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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馮雪峰的一封回信說起

    作者:未知

      馮雪峰這封信不是新發現的,它以《答王實味先生》為題原載于1930年6月1日的《新地月刊》,后收入《雪峰文集》中。此信將我們帶回到那個波濤起伏、暗流涌動的革命年代,不僅能從一個側面顯示出馮雪峰的思想與人品,更重要的是,它也透露出了王實味當時的思想狀態與個性特質,但它并未引起相關學者的重視,因而值得關注:
      實味先生:
      本刊第五期我所譯的《蘇聯農村社會主義建設上的技術底任務》一文中,“Kulak”一字我譯作“高利貸”,確是我譯錯了,在這里應譯作“富農”;承你指正,我很感謝你,現在就乘這機會在此地更正一下。
      你關于蘇聯的托洛茨基派和中國的取消派的話,篇幅限制,不能草草地在此地答復,我希望有機會時和你面談,細細分析研究。同時,在本刊的下幾期,即要登出某君底一篇《中國革命與取消派》,這篇文章,關于這問題論述很詳細,或即可作對于你的答復。
      你給我信中的話,有許多我認為還是一面之辭。托洛茨基怎樣,暫且不談,而我們底前輩陳獨秀先生等的“政治意見書”,我是看見過的,即在最淺薄而同時自信并無偏頗的我,也覺得這不是正確的中國革命的理論。至于行動上的表現,也是不可忽視的事。我想,真正的革命者,是大概不愿將同志擯到戰線外去的,所以我認為你的話還是感情的一面之辭;但如果在理論上,在行動上,都已走到分離的路上去,而在客觀的作用上又確是幫助了敵人,則攻擊為“資產階級的走狗”,也不能算是過分的事。這是應該促起每個集團的革命份子底猛省的。而事實上,這種對于錯誤的傾向的克服,聽說已有效果,有許多人已重新走上了革命的正路,這可見真正的革命者是不愿因為自己的認識不充分而長久離開了革命的路線的。
      這一段話,毫沒有觸到理論的根本問題,只是指出了你底話有點主觀的偏向,但理論的根本問題,是最重要的,而且我十分明白,你探求真理的熱誠,是比任何人也不弱的。不過如上所說,我們應當找機會面談,或者我可以找許多正確理論研究與分析的文章給你看;同時我也希望你將你能看到的東西給我看。就此祝你好。
      雪峰,五月卅一日。
      作為一封回信,如果能跟來信對讀,將會發掘更多的時代信息。遺憾的是,王實味給馮雪峰的來信已很難找到了。現僅從馮雪峰這封回信出發,談談王實味當時的思想追求與突出的個性特質。
      王實味1906年生于河南潢川,1925年進入北大讀書,并開始練習創作,此后逐漸發表了幾個中短篇小說。他也曾寫信向魯迅求助,但魯迅并未回應這個來路不明的陌生人的要求。沒過幾年王實味就發現,對他而言,單單從事創作,難以作為他養家糊口乃至安身立命的事業,因此,為了謀生,他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外國文學的翻譯中去,憑著自己過硬的外語功底,他很快就嶄露頭角,翻譯了許多外國文學名著。然而,后來他的翻譯事業也遭到挫折。一年冬天,因為不滿中華書局編輯對他譯稿的改動,他憤憤地跟編輯吵了一架,因此毀掉了跟出版社訂立的出版合同,使自己瀕臨困境的生活更雪上加霜(《王實味傳》,P77—78)。實際上,他在翻譯上的較真從剛剛介入這一行當就開始了,在《珊拿的邪教徒》譯文的序言中更正了郭沫若翻譯中的三段明顯的錯誤,雖然如此,此文還表現出王實味謙虛謹慎的一面:
      個人對于郭先生是很景仰的,所以絕非對于郭先生的譯文來故意挑剔。我想郭先生當時也許是為了生活關系,匆匆譯過就匆匆賣給書局,所以不免失于粗疏了。我批評郭譯本說粗疏晦澀,但并不敢夸說我的譯本就怎樣十分的精細流利,錯誤或也在所難免,如有高明賜教,我是極虛懷承受的。(《王實味文存》,P106)
      他的態度謙和、誠懇,但卻沒有得到郭沫若的回應。
      改正別人翻譯的瑕疵這種較真的事,對王實味來說,并不少見。這次,他又敏銳地發現了馮雪峰譯文的漏洞。1930年第5期的《新地月刊》上刊出了馮雪峰翻譯的《蘇聯農村社會主義建設上的技術底任務》一文,將kulak一詞譯成“高利貸者”,王實味仔細研讀了該文,認為該詞譯作“富農”更為確切,于是致信馮雪峰予以更正。喜歡跟別人在翻譯上較真的王實味卻很難接受別人改動自己的翻譯文稿。為此,延安時期在中央研究院,他先后與柯伯年、何錫麟、陳伯達等人發生過沖突。據說,“負責審稿的柯伯年每改動他的一個字”,他都上門爭吵;因為一處譯文用“價格”還是“價錢”的問題,他與何錫麟也吵過一架。(《王實味傳》P100)據他當時的妻子回憶,他有次因為翻譯問題跟陳伯達吵架,回到家里眼睛還在冒火,氣呼呼地罵:“白癡!改了一個字意思全錯了!”(《王實味傳》)王實味在翻譯問題上的較真,與他超強的自信有關,他不能接受別人的“更正”,似乎只能由他“更正”別人的失誤,別人不配“更正”他的失誤,這或許就是他屢屢與同道在翻譯問題上沖突的原因。
      除了在翻譯問題上較真之外,王實味在托派與信仰問題上也相當較真。從某種角度來看,王實味寫信糾正馮雪峰翻譯錯誤也許僅僅是個由頭,是“借此物言彼物也”,從馮雪峰的回信來看,王實味更在意的是質詢中共對托派的處理是否恰當,托派理論是否應該徹底否定,托派人物的人性問題,也即思想政治問題。
      其時,王實味已脫黨多年,并一度與托派陳清晨、王凡西有較多接觸。他接受陳清晨委托,翻譯了《托洛茨基傳》的某些章節。由于王實味與他們過從較多,在感情上對托派抱有同情,思想也受到他們一定影響。但他對托派思想并沒有真正接受,而是抱有某種懷疑,這從馮雪峰的回信中可以看出來。也就是說,他自身的思想處于一個困惑的探索階段。不過,他雖身在黨外,但對黨內斗爭,黨的路線方向等問題十分關注。
      像二三十年代的許多進步青年一樣,王實味對共產主義思潮有一種特別的向往,并因此在北大讀書期間加入了中共黨組織,但是,他因為追求同一黨支部的李芬女士,受到該支部領導者段純的批判,王實味一度離開了中共黨組織。盡管如此,他一直在探索著、追求著,他是少有的跟中共、托派以及新月派都有密切接觸的探索者,因此他的思想具有極為駁雜的色彩。如前所述,他在跟北大好友王凡西、陳清晨的交往中,接受了一些托派的思想影響,并通過接觸托洛斯基文藝理論,也受到其熏染(參見王凡西著),此時他盡管身處中共黨組織與托派組織之外,但卻反復思考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斯大林派系與托洛斯基派系的理論分歧及其是非,因此在這次致馮雪峰的信中,他就流露出對托派的某種理解與同情。即便在他再度加入中共乃至到延安之后,都沒有放棄或弱化對托派的同情,因此時常在私下發表極不合時宜的同情托派的言論。   從馮雪峰給王實味的回信中可以看出,王在托派問題上是經過反復的思考的,所以他不能人云亦云,他之所以沒有加入這一組織,除了妻子的勸說之外,最重要的一個原因或許是他認為中國的托派組織難以承擔起抗日救亡的歷史使命,然而,他與王凡西、陳清晨這些托派骨干的交往,使他對這類人物也懷有某種敬意。
      從馮雪峰的復信中可以看出,王實味此時已接觸了不少托派的理論,他在來信中不惟對托洛斯基的理論表示了好感,而且還對陳獨秀的“政治意見書”產生了濃厚興趣,所以馮雪峰建議他們進行面談;但同時,他顯然是抱著探索、商討的態度與馮交流的,因而馮雪峰說:“我十分明白,你探索真理的熱誠,是比任何人也不弱的。”如果他完全站在托派理論一邊,那么馮雪峰也就不會邀請他面談了。總的來看,這封信顯示出王實味在革命理論與信仰問題上獨立思考的態度,這一點直到延安也沒有改變。
      王實味在人際交往這種應該大而化之的方面也很較真,以至于朋友越來越少。應該說,徐志摩對他文學翻譯與創作有較大幫助,但即便如此,王實味也是說翻臉就翻臉,有次,王在約好見面的時間到徐家拜訪,徐有事外出了;第二天一大早,王實味又去拜訪,徐還沒起床,傭人讓他等一會,可能是等得時間長了一點,王勃然大怒,摔門而出,回家后寫了一封措辭尖刻的信,把徐痛斥一頓。徐接信后自覺理虧,來到王實味處道歉。這一事件反映出,王實味在與人相處時格外敏感自尊,也缺少耐心,對別人的小小輕慢難以接受。然而他這種喜歡較真的個性,在平民交往時則顯出了他的另一面,有次剛領到稿費以后回到家,竟意外地遇到一個進門行竊的小偷,撞個正著,小偷見他回來,當即跪倒在地,說自己是修鞋的,難以養家,兒子又得了重病,無錢醫治,萬般無奈才出此下策。一般人或選擇報案,或將其趕走,但喜歡較真的王實味卻要去核實究竟,他隨著小偷到了他的住處,家里寒磣凄涼,孩子躺在床上,病情嚴重,他的妻子在一旁束手無策,默默流淚,面對此情此景,王實味當即掏出他用來養家的十余元錢讓小偷去給孩子治病。
      王實味的較真還常常伴有傲岸之氣。他剛走上創作之路不久,曾向《現代評論》投稿,并且要求如果稿件被采用,必須付30元稿酬,否則退稿(《王實味傳》,P44),當時的《現代評論》是不付稿酬的,當時的編輯陳西瀅頗犯躊躇,給稿酬吧,沒此規定;不給吧,又舍不得這篇稿子,最后不得不召開編輯會議,破例答應了王實味的要求。這件事除了反映出王經濟上的困窘之外,也顯示出他對自己超強的自信,毫不在乎有名無名之類的現實。
      作為一位理想主義的探索者,王實味無論是對自己所從事的事業還是在與人交往相處中,都一絲不茍、喜歡較真,并因此而跟周圍的人發生過大大小小的摩擦;從這一點上來看,王實味有點像他所心儀的魯迅,然而,他畢竟又欠缺魯迅的自知與知人之明。
      從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王實味并非沒有缺點,他暴躁易怒、說話不顧及別人的感受,甚至連大家在一起吃菜都不落人后,等等,這的確是一些性格瑕疵。然而,就其主導面而言,王實味之個性卻不無價值,這種較真式人格相對于普遍存在的馬虎敷衍、得過且過的個性顯然構成了另外一種參照。然而,在中國這樣的文化語境中,王實味這種個性素質是很難被人理解的,也難于被人接受,甚至人們會說他不夠寬容、難以合作、缺乏團隊精神等。然而,從魯迅改造國民性的角度來看,這卻又是我們需要悉心珍惜、格外包容的一種個性特質。
      也許是因為馮雪峰的回信是刊發在《新地月刊》上這一原因,王實味并沒有接受馮雪峰“面談”的邀請,從而失去了一個加入左聯并認識魯迅的機會,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遺憾。不過,此后不久,王實味就脫離了與托派同學的接觸。
      歲月更替,滄海桑田。歷史老人的步履暫時定格在1991年,在王實味家人的一再申訴下,在王實味當年的領導李維漢、同事溫濟澤等人的持續努力下,這年春天,公安部終于發布了《關于對王實味同志托派問題的復查決定》,結論為:
      經復查,王實味同志一九三〇年在滬期間與原北大同學王凡西、陳清晨(均系托派分子)的來往中,接受和同情他們的某些托派觀點,幫助翻譯過托派的文章,在現有王實味的交代材料中,王對參加托派組織一事反反復復。在復查中,沒有查出王實味同志參加托派組織的材料。因此,一九四六年定為“反革命托派奸細分子”的結論予以糾正,王在戰爭環境中被錯誤處決給予平反昭雪。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
      一九九一年二月七日
      而今天我們在這里回顧馮之回信與王之思想及行動的軌跡,可以對歷史大勢中的人的命運有更多思考與結論,對歷史大勢中如何把握個體的命運,是否也該有更多的思考與結論呢?
      (作者系商丘師范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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