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話語權,任何偏離方向的思想言論都要受到黨內組織紀律的約束。因為共產黨的組織紀律“絕不僅僅是技術和實踐問題:它是革命發展中最崇高和最重要的精神問題之一。這種紀律只能作為革命階級的最覺悟部分即先鋒隊的自由的和有意識的行為,才能夠產生出來”[4]426。因此,黨員知識分子在意識形態立場上一旦出現偏差,則需要從政治建設和組織紀律建設上予以高度重視,落實全面從嚴治黨的要求。鄧小平曾強調:“在整黨中……該開除黨籍的就開除黨籍,該給撤職或其他處分的就給這些處分,犯罪的還得法辦。對于情節較輕的,要進行嚴肅的批評,并要他們作出認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檢討,作出改正錯誤的切實保證。這是整黨不走過場的最重要標志之一。”[12]38總之,維護國家文化安全是黨內外知識分子的責任與義務,任何違背責任的行為都要受到相應的懲處,既要完善文化安全方面的法律法規和實施細則,又要堅持從嚴治黨的執行力度,同時也要建立社會輿論對知識分子的監督評判機制,堅定地捍衛社會主義文化的先進性與引領性。
  當代中國知識分子對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認知認同并未實現“完全統一”,但這些不同的態度與立場大多屬于思想認識問題,更多是代表著知識分子對社會發展方向的不同認識方法、不同診斷結論、不同解釋維度、不同批判意見。從思想整合的角度來看,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話語權的當代建構體現為對知識分子所代表的不同階層意志、話語內容的積極回應,同時也是馬克思主義話語體系對社會生活、社會心理進行“順應”“過濾”或者“反哺”式的批判融合,為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話語權在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舞臺上的自我實現開辟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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