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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出版價值引導 促進出版健康發展

作者:未知

  古今中外,書籍的價值引導作用可謂共識。但書籍之流傳與擴散,則依賴于出版。出版作為一種商業行為,會受到市場的影響。隨著出版技術,尤其是近年來數字技術的發展,出版業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出版的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的矛盾卻一直存在。一方面,出版肩負文化傳承的重責,不能被市場牽著鼻子走;另一方面,出版畢竟是文化生意,需要關注市場,考慮市場需求。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出版的市場化、產業化發展,壯大了經濟實力,留下了許多精品力作;但同時“只要票子不要孩子”的淫穢色情讀物、“偽書”等的出籠,也使出版價值引導變得更加重要。武漢大學方卿、徐麗芳、許潔等撰寫的《出版價值引導研究》(商務印書館,2018年10月版),第一次全面系統地對出版價值問題進行了探討,對引導我國出版產業的健康發展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首先,該書對出版價值及出版價值引導從學理上進行了分析,有助于從理論上認識出版價值引導的重要性。
  作為專門研究出版價值的著作,該書從“價值”的詞源角度人手,從哲理角度對出版價值進行了界定,認為出版價值是“出版活動滿足人們需求的關系,或者說是出版活動所具有的能夠滿足人們需求的特殊屬性,或者更簡單地表述為出版對人們的有用性”。在此基礎上,該書分析了出版價值的四大特征,即主體性、客觀性、社會歷史性與引導性以及出版價值的四大功能,即反映作者價值觀、映射出版者價值觀、塑造讀者價值觀、傳播政府與執政黨價值觀。
  在此基礎上,該書提出了“出版價值體系是一個由外在價值和內在價值兩個部分組成的一個‘二元’結構,其中,外在價值是手段,內在價值是目的,外在價值和內在價值兩者缺一不可,共同構成完備的出版價值體系”。出版的外在價值,就是我們常說的出版的商業價值,即出版作為商業活動所產生的價值。而出版的內在價值,則是出版活動與其他商業活動不同的地方,也就是出版的意識形態價值、教育價值、文化價值與科學價值。該書從內外結構角度對出版價值的解讀,有助于大家更好地理解出版的“雙效原則”。
  該書認為,出版價值包含“出版價值主體、出版價值客體和出版價值判斷(或稱作出版價值關系)三個基本要件”,并特別指出:“出版價值主體是社會的主流群體,但在很多情況下政府或出版行業組織往往也代行出版價值主體的角色”,“出版價值主體在出版價值構成中處于核心地位”這一論斷,強調了出版價值引導的重要性,也為后面如何引導做了鋪墊。
  正如該書所主張的:“出版價值形成于出版物的創作、生產和發行過程中,并作用于讀者或公眾的出版物消費。出版價值引導具體表現為對作者的創作、出版單位的編輯出版、發行單位的銷售與推廣以及讀者的閱讀消費的引導。”在出版價值引導構成中,作者的創造,固然需要引導,但出版單位的引導更為重要。因為,通過出版這一方式,書籍化身千萬,發生了裂變作用,能對社會或個人產生巨大的影響。1922年,中華書局的創辦人陸費逵曾說:“書業商的人格,可以算是最高尚最寶貴的,也可以算得是最卑鄙最齷齪的。此兩者之判別,惟在良心上一念之差。譬如,吾人用盡腦筋和心血,出一部有價值的書籍貢獻于社會,則社會上的人們,讀了此書之后,在無形中所獲的利益定非淺鮮;反是,如以誨淫誨盜的書籍貢獻于世,則其比提刀殺人還要厲害。蓋殺人不過殺一人,惡書之害,甚于洪水猛獸,不知害多少人。”①可見,近百年前,社會就意識到了出版價值引導的重要性。在強調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今天,出版價值引導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
  其次,該書對出版價值引導的工具與手段進行了具體探討,有助于全面理解出版價值引導的操作性。
  在明辨“出版價值引導”重要性的基礎上,該書對出版價值引導的工具與手段進行了具體探討,這也是本書的重點部分。該書認為:“出版價值引導工具與手段主要包括經濟、傳播、評價、管理四大手段”。全書對這四種手段進行了具體分析。經濟手段包括財政、稅收、金融、基金等,它們“直接刺激出版價值創造活動主體的生產經營活動”,“具有立竿見影的效果”。因此,該書專辟二章:一章專門談論“財政金融稅收引導機制”,對財政金融稅收的引導機制以及西方發達國家的經驗做了介紹,并提出了完善我國財政稅收金融引導機制的建議;另一章專門研究出版基金的引導作用,并在對我國出版基金發展現狀與問題分析的基礎上,提出了完善出版基金的對策建議。隨著大眾傳播的發展,傳播工具在出版價值引導上同樣起著重要的作用。該書中“媒介引導機制”部分,從傳播手段角度對媒介引導出版的途徑、機制進行了分析。圖書評論與出版獎勵是出版價值引導的評價手段,該書“圖書評論”與“出版獎勵”二章,專門對這兩者的引導效果、現狀問題與對策等進行了研究。從管理手段看,政府部門的行政管理與行業協會的行業管理發揮著各自不同的作用,但前提是要有良好的制度與法律法規,并得到很好的執行。書中“行政管理與法律法規”部分對這些問題做了細致的研究。
  最后,該書對出版價值引導的效果進行了量化研究,有助于提升出版價值引導的針對性。
  《出版價值引導研究》一書最大的突破是對出版價值引導的效果進行了量化研究。以往的研究基本停留在理論闡述層面,實際操作性不夠。該書將量化研究引入出版價值引導,分析了出版價值引導產生的效果,從而為如何提升出版價值引導工作打開了思路。
  該書第四章在探討媒介引導機制時,通過對“全民閱讀”報道中的價值引導分析,來探討媒體的引導問題。通過對《人民日報》在報道全民閱讀時的報道規模、議題內容和消息源選擇等,分析了《人民日報》在報道中存在的一些問題。如通過對《人民日報》報道消息源的分析,發現《人民日報》在對“全民閱讀”活動報道時,“主要是政府主導行為,而對于出版物的生產主體——出版業,和‘全民閱讀’活動的目標對象——普通讀者重視不夠”。“全民閱讀”依賴于出版業提供優質的出版物,其根本目的是提高普通讀者的閱讀水平。此兩端的缺失,顯然不利于“全民閱讀”活動的持續開展。
  在第七章“出版基金”中,通過對國家出版基金資助項目的分析,研究了國家出版基金的引導效果:從出版資源配置的效果看,國家出版基金較好地緩解了學術著作出版資源短缺的困難、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經濟文化相對落后地區出版資源短缺的困難,促進了優秀學術著作的出版,推動了經濟文化相對落后地區的發展;從扶持精品出版角度看,出版基金重點資助的項目中,不少成果打造成了精品力作,獲得了中國出版政府圖書獎、中華優秀出版物獎等國家最高出版獎勵;從支持公益性出版角度看,國家出版基金資助對農家書屋工程、盲文出版工程、重點民文出版譯制工程等的支持,產生了較好的社會效果;從支持出版“走出去”戰略看,國家出版基金同樣為相關項目的立項給予了支持,許多項目成功走向海外。這些例證,充分說明了基金所起到的引導作用,也為如何更好地發揮基金的引導作用提供了借鑒。
  此外,該書對圖書評論引導出版價值效果、出版獎勵引導效果的分析等,也都具有一定的啟發價值。如通過對中國出版政府獎的引導效果分析,認為“中國出版政府獎對出版行業影響較大,但整體社會影響不夠”,“中國出版政府獎對出版環節的影響較大,對出版物發行環節影響有限”,可為今后更好地發揮中國出版政府獎的功能提供指導。
  注釋
  ①陸費逵.書業商之修養[M]//陸費逵教育論著選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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