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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種族問題》幫助我們走好這個世紀

    作者:未知

      種族歧視,依舊在我們身邊
      2018年11月中旬,哈佛大學的Leverett House高年級學生,在一個宿舍公用白板上發現了“令人深感不安和令人反感的圖像”,然后向學校進行了舉報。在發送給哈佛校報《深紅色》的照片中,圖像上面有兩張臉,其中一張標有“黑人”字樣,另一張則標有“其他黑人,墨西哥人,穆斯林,猶太人”,以及種族主義言論。這個白板上還列出了一系列詞語,包括“全球主義者”,“拖車移民” 和億萬富翁“索羅斯”的名字。
      作為哈佛學院最大的本科生宿舍,Leverett House成立于1930年。曾在此居住過的知名校友,包括美國首席大法官羅伯茨,籃球明星林書豪和哈佛大學知名教授康奈爾·韋斯特。
      韋斯特是美國杰出的民主知識分子。他是哈佛大學公共哲學實踐教授,曾在普林斯頓大學擔任名譽教授。他還曾在耶魯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和巴黎大學任教。
      在哈佛讀書期間,韋斯特僅用了三年時間就拿到了本科學位,于1973年獲得近東語言和文明學位。接著,他到普林斯頓大學哲學系獲得了碩士和博士學位。1980年,他成為第一位從普林斯頓大學哲學系獲得博士學位的非裔美國人。
      1994年,韋斯特作為非裔美國研究和哈佛神學院聯合任命的教授回到哈佛大學任教。他很快成為哈佛大學最受歡迎的教授之一;他的《非裔美國研究概論》課程一般都會有500名學生注冊選修。因為哈佛大學沒有教室可以容納這么多學生,他的課程不得不改在桑德斯劇院舉行。1998年,韋斯特成為講座教授。他不僅教授非裔美國研究,而且還教授宗教和哲學。
      在哈佛任教期間,韋斯特才思敏捷,著述甚豐,學術貢獻巨大。他在美國實用主義、黑人神學和當代馬克思主義思想領域都做出了具有變革性的研究。他出版有20部著作,還編輯了13部著作。他的代表性著作包括:《預言拯救:美國黑人革命基督教》《預言片段:美國宗教和文化危機的照明》《美國哲學的逃避:實用主義家譜》,其《超越歐洲中心主義和多元文化主義:第一卷:后現代時代的預言思想》和《第二卷:預言性反思:美國種族和權力的注釋》兩部著作,獲得1993年的美國圖書獎。
      韋斯特不僅極富學術天賦和演講才華,他還特別擅長用通俗易懂且引人入勝的語言來闡述復雜的社會問題。1993年4月,他出版了《種族問題》。這部革命性的著作一出版即引起強烈反響,成為學術暢銷書。《時代》周刊等媒體都做了專門評論,也登上了《紐約時報》年度最佳學術著作排行榜。
      《種族問題》一書奠定了韋斯特在美國黑人知識分子與整個知識界特別是高等教育界的崇高地位,也讓他成為了廣播電視和印刷媒體上廣受認可與贊譽的知識分子。《種族問題》一書銷量超過40萬,被翻譯成多種語言,激發了美國國內在種族、正義和民主等問題上的多重對話。
      現實需要經典再現
      《種族問題》出版于洛杉磯暴亂一周年之際的1993年,引起各方關注似在情理之中。這部關于種族的經典著作論述了美國黑人問題、美國黑人領導危機、黑人保守主義、黑人-猶太人關系、黑人特性以及黑人領袖馬爾科姆·艾克斯的貢獻。面對這些復雜的問題,韋斯特都發表了個人獨到的見解。
      時過境遷。一轉眼,25年過去了。2017年12月,在《種族問題》出版25周年之際,韋斯特又出版該書的25周年紀念版。同時,為這部著作撰寫了一篇新的引言。
      在這篇引言中,韋斯特提出,我們正處于一種精神的黑暗狀態,其特點是帝國衰落、種族仇恨,表現形式是發生在美國各大城市的警察暴行:巴爾的摩、弗格森和夏洛茨維爾。韋斯特呼吁道德和精神上的覺醒,并在黑人維權運動——“黑人生命很重要”、黑人自由傳統所體現的集體和有遠見的抵抗中找到希望。
      韋斯特將新的引言題為“21世紀美國的種族問題”,其中討論了唐納德·特朗普總統競選獲勝的緣由。他認為,“僅僅認為特朗普應對美帝國的腐朽和衰落負責,這種論調過于輕率和短視了”,他寫道:
      特朗普既不是外星人,也不是美國文化和歷史的外來因素。事實上,他像蘋果派一樣美國化。然而,他是我們精神破產的標志——只有場面而沒有實質,只有自戀而沒有同理心,只有胃口和貪婪而沒有智慧和成熟。他的勝利源于……用有色人種、同性戀和雙性戀、移民、穆斯林和婦女來當替罪羊;……狡黠地利用有色人種、同性戀和雙性戀、移民、穆斯林和婦女問題,來隱瞞國內外新自由主義政策的謊言和罪行……
      韋斯特用“特朗普總統蘋果派一樣美國化”的評價是極為膽大的。一般而言,美國的大學教授一般都偏向民主黨,且時常抨擊特朗普總統的領導才能。韋斯特則強調批評共和黨和民主黨的共通性。對于移民和婦女等少數群體,韋斯特尖銳地指出,共和黨將其用作替罪羊,而民主黨也用它們來躲避新自由主義政策。這種大膽的批評凸顯了韋斯特思想和眼光的敏銳性,也啟發學術界重新去看待這一問題。
      帝國崩潰,是貫穿在《種族問題》的主題。在這個問題上,韋斯特既不為民主黨說好話也不支持共和黨,也不完全認知自由主義或保守主義的意識形態,相反,他要求大家從一個全新的視野來批判性地審視美國當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氣候。
      黑人與猶太人的雙向博弈
      《種族問題》全書并不厚,只有110頁,第五章更是只有4頁的篇幅,但韋斯特正是利用這4頁的篇幅,簡明扼要地闡述了他的主要觀點。
      他認為,非裔美國人所遭受的高貧困率,主要是由于他們在20世紀60年代之前被剝奪了勞動力和教育機會。我們知道,1961年,約翰·肯尼迪總統利用10925號行政命令,開創使用并推廣“平權行動”這一概念,通過強制要求聯邦基金資助的項目“采取平權行動”,以確保招聘和就業中沒有種族偏見。從那時起,政府為非裔美國人提供了重新分配措施,提高了他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但實際上,這些政策并未惠及普通的美國人,不過使美國中產階級受益良多。他特別指出,這些重新分配措施其實仍然在保護著大企業和大政府。換句話說,以種族為基礎的平權行動是在讓步且同時維持了美國繁榮。   為此,韋斯特建議,要以社會經濟階層為基礎的平權行動來取代以種族為基礎的平權行動。 他認為,基于種族的平權行動,因其可執行的性質和“最好的妥協和讓步”而廣受歡迎。但為了實現真正的社會平等,美國有必要制定一種以社會經濟階層為基礎的平權行動。
      黑人和猶太人之間的沖突根深蒂固,一直都存在。韋斯特說,“黑人反猶太主義和猶太人反黑人主義都是事實,兩者都像櫻桃派一樣具有深刻的美國特色。”他接著探討了為什么兩個族裔關系自從20世紀60年代惡化到了最低點的問題,并且解析每個群體對另一個群體及其自身群體的看法背后的真相。
      首先,很少有黑人認識并承認猶太歷史的一個基本事實:歐洲文化的中心在從中世紀以來就凸顯了對猶太人的深刻仇恨。歐洲人對猶太人的仇恨建立于宗教和社會層面上。大多數猶太移民是在1881年至1924年間抵達美國的。他們隨之帶來了強大的文化遺產維持了他們的生存并凸顯了自身身份,包括機構自治、猶太教和商業熱情。大量猶太人為了在美國立足,通過自身白皮膚的特權福利而對黑人保持距離立場。這個主要是因為美國國家文明的中心是建立在對非洲人民的深刻仇恨(如奴隸制、私刑、種族歧視隔離和二等公民身份)之上的。
      其次,在當今時代,黑人和猶太人主要在兩個問題上爭論不休,但雙方都沒有在道德品質上做出好的榜樣。第一個問題是美國黑人想要取得社會進步的最有效手段是什么。超過一半的黑人專業人員和管理人員就業于公共領域,而在私人領域中,猶太人經常攻擊的對象主要是由于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的監管檢查取得就業機會的人員。美國黑人認為猶太人這樣的作為,針對的就是整個黑人團體。第二個問題涉及以色列國家體現的猶太復國主義的意義和現實。美國黑人必須要對猶太人對群體生存的恐懼和焦慮及其背后深刻的歷史淵源做進一步的認識與了解,這樣,黑人才可以同情理解大多數猶太人對以色列的內心依戀。同樣,猶太人也必須坦率承認美國黑人在美國社會中作為永久性弱者的地位,這樣猶太人才有可能理解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對黑人的象征性困境和文字困境的依賴。只有當黑人和猶太內部能夠跨越雙方族裔的自我批評交流,并且能上升到道德方面的對話,黑人與猶太人關系中的僵局才可以被克服。
      美國黑人一直站在反美國種族主義斗爭的最前沿。如果這些努力成為反猶太主義的犧牲品,那么反種族主義的原則性嘗試就會喪失其道德信譽,換句話說,失敗的將是所有人。黑人在反種族主義的斗爭中一直拼命尋找盟友,并且發現猶太人在這場斗爭中出現了不成比例地代表。
      在韋斯特看來,黑人反猶太主義主要有三個基本點。第一,它是一種反白人主義。猶太人在美國種族主義是共謀的角色,雖然它不如其他美國白人那么仇恨黑人,但也強化了黑人對猶太人的看法。但這否認了猶太人的實際歷史和群體的遭遇;第二,一部分黑人群體對猶太人有更高的期望。這種雙重標準假設猶太人和黑人是“天生的”盟友,因為這兩個群體都遭受了種族和族裔主流的長期壓迫。所以,當猶太人的新保守主義在黑人越來越脆弱的時候卻獲得了高度的公眾形象時,感到失望的黑人就有一種被欺騙和被背叛的感覺;第三,因為失敗而產生的怨恨和嫉妒,黑人將矛頭直指在美國社會中新的成功融入美國文化的族裔代表——美國猶太人,他們不斷努力前進,向美國社會上進。由于猶太人高度重視高等教育和自我組織的歷史和文化傳統,這就很容易造成猶太人完全被美國文化全盤接受的假象,這種神話特別是在相對無組織的群體——美國黑人中間更被廣泛接受。
      韋斯特的研究完全擺脫了傳統的二元思維。他既不遵循左派自由主義的思路,也不受制于右派保守的框架,而是毫不客氣地批評這兩種主流思想流派。他對這兩種意識形態的批評和分析,為我們認識種族問題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舉例來說,韋斯特在1993年版的引言開篇中就說:
      1992年4月在洛杉磯發生的暴亂,既不是種族暴動也不是階級反叛。更確切地說,這種巨大的動蕩是一種多種族、跨階級,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男性為主來展示合理的社會憤怒……洛杉磯的翻天事件的意義很難理解,因為我們大多數人仍然被困在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的狹隘框架中。
      其實,韋斯特很清楚,他的觀點并不一定被所有美國黑人學者認同,他也提到,“像……勞倫斯·波波,湯米·謝爾比……亨利·路易斯·蓋茨……都是好兄弟,盡管我們有意識形態上的分歧。”
      韋斯特的國際關系視野和全球思維方式,為他提供了一個與其他學術學者不同的看待問題的視角。在他的研究中,他一直不斷在提希望和解決問題的路徑。這深刻反映了他對當代社會活動和運動的關注,表明他對族裔關系的研究是深入到日常生活大眾之中的。這是他有效的能和讀者直接交流的溝通策略之一。
      在2017年新版本的引言中,韋斯特提到,進入21世紀以來,給大家帶來希望的社會行動可謂此起彼伏,比如黑人維權運動,牧師威廉.J.巴伯二世組織的“道德星期一運動”和“窮人運動”,2017年1月21日的著名女權游行,和美國土著人民基層運動。這些社會運動的開展,使得讀者可以更好地聯系到自身所處的社區和生活環境。
      《種族問題》讓我們看到,學術寫作往往充滿了專業話語,或者公眾無法接觸與理解的語言。但韋斯特的這本開創性的著作,卻有效地打破了學術知識分子與更廣泛的國內和國際讀者之間的隔閡,讓我們看到了學術在社會上所可以產生的影響力。自首次出版以來,《種族問題》已經成為討論美國種族問題的開創性經典之作。現在比歷史上任何時候,人們都更需要這樣的著作。因為,它會幫助我們在新的千年中去建立一個真正的多元族裔并存的地球村。
      (作者系哈佛大學哈欽斯研究中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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