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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下中國作家缺乏的優點

    作者:未知

      《青春無界》是青年作家施立夫近期在黑龍江少兒出版社出版的一本文學作品集,收入了他創作的散文、雜文、隨筆107篇作品。《青春無界》引起我閱讀興趣的首先是作品的思想性。
      思想性、文學性、娛樂性是一部優秀文學作品必須具備的三要素。我們好走極端,一強調思想性,就淡化文學性和娛樂性,近二三十年來,由于過分追求經濟效益,出現了一股強化娛樂性淡化思想性的文藝思潮,致使一些為娛樂而娛樂的文藝作品離思想性越來越遠。古人云“詩言志”“文以載道”中的“志”和“道”就是思想性。“文”不載“道”,跑空“車”,“文”就沒有存在的價值了。要求文學作品必須有思想性,也不是中國獨有的。上個世紀初,英國作家喬治·奧威爾就曾這樣表述過:
      回顧我的作品,我發現在我缺乏政治目的的時候,我寫的書盡是些華而不實的空洞文章,堆砌辭藻,通篇假話,沒有生命力。
      當他認識了自己的缺點后,擁有了明確的寫作目的,便筆下生花,寫出了《一九八四》《動物農場》等一系列優秀作品。
      強調文學作品的思想性,不是喊政治口號,而是把政治思想自然而然地融匯于內容之中。《青春無界》在這方面做得就很到位。在注重文學性、娛樂性的同時,篇篇都有思想性。下象棋、觀象棋本來純屬民間娛樂活動,可是在《棋是一種人生境界》和《觀棋不語偽君子》兩篇文章里,作家不僅充分體現了下棋、觀棋的文學性和娛樂性,還賦予了濃烈的思想性。如在《棋是一種人生境界》一文中,作家這樣寫道:
      弈雖小術,但足以觀人。面對當頭炮,關于是跳左邊的馬還是跳右邊的馬,思慮再三,遲遲不決的人,在生活里必定是個優柔寡斷的人;一上來就拼命跟你換子,不顧其他,生活里必定是個急于求成的人;屢屢要求緩棋的人,在生活里大多原則性不強;讓緩不緩者,生活中大多是耿直不懂變通的人;一輸棋,面紅耳赤者,若能“前嫌”盡棄者,應是夠交的朋友;若耿耿于懷,此人當敬而遠之,肚量過于窄小;若泰然處之,則此人城府頗深,僅就下棋而言當興味索然;若強求再來一盤,不贏不罷休者,此人當好勝心強,心理承受能力略顯薄弱……
      作家從下棋人的種種表現,判斷出下棋人的性格和人品。棋勢種種,人也各異。棋盤雖小,卻演繹著各種下棋人的性格,作品也就有了思想性。
      作者對觀棋看熱鬧的人也賦予了新的思想。“觀棋不語真君子”是至理名言。作家卻說:“觀棋不語者是偽君子。”為什么說觀棋不語是偽君子呢?作家的理由是:在賽場上觀棋不語是對的,可是市井娛樂下棋,觀者見死不救,讓人聯想到生活中的旁觀者,見了當局者的失誤、險情,為了當“君子”,躲清身,袖手旁觀,能救也不救,豈不是偽君子?因此,“觀棋語者才是真君子”。作家雖然賦予了下棋、觀棋,這兩項娛樂活動以思想性,卻沒有減弱作品的文學性和娛樂性。
      再如家喻戶曉、老幼皆知的《西游記》中的兩個人物豬八戒和孫悟空。一提“八戒”,多數人只知道他是個憨厚、愚笨、丑陋的豬,“悟空”是個一個跟頭能打八千里,會七十二變的無所不能的猴子,僅此而已。可是作家在《人生要八戒,更須悟空》一文中,卻賦予了做人的道理。“八戒”是要求他戒除“殺生、偷盜、淫欲、妄語、過度飲酒、醉心于燈紅酒綠之中”的惡習的。“悟空”則是要求人“把一切都看得平淡些,不必汲汲于功名利祿,以免成為欲望的奴隸和階下囚”。這就使《人生要八戒,更須悟空》有了思想性。
      寫小興安嶺美麗的文章多如牛毛,但有些文章缺少思想性,靠堆砌辭藻裝潢門面。有的連詞語的確切意義也沒弄清楚就反復使用,如“美輪美奐”這個詞中的“輪”字原意是高大;“奐”是美麗,“美輪美奐”歷來是用來形容房屋高大美麗的,有的人不明詞義就亂用起來,連匍匐在地的藍莓、白雪也用“美輪美奐”描寫,詞不達意。再如,“松柏長青”這個成語也屢屢被用來描寫小興安嶺上美麗的森林,豈不知,小興安嶺上根本就沒有柏樹,如此等等。
      施立夫也寫小興安嶺美麗的大森林、白雪和五花山,但總是賦予新的思想,讀起來發人深思。比如他在《漫步在雪中》寫他一個人孤獨地在雪中行走,也寫雪旳潔白和美麗,卻沒只限于此,他回憶起兒時和小伙伴們堆雪人,媽媽給送棉衣和圍巾,小伙伴們怕凍著雪人,爭搶著把自己的圍巾給雪人圍上,賦予了孩子們童真、憐憫弱者的思想,同時思念起媽媽來,媽媽現在在做什么呢?洋溢著人性美。
      但我讀施立夫的文集,除了發現他的文章具有鮮明的思想性以外,還發現一個時下中國作家群乃至整個社會都極其缺乏的優點,值得今人學習 ,即誠懇地對待他人批評的精神。魯迅先生在《我是怎么做起小說來》一文中說,文藝“批評必須壞處說壞,好處說好,才于作者有益”。可是近三十年來,中國文藝界“好處說好”不僅做到了,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沒好也說好,但沒人說壞,因此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座談會上鼓勵批評家們,要敢于“做到‘剜爛蘋果’的工作,把爛的剜掉,把好的留下來吃”。其實評論家不剜“爛蘋果”的主要阻力是作家,一旦有誰指出某作家某作品中的缺點,不管批評的對與否,動機如何,一律會被視為仇敵,伺機報復。施立夫卻與之相反,他對指出自己作品中缺點的人恭而敬之,視為師長。他在一次作文中把本來不吃魚的大鵝寫成了吃魚,老師批評他:“本文純屬撒謊,鵝吃草尚可,鵝根本不吃魚。”盡管言辭有些過火,但施立夫不但沒忌恨,反倒把批評者視為“最崇高,最偉大的老師”。(見《鵝是不吃魚的》)。時下老師勸阻他的弟子不要犯法,遭到弟子誣陷、圍攻者已不為新鮮事了。
      希望施立夫能勇敢地逆風而上,永遠堅守自己獨立的品格和操守,成為敢于剜“爛蘋果”的創作者和評論者,也希望他能成為培育敢于剜“爛蘋果”的園丁。其實對他的希望若推而廣之,我更希望讓虛心接受批評成為文藝界乃至整個社會的風氣。若能如此,文藝界便有了“源頭活水”,會催生一代又一代的“后來人”,整個社會也必將風清氣正,充滿陽光。
      (姜孟之,山東乳山人,1963年參加工作,歷任中學校長、編輯部主任、主編,伊春市文聯黨組書記、主席,市作協主席,中國林業文協、文聯副秘書長,黑龍江省作協常務理事。1979年開始發表作品,1992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文學創作一級。著有長篇小說《馬齒莧苦斗記》《不可以等待》,中篇小說集《飛龍飛飛》,短篇小說集《借讀生》《黃牌警告》《生活里的笑聲》,散文集《綠色的搖籃》,長篇報告文學《大山的公仆》(合作)等。曾獲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黑龍江分會首屆二等獎、菊花文學獎、《小說林》優秀作品獎、全軍綠化委員會及林業部綠葉文學二等獎、林業部首屆梁希文學一等獎、黑龍江省精品工程三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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