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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陳三五娘”故事的傳播研究》

    作者:未知

      泉腔戲曲繼承宋元南戲遺響,早在明代已相當繁榮與鼎盛,但進入現代學人研究視野卻甚遲。學術研究的疏漏往往來源于學術史料獲取的不易。泉腔南戲中最為經典的名劇“陳三五娘”,其史料獲取便充滿了傳奇。
      最早刊本明嘉靖丙寅年間(1566)的《重刊五色潮泉插科增入詩詞北曲勾欄荔鏡記戲文》“只藏于日本天理和英國牛津的大學圖書館各一本”,國內已然無存。
      明萬歷本(1581)《新刻增補全像鄉談荔枝記》由英國劍橋大學教授、著名漢學家龍彼得在奧地利維也納圖書館發現。
      清順治本(1651)《新刊時興泉潮雅調陳伯卿荔枝記大全》由臺灣吳守禮從日本著名漢學家神田喜一郎處獲得。
      清光緒本(1884)《陳伯卿新調繡像荔枝記真本》由龍彼得前往法國,征詢友人施博爾博士同意而拍照郵寄。
      清道光本(1831)《陳伯卿新調繡像荔枝記全本》,則是“2008年在泉州當地發現的世上孤本”。
      “陳三五娘”故事的嘉靖本、萬歷本、順治本、道光本、光緒本等版本的獲取存在一個尤為獨特的現象,即往往國內無存,反倒由海外知名圖書館珍藏,之后輾轉進入中國大陸。這一貴重的民族文化資產引發了鄭國權、林立、吳榕青、朱雙一等大陸學人及吳守禮、陳香、施炳華等臺灣學者的關注。但諸多學者或僅從一己專長領域入手,或專注于某一思維向度,雖眾聲喧囂,卻也各執一端,顯得零散而疏蕭。學界極為匱乏一扛鼎之作,以徹底捋清這一珍貴文化遺產五百余年的歷史嬗變之路,并能在諸多研究范式中進行整合梳理,以跨學科的交叉視閾超越自足封閉的劇種知識譜系,進而在全球化語境中彰顯并實現其無限可能的跨界敘事。
      黃科安率領的學術團隊無疑彌補了這一學術空白,該書由上編“時空之維”與下編“跨界研究”組成。“時空之維”篇章涵蓋了“陳三五娘”戲曲刊本的縱向傳承和橫向傳播,既有戲文音韻的歷史比較,也涉及現代整理本對古本的繼承與突破。面對卷帙浩繁的文獻史料,深耕精掘,將散軼碎片的史料從膠著和混雜的原生狀態中剝離,疏密有致地延展了“陳三五娘”這一經典故事的流布規律和傳播脈絡,重塑了時空維度沉淀下的詩化思維和集體記憶。在此厚實的基石上,下編側重從整體文化生態的系統循環出發,沿著“陳三五娘”這一地方文化與域外文化融合的傳播印跡,跨越了傳統慣性思維對地方風物、民俗典儀的關注,聚焦于“陳三五娘”在唱本、小說、影視、表演、改革等跨界視閾中隱匿的民間草根話語、主流形態話語、知識精英話語、商業資本話語的博弈與分野。
      徜徉于時空之維度、深耕于跨界之旨趣、整飭于藝術之范式,黃科安等人探勘的不僅是“閩南戲劇文化圈”中“荔鏡情緣”的生成與聚合,更是立足于全球化情景下的一種濡染著“海絲”視野和“非遺”基質的本土論述。可以說,他們的研究跨越了戲曲本質主義的范疇,而在民族性與人類性之間體現了一種戲曲本土文化播散于全球文化語境的涵攝與超拔。其研究路徑的特色綜括如下:
      探幽發微 蹊徑獨辟
      “陳三五娘”故事“一脈相承五百年”,然明清刊本大多散佚于海外,以往學人大多避其繁瑣,一般不會對影印原本中晦澀難辨的吉光片羽做推敲,而是直接驅入已輯錄的現代清晰文本做社會歷史意義或審美意義向度的探究。黃科安教授等人獨辟蹊徑、剔精抉微,攫住了明清原本中一直被學界忽略的盲點,細細甄別原版刊本中隱匿的巨大信息場,進而在卷帙浩繁的戲曲資料圖庫中逐步繪制出“陳三五娘”縱向演進的文化氣象和敷演密碼。
      例如,文題一項。明嘉靖時期是南戲向傳奇過渡轉型的時期。黃教授發現在嘉靖本中與眾不同地凸顯了“戲文”二字,這被學界多數人認定為中國戲劇最早的成熟形式,是南戲的一個標志性名號。然嘉靖本中又以傳奇常用的書名“記”為題名。傳奇的“記”與南戲的“戲文”兩相糅合交疊,共同構成了嘉靖本《荔鏡記》的文題,這恰恰佐證了“嘉靖本《荔鏡記》所獨有的因過渡而不純粹的體制特點”,“也奠定了這一版本在戲曲發展史上在考察南戲與傳奇的血緣關系這一主題上的重要文獻價值”。可以說,這一發現見微知著,是切中肯綮的。
      又如,刊行者方面。道光本的刊行堂號“見古所”,從未見諸文獻記載。黃教授查閱諸多文獻終于驚喜地發現一條線索,即福建福州大學西觀樓藏書一本清道光年間的歌仔冊之首頁,刊有“繡像上大人歌,附刻新集錄歌,泉城道口街見古堂書坊”字樣。據考證,宋理學家朱熹的洪姓弟子從師學習金石鐫刻,其子孫承襲祖業并聚居于泉州涂門城外的田庵村,泉州道口街也成為清代書坊最為集中的區域。“見古所”與“見古堂”僅一字之別,與福建連城四堡鄒氏的“素位堂”即為“素位山房”可謂異曲同工,由此幾可推論出道光本《荔鏡記》未見文獻記載的刊行單位當為泉州道口街的“見古堂”。這一番探幽尋微頗費周折,然可見黃科安團隊治學之嚴謹與縝密。
      跨界視野 披沙揀金
      從戲曲到唱本,從小說到影視,跨劇種、跨文類、跨媒介是該書“跨界”表述的三個序列,該書最為核心的是以富有創見的跨越視野對前人演繹“陳三五娘”故事紛紛攘攘的亂象做了一個清晰的甄別與梳理:
      例如,針對臺灣學人陳憲國、邱文錫編注的《陳三五娘》,黃科安教授將其“在地化”的文化闡釋明確地分為“妄議”和“真知”兩部分。妙語解頤的“真知”部分固然欣納,但是一些“妄議”則顯得粗鄙而有失學術公允了,諸如書中“臺灣現有兩個尸體,一直要等到反攻大陸才會有墓堆”“陳三所言,全不在逃命、奮戰,卻是婦女三從四德的大道理,也真是軟弱,由此可見當時中國人個性之軟弱,現今中國人動不動就向我們射飛彈,性格之惡魔化,何其大也!”的注釋,黃教授的批評是一針見血的——“借注釋機會,抒憤懣之情,行攻訐之語”,“全然忘記自己是在為一本歷史文獻作校注,放棄了作為一名學者應該恪守的學術道德底線。”
      又如日本作家佐藤春夫對“陳三五娘”故事的改寫。佐藤春夫將一個誕生于中國明朝的傳統民間戲曲作品《陳三五娘》,篡改為一個具有典型日本大和文化趣味的文人小說《星》,那么游離在兩種作品的同質基因與異質離散之間的創作意圖到底是什么?對此,書中運用比較文學的“文化過濾”觀點明確點破了佐藤“有意栽花”的“殖民書寫”:佐藤將筆墨重心放在陳三五娘死后,其婢宜春所生的孩子上,并異想天開地使這個遺腹子成為了大名鼎鼎的歷史人物洪承疇。結合小說創作于1923年的時代背景以及文本內核的條分縷析,該書著者尖銳地指出該作品在大肆美化洪承疇的投降行為的背后,其“殖民主義的意圖已經不是無意為之的行為了,實乃一個蓄謀已久、半隱半現的‘文化陰謀’”。
      “陳三五娘”故事作為一個綿延五百余年的民族文化珍品,無數的學者文人基于自身立場和文化預設添枝加葉地進行雕飾和重構,他們或者來自不同的文化背景,或者來自不同國度,表面上是秉持各自的“文化模子”展開“跨界”的審美想象,但其內部卻不啻于是一場意識形態層面的激烈角逐。對于附麗在“陳三五娘”上的各種文飾進行深入的淘洗、甄別、佐證是極為必要的,而這,也是學界迄今都做得極為不夠的。“陳三五娘”作為閩南先民的生活史記錄,它蘊藏著民俗學、社會學、語言學、傳播學、人類學等諸多學科研究的寶貴史料,同時,它也是國務院批準的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其廣闊的傳播路徑洋溢著濃郁的“海絲”文化基因。面對這樣的一份民族文化寶庫,如何跨越不同文化語境下的“文學場”,厘清不同歷史境遇下的敘事意圖,爬梳剔抉、掇菁擷華,需要極為嚴謹的治學態度和精湛的學術水準,顯然,黃科安教授及其率領的學術團隊無疑做到了這一點,他們目光如炬,披沙揀金、去粗取精,以“跨界”思維對眾多文本進行了明晰的分流和批判性重建,這不僅是對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一種負責的保護態度,也實現了對“海絲”文化傳播圖譜的一次精準的測繪。
      地方戲曲作為民族文化的瑰寶,其興衰浮沉也從一個側面映照了中華傳統文化在風云際會中的歷史際遇。“陳三五娘”故事雖然只是閩南地方劇種苑囿內的經典劇目,但其流播卻遍及海峽兩岸、東南亞乃至海外諸多閩籍華人所在之處。它是新時代“海絲”文化精神的一個鮮活注腳,是維系華夏先民民間集體記憶的一種生動的戲曲書寫。然而,地方民間戲曲的文化生態在現代性的都市語境中總顯得凋敝而低迷,地方文化在主流與邊緣的二元對立中其生存更加的狹促而拘謹。《“陳三五娘”故事的傳播研究》的問世無疑為地方劇種的深入研析提供了一個具有范本意義的強心劑,它以泉腔南戲的一部經典劇目為研究的對象,以嚴密的學術考證、超拔的跨界視野對五百余年來圍繞該主題的諸多戲曲幻象做了縝細的甄別與批判性的重建。有別于戲劇史慣常的宏大寂闊,專精于劇目個案的探勘恰以管中窺豹的精工雅致凸顯了戲曲學術路徑的另一番花明柳暗、醍醐妙悟。這也正是浮華喧囂的學術界翹首期盼的一種沉潛的治學姿態。
      (作者系福建師范大學海外教育學院副教授,博士生,研究方向為戲劇戲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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