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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主義誠信價值觀的理論基礎與實踐進展

作者:未知

  摘 要:在新時代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誠信價值觀的背景下,辨析中國傳統誠信觀、西方誠信觀以及馬克思主義誠信觀的各自特征;探究誠信思想的理論基礎與深刻內涵;認清新時代我國誠信社會建設取得的實踐進展。
  關鍵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誠信思想;理論基礎;實踐進展
  中圖分類號:D64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1502(2019)06-0034-09
  誠信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從公民個人層面提出的價值準則,社會主義誠信價值觀的建設過程就是全體社會成員誠信觀念和誠信行為的形成過程。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人與人交往在于言而有信,國與國相處講究誠信為本。”[1]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致力于構建誠信社會的頂層制度設計,強調要通過法律規范,建立價值規范,加強誠信立法,夯實誠信體系法治根基,這對誠信觀念與誠信文化的發展具有極大的促進作用。在今日中國誠信體系建設工作全面展開的背景下,辨析中國傳統誠信觀、西方誠信觀以及馬克思主義誠信觀的各自特征;探究誠信思想的理論基礎與深刻內涵;認清目前我國誠信社會建設的進展并總結實踐經驗,無論是從國人內在的精神訴求還是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外在踐行來說都是十分必要的。
  一、中國傳統文化中“誠信”的基本內涵及其演變
  中國的傳統文化蘊含了豐富的誠信思想,傳統儒家思想主張“言必信,行必果”,諸如“徙木立信”“抱柱之信”等弘揚傳統誠信精神的典故流傳甚廣,還有“一言九鼎”“一諾千金”等成語用以稱贊誠信精神,中國有文字記載的誠信思想可以追溯到戰國時期。
  從詞源上來說,最初“誠”與“信”是兩個各自獨立的字。康熙詞典中對“誠”的解釋為:“《說文》信也。《廣雅》敬也。《增韻》純也,無偽也,真實也。”綜合起來,“誠”具有四個層面的含義:一是約定談和;二是說話符合實際,言語真實;三是恭敬審慎的態度;四是與“偽”相對,真實的意思。從字面意思來看,“誠”即誠實,指主體內在真誠的道德品質;“信”即信用,是主體內誠品質的外化,意指主體履行諾言而取得的信任。“誠”與“信”組合起來,就形成了一個涵括內外的詞匯,其基本含義是指誠實無欺,講求信用。誠信不僅是一種道德倫理規范,還是一種外在制度規范,是規范個人誠信道德修養和重信踐諾行為的統一。從思想內涵來看,“誠”字最早記載于《尚書·太甲下》:“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意指鬼神不系一人,能誠信者則享其祀,這里“誠”主要指篤信鬼神的虔誠。作為實詞使用的“誠”,首見于《左傳》“明允篤誠”,取切實忠誠之意。作為德性概念的“誠”,出現在《周易》中:“閑邪存其誠”及“修辭立其誠”。這里的“誠”已經擺脫純粹的宗教色彩,與邪相對立,是真實無妄的意思。首次作為倫理范疇使用“誠”的是孟子和荀子。《孟子·離婁上》:“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孟子將“誠”視為天道對人道的必然要求,荀子則是將“至誠”與“養心莫善于誠”并舉,認為“誠”不僅是一種道德規范還是一種個人修養之道。總起來說,“誠”的觀念起初帶有明顯的宗教色彩,起源于人們對神靈的祭祀和敬畏,折射出原始時代人們對于個體生命和自身安全感的訴求。在后來的日常生活中,“誠”從作為天道對人道要求的誠,逐漸落實到人道上來,所指涉的對象多是個體的內在,要求個體自我誠實的內心態度和德性修為,具有內在指向性。
  “信”的文字記錄早于“誠”字,最早見于戰國時期中山王鼎上鑄有的“余知其忠信也”字樣。“信”從人從言,表示人遵守自己說的話,對自己的承諾負責,要言而有復,諾而有行。作為對神靈的“信”,原指祭祀時對上天和神靈所說的誠實無欺之語,體現人們對神靈的虔誠態度。盟是信的同義字,《禮記·曲禮》中“約信曰誓,蒞牲曰盟”;《春秋·正義》中:“凡盟禮,殺牲歃血,告誓神明,若有背違,欲令神加殃咎,使如此牲也。”此時的盟誓仍帶有濃厚的宗教色彩,將“信”的約束力訴諸于神靈。作為人的“信”,體現于《左傳·桓公十二年》“茍信不繼,盟無益也”,《左傳·襄公十二年》“盟所以周信也”。盟誓是當時貴族階層之間的宣誓締約和互相承諾,在《左傳》中關于這樣大型的盟誓記錄接近二百次,足可以看出當時人們對于守“信”的看重。總體來說,“信”的概念起源于人們對上天和神明的虔誠心理,后演變為處理人際關系的行為準則。“信”,所指涉的對象多是自身外在的言行,要求對別人真實不欺,具有外在指向性。與“誠”相比,“誠”是指主體內心的道德準則,“信”則是指主體之間的道德準則;“誠”是內在誠實的德性修為,“信”是外在言行一致的確認和表達,內在修為是外在言行的基礎,外在言行是內在修為的確認和結果。
  “誠”與“信”二字結合起來作為一個完整的概念出現于戰國中期,最早見于《逸周書·官人解》:“成年不嘗,信誠匡助,以輔殖財。”這里,信誠就是真誠、誠信的意思。《說文解字》將二者互訓,“誠,信也;信,誠也”。概括起來,誠信基本內涵是誠實守信的品行,既包括內在的德行修養,也包括外在的忠實守信,主要內容有三:一是不自欺,對自己誠實;二是不欺人,對他人真誠;三是信守承諾,說到做到。
  不同于原始時代帶有宗教色彩的樸素誠信觀,先秦諸子時期的誠信觀經過概括與提煉,已經成為一種為人的道德規范,帶有先秦時代特色的道德底蘊和社會價值,比較有代表性的是儒家誠信觀、法家誠信觀和道家誠信觀。儒家誠信觀中誠信不再局限于對鬼神的虔誠,已經擺脫了宗教束縛,從天道歸于人道倫理層面。孔子認為誠信是個人安身立命的道德之本,把“信”納入“四教”(文、行、忠、信)、五德(恭、寬、信、敏、惠)和五常(仁、義、禮、智、信)之中,君子需誠實不欺和守信踐諾方為誠信。孟子把“信”納入到五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之中,提出了新的誠信標準:“言不必行,行不必果,惟義所在”,并從政治統治角度論述“取信于民”的重要性,而荀子則是從社會效用角度論述誠信對一個集體的重要性,誠實守信可以產生穩定祥和的社會良性效果,而虛夸妄誕則會使人才流失、國運衰微,辨別一個人誠信與否需要一定的智慧,只有誠信內化于心的君子才能做到這一點,誠信內化于心的君子品格是禮的目標與追求。   法家誠信觀對誠信概念重新做了界定,認為“信”是民眾對法律的遵守、信任和信賴,商鞅和韓非子將“信”作為統治手段制定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法律制度和規則,推崇“信賞必罰”的法制誠信。韓非子從“人性好利”出發,認為人的一切社會關系皆出于自利,因此,人不可信,唯一值得信任的是約束民眾行為思想的法,培養民眾對于法的誠信是國君治國的基礎。總體來說,法家眼中的誠信觀只是政治統治的工具和手段,目的是更好地維護社會秩序和君主統治。
  道家的誠信觀以老子和莊子為代表,老子和莊子分別批判了儒家和法家誠信觀。老子認為誠信的理想狀態不只是自己要誠信,還要讓別人對自己產生信任感。老子批判儒家“仁、義、禮、智、信”這種外在的道德規范破壞了人至真至信的本真圓融狀態,道德是與天地合一的自足、自洽狀態,誠信概念的出現恰恰意味著這種自足、自洽的本真道德狀態已經遭到破壞。莊子批判法家將“信”作為政治統治手段,認為最好的統治狀態是“太上,下知有之”[2],即百姓甚至感受不到統治者的存在,主張“無為而治”,主張誠信應在質樸本真的狀態中得到發展和發揚,在外在的規則強制下談誠信只能是虛偽的欺世盜名。
  先秦諸子時期的這些誠信觀在漢唐時期得到了延續和發展。誠信既是一套處理人際關系的道德準則,又是維護政治統治的有效手段,尤其是董仲舒“獨尊儒術”將誠信納入三綱五常之后,更是將二者有效地結合起來。此外,漢代律法對不誠信行為的制裁作出了明確的法律規定。如在商業交往中,“販賣繒布幅不盈二尺二寸者,沒入之。能捕告者,以畀之。”[3]即出售時達不到法定尺寸的布匹,如有人檢舉,政府將進行抓捕并沒收貨物,并將貨物獎勵給檢舉者。漢代嚴打重賞的政府條令對于規范誠信的經濟行為起到了監督和督促作用。誠信準則在社會生活中的這種可操作性在唐朝也很受重視,上至帝王將相,下至文人百姓,都很重視誠信準則的建立。唐朝的誠信觀念在治國之道、君臣之道、政治關系和民族關系等方面體現得十分明顯,唐太宗以史為鑒,在立國之初就把仁義誠信作為治國的根本方針,與魏征、張玄素等君臣之間精誠合作、誠信治世,共創貞觀盛世。后續的帝王名臣在君臣之道、政治統治和民族關系等方面也都一直秉持誠信之道。唐代杰出的文學家韓愈提出“信”是人的本性之一,其弟子李翱更是將誠信視為性命之道,是天人合一的橋梁。
  宋代的誠信觀主要以理學為代表。理學鼻祖周敦頤認為誠是“五常之本、百行之源”[4]。北宋著名理學家程顥、程頤倡導“誠”與“信”的統一,“誠則信矣,信則誠矣。不信不立,不誠不行。”[5]宋代理學集大成者朱熹提出“誠”與“信”的差別,“誠是自然底實,信是人做底實。”[6]這里,“誠”代表天道,天道主“誠”,是圣人之誠,“信”代表人道,人道主“信”,是普通人的為人處世之道,這樣“誠信”從為人處世之道上升到天道,披上了一層“天道”的神秘外衣。此外,宋代商業活動繁榮,表示誠信的契約原則日趨完善,無論是對質量、價格、度量衡信用還是中間人信用都有明確的法律規定。可見,在唐宋時期誠信觀念不僅在理論上進一步發展,更在實踐中得到普及和確證。明清時期的誠信觀受到包含資本主義萌芽的商品經濟的影響,趨于實用性,在商業倫理中表現得尤為突出。王夫之提出誠是人所固有的善性,信義與利益應該兼顧。此外,以童叟無欺、誠信經營為主旨的經營理念,以良賈、誠賈為價值目標的誠信之風在商業活動中得到普及,誠信思想在明清商界得到普及性的經世致用。
  二、誠信思想在西方的起源和演變
  西方誠信思想也有著悠久的歷史,大致經歷了古代樸素誠信觀、中世紀神性誠信觀、近代資本主義理性誠信觀三個發展階段。
  古代樸素誠信觀大約于公元前6世紀起源于古希臘,興起于古羅馬,主要從道德觀念和倫理制度角度論述了商業交往中的誠信問題。誠信最初的形式是道德誠信,即對道德原則、道德規范的誠信。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評價古希臘人的海上貿易:“十分清晰,在交易往來,簽訂契約方面,他們有似乎誠實的名聲”[7],而亞里士多德則進一步指出誠實的基本含義是言行的真實和真誠,他認為誠實包括兩方面的內容:“與他人無直接利益沖突關系的真誠”和“涉及人際利益沖突關系的守約”,第一方面的誠實指個人的品質,既不能虛偽也不要過度自夸或自貶,第二方面的誠實指自由人的守約,不守約則會帶來不公正的結果,在經濟交往中出現失信行為的原因在于“私產”和“人性之不善”,因此要確定公平合理的交換比例,遵循經濟交往的誠信原則。
  古代樸素誠信觀主要從道德范疇界定誠信,側重于誠信的結果是否為善,因此通常會與公平正義相聯系;另一方面此時的誠信觀已經包含經濟范疇誠信思想的萌芽,對后來契約誠信的發展具有直接的影響。發達的奴隸制商品經濟為契約誠信的產生提供了社會歷史條件,誠信在商業活動中以契約的形式上升到法律層面并在社會生活中得到普及。作為契約的誠信是社會成員一致達成的規則,規范社會成員的各種權利、義務,最終以規則的形式得到落實,因此契約誠信并不強調主體內在的道德修養,而是看重主體的行為結果是否符合契約。契約誠信是公共生活的重要規則,是保證人正當權益的重要條件。公元前451—前450年,古羅馬《十二表法》用抽象的、具有一般特征的概念表述契約,使契約上升為民事法律行為,具備法律效力。以《萬民法》為基礎的古羅馬契約制度經歷了從口頭契約、文書契約、要物契約到諾成契約的形式演變,形成了完備的古羅馬契約制度。此外,古羅馬人制定的債權法,明確規定了當事雙方的權利和義務,并把誠信作為法律行為的基本準則之一。契約觀念在西方根深蒂固,系列法律制度是誠信標準規范社會活動的真實寫照,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誠信意識和契約制度不斷在實踐中得到完善和發展。
  中世紀神性誠信觀是對羅馬法的契約精神與基督教救贖道德思想的綜合,從中世紀以后一直延續至今,以基督教的宗教教義為代表,同時這也是契約誠信的另一重要來源。“信”在英語中譯作faith,一開始是宗教中的一個名詞,指人們對上帝的信賴和虔誠態度。在基督教里,“信”有多種內容,如信神的存在、信先知的話、信原罪、信耶酥基督、信人類靈魂經過煉獄能夠得到拯救和復活等等。基督教秉持“原罪說”,認為人的出生或者說一出生就帶有原罪,唯一贖罪的辦法是相信上帝能夠幫助人們贖原罪,為此人們與上帝訂立了神圣的盟約——《圣經·舊約》。《舊約》中記載了上帝與人類的三次締約,其中第三次締約的摩西十誡中,將“不作偽證”作為最主要的道德戒條。神學家奧古斯丁提出信仰源于神,帶有原罪的人不僅要遵守上帝之城的神法即教會法,還要遵守世俗支撐的市民法,遵守世俗之法也是對上帝履約。中世紀經院哲學家托馬斯·阿奎那也認為“信”源于上帝,是所有德性之首。   16世紀歐洲宗教改革倡導者馬丁·路德秉承基督教的基本教義“信”,倡導“因信稱義”,通過內心的“信”才能實現社會公平和正義。1920年,德國經濟學家馬克斯·韋伯在《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以加爾文派的教義為例論證誠信倫理思想,認為誠實守信是教徒們的天職,是最善的行為,誠實守信不僅可以獲取上帝的恩寵,還可以在經商中獲取正當的個人利益。從客觀上來說,新教倫理倡導的誠實守信的經營理念促進了資本主義的發展。近代資本主義理性誠信觀也在16世紀歐洲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得到確立。
  1762年,盧梭在《社會契約論》中論證了功利性誠信觀,提出誠信觀念出現的原因是不誠信。為了防止有人不誠信,防止在權利面前弱肉強食,每個人出讓部分權利給政府,人民可以根據政府的誠信狀況選擇是否解除契約。而康德認為誠信是訴諸于理性的利己行為,是處理人際關系必須強制實施的道德義務,就性質而言本身是不道德的。休謨則認為誠信的性質依賴于正義的性質,建立正義的原始動機是自私的,是人們對于守信等規則所形成的社會效用和公共利益的認可,也即誠信從道德性質而言是出于人自私、自利的本性,為了保證人類的一般利益以及人際之間的相互信任和依賴,守信和誠信是應該遵守的最基本的道德規范之一。經濟學家亞當·斯密站在資產階級利己主義立場上論證誠信原則,主張在商品交換中遵守公平和信用原則有利于實現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的統一,實現交易雙方的互利。19世紀末20世紀初,社會學家齊美爾、馬克斯·韋伯等人指出信任是一個社會的粘合劑,社會因信而凝聚到一起。總之,近代資本主義理性誠信觀本質上依然是一種契約誠信,具有功利性和外在強制性特點,缺陷是缺乏內在的自律性,以理性為顯著特點的誠信精于算計,最終失去真正的理性。
  三、馬克思主義誠信理論的發展脈絡
  馬克思主義的誠信觀以唯物史觀為基礎,實現了對傳統中西方誠信思想的進一步發展。馬克思、恩格斯認為誠信是道德領域的問題,屬于觀念上層建筑的范疇,具有明顯的階級性,它的性質和存在狀態取決于它所屬的社會生產方式,由生產力所決定的經濟基礎是人們誠信道德觀念的基礎,馬克思說:“人們自覺地或不自覺地,歸根到底總是從他們階級地位所依據的實際關系中——從他們進行生產和交換的經濟關系中,獲得自己的倫理觀念。”[8]
  馬克思、恩格斯首先從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交往和具體的社會關系出發,批判私有制社會條件下因誠信缺失而造成的道德失范,指出:“在發達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誰也搞不清楚到何處為止算是誠實,從何處起就算是欺詐。”[9]資產階級為了追求自身利益,不斷欺騙、壓迫工人階級。為了維護階級利益,資本主義社會產生了大量維護階級利益的理論家,這些資產階級學者不斷維護著掩蓋了真相的資產階級經濟理論,恩格斯因此批判道:“經濟學家離我們的時代越近,離誠實就越遠”[10]。資產階級在知識方面的優勢讓貧困的民眾越發陷入無知和無權的境地。資本家對無產階級長期的欺騙給廣大無產階級造成了深重的災難,也成為社會革命的導火索,只有革命才能夠徹底揭露資本家的謊言,馬克思說:“社會信用和私人信用是表明革命強度的經濟溫度計。這種信用降低到什么程度,革命的熱度和革命的創造力就增長到什么程度。”[10]388
  通過社會革命建立新世界是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建立一個誠實的、沒有欺騙和壓迫的理想社會是廣大無產階級的向往。20世紀初,無產階級首先在落后的俄國展開了廣泛的革命斗爭。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前俄國社會矛盾復雜,各階級間斗爭激烈,沙俄政府的謊言和民眾的覺悟不斷促使革命力量形成。列寧曾揭露道:沙俄政府“在政治上欺騙和腐蝕農民的手段是層出不窮的”[11],人們經常能夠“從袒護廠主和政府的官吏或著作家那里聽到這種騙人的鬼話”[11]269,甚至“在俄國誰要是說了一句老實話,警察就可以根據一紙命令把他逮捕起來”[11]271。當統治者失信于民,統治便不會長久,長期受到欺騙和壓迫的俄國人民最終在覺醒了的無產階級的帶領下推翻舊王朝,建立了新社會。
  蘇聯社會主義國家建立后,列寧非常重視誠信社會的建設,多次從政務誠信角度指出維護誠信道德的重要性,號召廣大黨員干部:“我們應當說真話,這是我們的力量所在”[12],列寧充分認識到無產階級政黨是群眾的黨,維護廣大群眾的利益是黨的根本任務,要想實現革命理想就必須取信于人民群眾,必須與人民群眾坦誠相見,建立誠實守信的無產階級政黨隊伍,才能永葆政黨的活力。列寧強調:“吹牛撒謊是道義上的滅亡,也勢必引向政治的滅亡”[12]331,正是這種誠信意識使無產階級政黨能夠不斷壯大,也只有實現無產階級專政才能夠實現誠信社會的建立:“因為這個政府不像上述一切領袖們欺騙我們那樣用改良的空話欺騙工人,而是認真同剝削者進行斗爭,認真實行革命,真正為工人的徹底解放而斗爭”[13]。
  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后,傳統中西方誠信思想在唯物史觀基礎上實現了融合并逐漸走向現代。毛澤東結合中國實際情況進一步闡釋了無產階級政黨的誠信思想,融入了豐富的中國傳統文化觀念。毛澤東中學時期就寫下了《商鞅徙木立信論》一文,闡述他對政務誠信的看法,參加革命后更是反復強調共產黨員要“真心實意地為群眾謀利益”[14],毛澤東反對以空話、大話欺騙群眾參加革命,指出要坦誠地讓群眾看到共產黨為窮人謀利益的事實,爭取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以實實在在的東西、真心實意地為人民群眾著想,他說:“勞動人民幾千年來上了反動統治階級的欺騙和恐嚇的老當”[14]546,“一切空話都是無用的,必須給人民以看得見的物質福利”[15],以此告誡黨員干部必須襟懷坦蕩、忠實奉獻,真誠為人民服務,指明共產黨就是要建立一個沒有欺騙和強權壓制的人民政府,真心實意為人民謀利益,這也是共產黨和反動統治階級的根本差別。
  毛澤東的誠信思想在黨的統一戰線工作中以及新中國外交事業中都發揮了重要作用。中國共產黨在與國內外各種政治力量的交往中,表現出高度的誠信意識。1954年,毛澤東在會見尼赫魯時說:“如果一個國家說了不做,那末就有理由來指責它,它在人們眼中就輸了理”[16],這些基本思想為新中國樹立了誠信的外交形象,也為后來中國共產黨在治國理政過程中對誠信的重視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改革開放后,鄧小平針對市場經濟誠信問題做出指示:“一切企業事業單位,一切經濟活動和行政司法工作,都必須實行信譽高于一切,嚴格禁止坑害勒索群眾”[17]。社會主義條件下,誠信是各行各業人們安身立命的準則,也是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但是,改革開放后我國的市場上卻存在重利益,輕誠信的現象,如經濟合同違約、惡意逃債、商業欺詐、假冒偽劣商品等不誠信行為頻繁出現,社會風氣有向利已、拜金等方向發展的趨勢。這種情況是與社會主義物質文明的高度發展不相匹配的,對社會道德和價值評判標準形成了嚴峻的挑戰。鄧小平充分地認識到誠信是市場經濟運行中不可缺少的基本準則,現代市場經濟就是信用經濟,信用功能的發揮能夠增強市場經濟的活力,提高市場競爭力,因此必須在搞活經濟的同時,強調誠信思想,使社會主義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高度結合,保證市場經濟更好地運轉。1986年黨的十二屆六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首次將“誠實守信”作為社會主義道德要求寫入綱領性文件中。決議指出:“鼓勵人們發揚國家利益、集體利益、個人利益相結合的社會主義集體主義精神,發揚顧全大局、誠實守信、互相友愛和扶貧濟困的精神”。1991年鄧小平在視察上海時再次指出:“只要守信用,按照國際慣例辦事,人家首先會把資金投到上海,競爭就要靠這個競爭”[18]。江澤民繼承了鄧小平同志的誠信思想,要求相關部門嚴格規范市場行為,倡導商業信用原則,提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必須與市場經濟相適應,提倡通過誠實勞動走上致富之路,強化公民信用意識,加強誠信道德教育。為了完成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目標,江澤民提出要大力發展教育事業,以提高群眾的知識水平及思想道德素質,并在黨的十六大報告中指出社會主義道德建設要“以誠實守信為重點”,自此奠定了“誠信”在社會主義價值觀中重要地位的基礎。2002年胡錦濤擔任黨的總書記后,黨中央提出要“加強政務誠信、商務誠信、社會誠信建設,增強全社會誠實守信意識”[19]。2011年黨中央又將“司法公信”作為組成部分納入社會主義誠信建設的整體,這一系列舉措標志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誠信建設進入新的階段。   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誠信體系建設的重大進展及歷史意義
  黨的十八大以來,誠信作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內容逐漸滲透到每個公民的日常生活中。然而隨著中國的改革走進深水區,市場經濟競爭日趨激烈,社會失信形式出現多樣化發展趨勢,網絡科技的迅速發展也使社會失信行為影響更加深遠,諸如P2P爆雷、學術不端、“老賴”橫行、惡意撕毀合同等事件嚴重沖擊社會已有價值觀,已經成為影響社會穩定和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問題。針對新階段新情況,習近平總書記致力于構建誠信社會的頂層制度設計,在黨的原有誠信體系建設工作的基礎上,著力于社會誠信系統性的完善,要求“建立健全社會征信體系,褒揚誠信,懲戒失信”[20]。2014年國務院發布了《關于印發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規劃綱要(2014—2020年)》,指出社會信用體系已經成為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社會治理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要以信息技術為支撐,健全覆蓋社會成員的信用記錄,形成失信約束,提高全社會的誠信意識。同年,中央文明辦、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等多個部門聯合簽署了《“構建誠信、懲戒失信”合作備忘錄》,拉開了社會各界聯合懲戒失信被執行人的序幕,為誠信社會建設提供制度保障。2016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進一步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法治建設的指導意見》,將誠信體系建設融入規范性文件,堅持法治和德治相結合,發揮法律的規范作用和道德的教化作用,為全面深化改革保駕護航。
  2018年,社會信用立法已經納入全國人大立法規劃,這是一項具有開創意義的創新工程和系統工程。習近平總書記以法律和制度的建立健全為誠信社會建設工作做出了重大貢獻,為中國全面深化改革之路鋪設了誠信的基石,引導人們正確處理經濟利益與道德追求的關系,誠信的制度化建設必然會增強全體社會成員的誠信意識,逐漸形成良好的誠信風尚,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有力支撐。
  綜觀中國誠信社會建設歷程,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以來,我國誠信社會建設工作取得了突出的進展,既體現了對中西方傳統誠信思想的融合與發展,也體現了馬克思主義誠信觀在新時代的新發展。
  首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誠信觀是對中西方誠信思想的融合與發展。中國傳統誠信觀與西方誠信思想既有相似的地方,也有明顯的區別。相似之處在于:1.誠信的基本含義大致相同,都有誠實守信的意思;2.誠信具有道德至上特點;3.誠信具有規范社會秩序的作用。不同之處在于:1.誠信側重點不同,中國人更看重“誠”即個體的內在道德品質,以內心自律的方式確認誠信的表達,中國傳統誠信更多是一種道德誠信。西方人則更看重“信”即群體對契約的遵守,以外在約束的方式保證誠信的結果,因此,西方誠信更多是一種制度誠信。2.誠信的性質不同,中國傳統誠信帶有明顯的政治色彩,道德誠信是維護政治統治的工具。西方誠信起源于商業交往,契約誠信保證利益主體平等地履行權力和義務。3.追求的目標不同,中國傳統誠信重義輕利,個人道德的完善高于物質利益的需求。西方誠信義利并舉,以利為首。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誠信價值觀融合并發展了上述中西方誠信思想的精髓,其融合體現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誠信觀是人們在政治生活、經濟生活和道德生活中,以公平為基礎、以契約為形式建立起的一種對利益的相互承諾關系,超越了以往宗法血緣及人情關系的規范形式,屬于一種理性意識,是以道德倫理和制度倫理為共同基礎的一種理性意識,強調他律和自律的統一,注重制度保障同時強調將誠信內化于心,道德約束和制度保障在中國誠信社會建設過程中具有同樣重要的作用;其發展體現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誠信觀高度重視人民的主體地位和首創精神,注重為踐行社會主義誠信觀奠定群眾基礎。社會主義誠信觀植根于人民的主體地位,尊重人民的主體地位,充分發揮人民的創造性,拓寬人民參與踐行社會主義誠信觀的渠道、路徑,將人民的實踐結果不斷地轉化為理論成果,推動社會主義誠信觀的縱深發展。
  其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誠信體系建設的新實踐體現了馬克思主義誠信觀的新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誠信體系建設取得了豐富的實踐經驗,這些實踐經驗體現了馬克思主義誠信觀在新時代的新發展。結合時代要求,我國目前的誠信社會建設表現出鮮明的時代性特征:一是著力于建立穩定的政策導向機制,政策導向機制在誠信體制機制的建設中具有導向和引領作用,規定著誠信相關政策、法規的性質和方向。相關政策、法規的制定除了要體現社會主義誠信觀的基本要求之外,同時注重政策的實用性和可操作性,具體落實到市場經濟發展的各個環節。二是著力于建立機動靈活的溝通反饋機制。目前我國已經進入改革開放深水區,舊的利益格局不斷被新的利益格局取代,不同利益主體間的矛盾以及錯綜復雜的利益沖突日益凸顯,建立靈活機動的溝通反饋機制有利于利益主體的訴求表達、利益調節和權益保障,為踐行社會主義誠信觀提供良好的社會環境和群眾基礎。三是著力于建立關于誠信的激勵約束機制。對在踐行社會主義誠信觀中表現突出的人予以物質和精神的雙重獎勵和表彰,對于違背國家利益、社會利益,違背社會主義誠信要求的主體進行約束和懲罰,體現誠信杠桿的作用。這些新的實踐經驗表明,以馬克思主義誠信理論為指導,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誠信思想已經實現了新的發展,由此而形成的更深刻的理論總結也將運用于指導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新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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