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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適的汽車與魯迅的人力車

    作者:未知

      ·壹·
      偶然翻閱一本梁實秋的散文集《雅舍雜文》,其中有一篇《關于〈胡適的汽車〉》。《胡適的汽車》是梁實秋在《聯合報》上看到的一篇文章,作者是易金。《胡適的汽車》主要是對上世紀60年代初中國大陸拍攝完成但后來又神秘夭折的電影《魯迅傳》中一個小鏡頭的感想:
      偶像化了的魯迅,在劇本中有這樣一場:那是李大釗的辦公室中,《新青年》同人發生了分裂的爭端以后,大家散了出來,胡適招呼魯迅坐他的汽車到同和居吃飯,魯迅拒絕了,趕上李大釗大笑而去。
      從這短短的鏡頭中寓有惡毒的用意,明處看,只見到魯迅與李大釗是沆瀣一氣的,陰暗的嘲笑,則是胡適已在那時候有了汽車。
      一個教授的有無汽車代步,不能以此作為一種準繩,在北洋政府時代,北大教授的薪金已經很高,有一輛汽車,這對學者應該說是“物質上的尊敬”。
      這位易金先生的意思是,作為北大教授的胡適,有輛汽車來代步是很正常的,有無汽車,不應該成為對他進行道德評判的依據和標準。
      但梁實秋想說明的卻是,胡適在《新青年》時代根本就沒有汽車。胡適買汽車是在胡適做北大文學院院長的30年代。這件事情梁實秋可是親眼所見,那時候,徐志摩、梁實秋一幫人都被胡適拉進了北大。梁實秋回憶說:
      胡先生之有自用汽車,大概是在民國十九年左右做文學院長的時候,他住在米糧庫四號,那一輛車還頗不尋常,是福特牌,可是不知道是屬于哪一年型的了,看形狀就知道很古老的,開動的時候需要司機用一根曲尺在前面狠命的搖晃好多下子,車廂特別高,走起來好像有一點頭重腳輕搖搖欲墜,徐志摩曾戲稱之為“我們胡大哥的高軒”。
      梁實秋接下來說明為什么《魯迅傳》一定要給胡適安排一輛他本來還沒有的汽車:
      那么,為什么在“新青年”時代,即北洋政府時代,胡先生根本沒有汽車而《魯迅傳》電影片里要插入“胡適招呼魯迅坐他的汽車到同和居吃飯”那樣一個鏡頭呢?是亦有說。左派文人的邏輯是簡單的,人有兩種,非友即敵,非敵即友,友則譽之為思想前進,敵則斥之為資產階級。資產階級最明顯的最惹人厭惡的一個標幟無過于一輛汽車。
      正好我的手頭就有發表電影文學劇本《魯迅傳》(上)的1961年《人民文學》第一、二月號合刊。關于胡適招呼魯迅坐汽車的一段描寫是這樣的:
      魯迅挾著包袱走出北京大學的校門。
      校門外正停著一輛小汽車。胡適正打開車門,滿面笑容叫:“豫才先生,請!”魯迅板著臉說:“不了,謝謝。”胡適笑道:“你剛才完全誤會我的意思了!上來談談,我送你回會館。”魯迅向西一指說:“我搬家了,不同路!”憤然轉身而去。
      這和梁實秋在《關于〈胡適的汽車〉》中的情節有所不同。胡適在北京曾經的住所都在東城,而魯迅住過的地方都在西城。在劇本中,魯迅住過的地方開始是南城的紹興會館,后來是西城的西三條胡同21號。不管魯迅搬不搬家,都不會和胡適同路。改成胡適想請魯迅到同和居飯館吃飯,解決了同路不同路這個小別扭,同時,表現出“買辦文人”胡適的生活趣味中除了出門坐汽車還有同樣不健康的吃吃喝喝。
      把電影劇本《魯迅傳》整個看一遍,除了這里的胡適,出現汽車的鏡頭還有另外兩處。一處是魯迅剛到北京的時候在宣武門外見到的景象,和汽車一起出現的是兩個日本人:
      一輛汽車鳴著喇叭,急駛而來,車里坐著兩個日本人,對街上指指點點,縱聲狂笑;汽車過處,掠起一陣黃沙。黃沙飛去,現出一個人力車夫連車倒在地上,警察正用警棍毆打著他。
      還有一處是北京女子師范大學門口,出現的是想阻止學生游行示威的“反動”校長楊蔭榆和“反動”文人陳源:
      女師大門口停下一輛小汽車。穿黑旗袍、著高跟鞋、頭發上系著白頭繩、滿臉冷霜似的楊蔭榆走下車來。一個尖下巴的男教員,從門房里箭似的迎上去,低聲說:“楊校長,她們要出發了!”
      ·貳·
      在這里,我們可以繼續梁實秋的思考:為什么在上世紀60年代的文藝作品中和汽車一起出現的總是胡適、楊蔭榆、陳源甚至日本人等“反面人物”呢?
      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在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中,遠在美國的胡適作為“舊學術界集反動之大成”的人物,很快成為政治批判的靶子。在這場聲勢浩大的“批壺(胡)”、“倒壺(胡)”運動之后,胡適作為“買辦資產階級第一號的代言人”,和蔣介石“一文一武”“雙峰對峙”,成為在文化界、學術界、教育界的“反動頭目”。(見郭沫若《三點建議》,1954年12月9日《人民日報》)
      在這樣的背景下,胡適成為文藝創作中襯托正面人物、正確道路的反面人物和反動典型。在楊沫1958年出版的著名小說《青春之歌》中,主人公林道靜最初的白馬王子余永澤就是一個受到胡適思想影響、沉迷于考證學術問題的典型形象。
      《魯迅傳》發表的1961年,“三年自然災害”還沒有結束。在物質極端貧乏的年代,各種物質享受都被作為“資產”或“小資產”情調受到嘲笑。如1961年底出版的革命小說《紅巖》的第18章,寫到資產階級家庭出身的大少爺劉思揚被特務假意釋放回到“有豪華的公館、花圃、假山”的家里后,以鄙棄的筆調描寫了一些劉思楊和未婚妻孫明霞在當時看來算是豪華的物質享受。如寫到孫明霞把鋼精鍋從電爐上拿下來,倒出了兩杯滾燙的牛奶。
      在《魯迅傳》中,余永澤的形象換成了五四運動后受胡適影響的北大學生傅斯年,在第20節,也就是出現胡適的汽車的前一節, 場景是胡適的書房,胡適正在向傅斯年等學生灌輸他的“反動”思想。在這里出現了和汽車一樣能夠表現胡適“買辦資產階級趣味”的種種物質形象:沙發、咖啡、電風扇:
      傅斯年、學生丁、戊、己、韓立本、吳夢非等七八個學生坐在沙發上、椅上喝著咖啡。
      …… ……
      韓立本贊嘆著說:“這咖啡可真好喝呀!”傅斯年笑道:“這是杜威博士從美國帶來的嘛!”   胡適丟開書本,插話道:“杜威博士帶來的‘實驗主義’才是個寶貝哩!”
      和胡適書房里的種種洋玩意相比,魯迅在家里的物質享受似乎只有香煙。差不多每個魯迅出現的場景都有香煙相伴。如:
      魯迅仍然坐在藤椅上沉思。
      在裊裊上升的煙篆里,仿佛看見章介眉舉著手杖怒打阿冬。
      如:
      老虎尾巴里擠滿了男女青年。
      魯迅坐在藤椅里,手挾煙卷,聽著青年們在爭論。
      ·叁·
      《魯迅傳》的作者們固然是戴著有色眼鏡來看待胡適的坐汽車、喝咖啡,但從美國留學回國后的胡適熱衷于各種西方生活方式卻也是事實。
      由于從少年開始多年生活在美國,胡適深刻理解西方文明的特色。在《我們對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態度》中,胡適說:“西洋近代文明的特色便是充分承認這個物質的享受的重要。”他深刻揭露了東方落后民族“吃不著葡萄說葡萄酸”的自我催眠、自我欺騙的心理:“西方古代有一則寓言說,狐貍想吃葡萄,葡萄太高了,他吃不著,只好說‘我本不愛吃這酸葡萄!’狐貍吃不著甜葡萄,只好說葡萄是酸的;人們享不著物質上的快樂,只好說物質上的享受是不足羨慕的,而貧賤是可以驕人的。”
      在1930年3月10日所寫的《漫游的感想》中,胡適說在哈爾濱的俄國租界道里區,他發現了道里和道外的區別正是東西方文明的區別,這個區別也就是汽車和人力車的區別:
      人力車代表的文明就是那用人作牛馬的文明。摩托車代表的文明就是用人的心思才智制作出來機械來代替人力的文明。把人作牛馬看待,無論如何,夠不上叫作精神文明。用人的智慧造出機械來,減少人類的苦痛,增加人類的幸福,——這種文明卻含有不少理想主義,含有不少的精神文明的可能性。
      胡適在這里說的摩托車就是汽車。在《漫游的感想》的第二段,胡適詳細介紹了他所了解的在美國汽車普及的情況和汽車給人們的生活帶來的好處。他說:
      摩托車的文明的好處真是一言難盡。汽車公司今年通過“分月付款”的法子,使普通人家都可以購買汽車。……這種人家向來是不肯出遠門的。如今有了汽車,旅行便利了,所以每日工作完畢之后,回家帶來家中妻兒,自己開著汽車,到郊外游玩;每星期日,可以全家到園地旅行游覽。例如舊金山的“金門公園”,遠在海濱,可以縱覽太平洋上的水光島色;沒到星期日,四方男女來游的真是人山人海!這都是摩托車的恩賜。這種遠游的便利可以增加健康,開拓眼界,增加智識,——這都是我們在轎子文明與人力車文明底下想不到的幸福。
      1930年的12月17日是胡適四十歲生日,趙元任送給胡適一首《胡適之先生四十正壽賀詩》,其中的一段是這樣的:
      你是提倡物質文明的咯,
      所以我們就來吃你的面,
      你是提倡整理國故的咯,
      所以我們都進了研究院;
      你是提倡白話文學的咯,
      所以我們就羅羅索索的寫上了一大片。
      1933年12月29日,這次四十歲生日之后整整三年,胡適花1090美金買了一輛二手美國福特牌汽車,實現了自己“提倡”了好多年的摩托車文明。
      ·肆·
      魯迅和胡適的生活情調固然大不相同,但魯迅也并不像人們想象的一天到晚就是“手挾卷煙”“在裊裊上升的煙篆里”“沉思”。本質上,魯迅和胡適一樣都是和傳統文化背道而馳的洋學生。在日常生活中,魯迅并不像胡適一樣講究豪華和舒適,但并不缺少種種“小資產”情調,也不排斥甚至是喜愛各種外國貨。如1925年7月17日許廣平給魯迅的信中以諧謔的情調總結“嫩弟弟”也就是魯迅的“特征”,其中有一條就是:
      C、專做洋貨的消耗品,如洋點心,洋煙,洋書……(未完)或有蟒袍洋服多件藏在箱子里,但于端節……則絕不敢穿。
      魯迅在北京的主要交通工具是人力車,但他其實并不認同坐人力車,所以他也就始終沒有自用和包月的人力車。在北京的那些年,魯迅更喜歡安步當車,實在需要洋車的時候就臨時在街上租用。川島回憶魯迅在北京的日常生活時說過:
      魯迅先生不論是上衙門、訪友、到醫院里取藥、上街買東西、寄信……總是蹀躞街頭,離目的地遠一些的就自己臨時雇街車去,從不搭這類架子。記得在閑聊時他曾說過,坐汽車還有道理,取其快;坐包車和馬車就近乎坐八抬大轎了。(川島《和魯迅先生相處的日子》)
      《魯迅傳》的主人公魯迅平時的出行工具是洋車,但也不是沒有乘坐汽車的時候。比如1921年7月10日的魯迅日記就有這樣的記載:“晨往香山碧云寺視二弟。下午季巿亦來游,傍晚與母親及豐乘其汽車回家。”這里的季巿就是魯迅最好的朋友許壽裳。這時候許壽裳正是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的校長,也即是楊蔭榆的前任。兩年后從美國留學歸國的楊蔭榆代替許壽裳接任女高師校長。許壽裳的汽車肯定是女高師為其配備的公車。說不定,《魯迅傳》中所說的“滿臉冷霜”的楊蔭榆乘坐的那輛小汽車就是魯迅曾經搭乘過的許壽裳的那輛小汽車。
      在胡適購買了他的福特牌汽車的30年代,魯迅正在上海度過他的晚年。在十里洋場的上海灘,魯迅有更多的機會體驗各種西洋文化,包括看好萊塢電影、購買外國版畫,也包括吃西餐、喝咖啡。他沒有像胡適一樣買一輛自己專用的汽車,但在外出看電影和看朋友的時候,租用汽車代替租用洋車成了他在上海的主要出行方式。
      回望胡適與魯迅,無論選用汽車還是洋車,人都有各自的生活趣味。但決定人最終走向的,更重要還是其為人與為文的立場吧。
      (作者系北京魯迅博物館研究館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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