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劍橋大學出版社成立時間考辨

作者:未知

  摘要:劍橋大學出版社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學出版社。劍橋大學于1534年獲得皇家特許,有權任命圖書印刷、出版人員,可自主組織圖書的印刷出版及經營活動。1584年出版首本劍橋圖書,此后印刷出版活動從未間斷。但人們對于劍橋大學出版社的成立時間莫衷一是。劍橋大學出版社官方記錄并未直接點明成立時間,論及社史起源時,1534年和1584年均被提及。劍橋社作為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大學出版社,已被載入吉尼斯紀錄,可為什么學界對它的成立時間存在分歧?我們該如何界定劍橋大學出版社的確切成立時間?本文將審視劍橋社起源前后的社會歷史背景,從多個方面分析相關時期大學圖書生產的情況,為劍橋社的確切成立時間正名。
  關鍵詞:劍橋大學出版社;成立時間;考辨
  一、學界對劍橋大學出版社成立時間的分歧
  長期以來,學界關于劍橋大學出版社成立時間的認定并不統一,其中最常見的有兩個版本:一說是1534年,以英王亨利八世授予的皇家特許狀(TheLetters Patent of 1534)為標志,特許狀授權:大學有權聘用、任命三位書商或印刷商;被任命的書商和印刷商可以印刷任何書,可以在任意地方買賣這些書;他們的許可證和經營權只需通過劍橋大學認證。這張特許狀是劍橋大學印刷和出版事業得以創立和發展的根基。另一說是1584年,以劍橋大學出版第一本圖書并開始不問斷地出版發行為標志:劍橋大學在1583年頒發許可,正式任命Thomas Thomas為“大學印刷商”,他在1584年印制出第一本公開發行的劍橋圖書《論主的圣晚餐》(Two Treatises of the Lord HisHolie Supper),自此劍橋大學就開始了持續不斷的印刷出版活動,比1585年開始出版活動的牛津大學還要早一年。兩種說法都足以使劍橋社成為世界上最古老的印刷出版機構和大學出版社。
  學者們對劍橋社史的研究起點各不相同,對劍橋社起源時間的認定也很不一致,例如:SydneyCastle Roberts的《劍橋大學出版社之史(15211698) (A History of the 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 1521-1921)將1521年作為劍橋社史的起源時間。David McKitterick的劍橋史巨著三卷本《劍橋大學出版社史》(A History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中第一卷副標題叫作《劍橋的印刷和圖書生意(1534-1698)))(Printing and theBook Trade in Cambridge, 1534-1698)將1534年作為社史研究的起點。Michael Black的《劍橋大學出版社簡史》(A Short History of 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和《劍橋大學出版社(15841984)》(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5841984)把1584年認定為劍橋社的成立時間。而DonaldFrancis McKenzie的《劍橋大學出版社(16961712)》(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696-1712)則從1696年開始。
  中國學者對劍橋大學出版社的成立時間少有考證,大多默認1534年為始,如:阮光頁的《劍橋、牛津對中國大學出版社的啟示》(2001),徐栩的《世界知名大學出版社的國際化發展之道——以劍橋社、牛津社為例》(2015);部分學者以皇家特許狀的頒發為出版社成立的標志,如鮑紅的《細分牛津劍橋大學出版社》(2002),羅茜的《商業性與學術性有機結合的典范——劍橋大學出版社、牛津大學出版社的歷史與現狀探尋》(2016)等,即認同1534年為建社時間。僅有極少數研究者持不同觀點,如劉亮的《劍橋大學史》,其附錄列出的劍橋大事記中,“建立了迄今為止最古老的出版社——劍橋大學出版社”的時間為1584年。
  實際上,在劍橋大學出版社的官方記錄中,對于社史的開端是這樣描述的:“大學出版社起源于1534年亨利八世的皇家特許狀”,“在1583年ThomasThomas被任命為第一位執業大學印刷商之前,大學的印刷事業并未真正開始”,“大學在1584年出版第一本劍橋圖書并開始了不間斷的圖書生產,這使它成為世界上最古老、歷史最悠久的大學出版社”。吉尼斯世界紀錄中給出的認證是:“劍橋大學出版社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印刷出版機構。它以1534年亨利八世的皇家特許狀為基礎,從1584年第一本劍橋圖書問世開始持續運營至今。”
  這樣看來,1534年、1583年、1584年都與劍橋大學出版社的成立有關,鑒于官方沒有給出直截了當的界定,人們對劍橋社的確切成立時間莫衷一是。盡管如此,我們可以從官方描述中看出劍橋和吉尼斯都傾向于將1584年作為大學出版社的成立時間。那么,這個時間到底是如何確定的呢?本文將審視劍橋社起源前后幾個關鍵時間節點的社會歷史背景,從多個方面分析相關時期大學圖書生產的情況,為劍橋社的確切成立時間正名。
  二、1534年之前的劍橋圖書貿易
  劍橋大學成立于十三世紀初,劍橋的圖書生意早在十四世紀就開始了。
  印刷術普及前,人們依靠手抄的方式復制書籍,書昂貴又稀少,以此為生的行業包括造紙、油墨、謄抄,還有書業萬金油——書商(stationers),這個詞被長期沿用下來,有書商、文具商的意思。書商買賣新書、舊書,也會裝訂。因為那時的書都是按照購買者的喜好,在購買時才裝訂的。
  隨著大學城的書商增多,大學開始管理書商,任命自己的官方書商(official stationers,或CambridgeStationers)。這些書商被賦予既定的地位和職責,還要穿特別的學術袍出席某些儀式。他們的主要職責是復制、裝訂、存儲、銷售大學圖書館、教師和學生需要的圖書。他們不僅提供書籍,還要評價書籍,對其估價。那時圖書是奢侈品,甚至被一些窮學生當作保證金或抵押品,書商則負責監督這一交易行為。16世紀初期,劍橋有三位重要的書商,來自荷蘭的GarretGodfrey. Nicholas Speryng和Segar Nicolson。他們都是外籍的新教徒,傳播宣揚歐洲新思想的書籍。   需要注意的是,與劍橋書商存在競爭的是倫敦書商(倫敦書商同業公會London Guild of Stationers,后成為Stationers' Company書商公司),他們早于劍橋書商存在,曾是大學非常依賴的圖書供給來源,因此倫敦書商對劍橋書商獨立于他們的組織并在大學享有特權非常不滿,更無法容忍外國來的書商分食自己的生意。所以倫敦書商想盡辦法阻礙劍橋圖書貿易的發展,這也為劍橋大學之后的印刷、出版事業的起步埋下了隱患。
  1450年前后,新印刷技術從德國傳播開來,1476年傳人英國,當那些在德國、意大利學會了手藝的印刷匠人來到劍橋大學時,時間已經走到十六世紀了o1520年,德國印刷匠John Siberch來到劍橋,建立了一個小印刷社,從1521年開始用新羅馬字體生產了十本書(當時傳統圖書使用哥特字體或黑體字)。他自稱為“英國第一位雙語印刷匠”,因為他擁有拉丁文(當時學界的世界語言)的鉛字和希臘文(新人文學術的語言)的鉛字。可惜他的印刷社只維持了三年。1523年英國出臺本國保護法令,要求外國印刷匠只能雇傭英國人做學徒,對工人人數也多加限制。劍橋大學那個時候還沒有皇家特許,不能授權任命自己的印刷商,所以沒有辦法保護Siberch,加上倫敦書商的不滿和敵對,劍橋大學的印務也不充足,印刷社支撐不下去,妻子死后,心灰意冷的Siberch就回到德國去了。
  劍橋大學的印刷活動在1520年隨著Siberch的到來首次啟動,劍橋大學內有了第一所印刷社,1521年生產了第一本印刷書,這就是為什么許多劍橋社史的研究學者將劍橋社的起點定為1521年。然而,Siberch的印刷活動既非官方,也不連貫。劍橋大學的印刷事業曇花一現,就此暫停。因此1521年不能算作劍橋大學出版社的成立時間。
  三、1534年的皇家特許狀
  大學需要圖書,必然需要管理和保護大學的書商和印刷商。Siberch的離開使劍橋大學意識到擁有任命授權的必要性。1529年,劍橋大學向上議院大法官提出請求,申請將大學任命官方書商的傳統固定為正式法規。
  于是在1534年,亨利八世頒發皇家特許狀(TheLetters Patent of 1534),批準了大學任命“大學書商”的申請,更把特權延伸到了“大學印刷商”上,明令:第一,劍橋大學可以任命三位官方書商或印刷商;第二,劍橋大學可以印刷“任何種類的書籍”;第三,劍橋大學可以在“任何地方”銷售書籍;第四,大學是唯一能承認并授權及審查這三位書商、印刷商的機構。這張特許狀不僅使大學在圖書生產和貿易上享有高度自治權,更是劍橋大學印刷和出版事業得以創立和發展的根基,是之后劍橋與其他機構產生糾紛時的尚方寶劍,也是敦促大學不斷反省自身職責的一個重要準繩。正是因為特許狀在劍橋社歷史中的根本性地位,許多學者將1534年作為劍橋大學出版社的成立時間。
  得到特許狀后,劍橋大學馬上就任命Godfrey.Speryng和Nicolson為“官方三書商”,卻沒有任命“印刷商”或動用與印刷相關的特權。1534年至1584年的五十年間,官方書商們持續為大學買賣圖書,但卻沒有印刷或出版行為。事實上,劍橋大學在1576年曾任命過一位“印刷商”Kingston,但迫于各方面的壓力他并未為大學印刷任何書。
  針對學界長期存在的1534年和1584年兩說,這里我們要把研究問題進一步細化為:1.為什么劍橋大學的出版事業沒有從特權頒發的1534年開始?2.為什么劍橋大學在五十年后的1584年開始了連續的印刷出版活動?沒有史料正面回答過這個問題,因此我們只能根據當時的社會政治經濟及宗教背景來推測劍橋社無法建立和最終建立的緣由。但有一點可以確定,僅持有許可,卻沒有印刷商,也沒有印刷出版活動的大學只是“有權無實”,不應認作設有出版社。1534年劍橋大學出版社并沒有建立起來。
  四、1534年之后的“無需”和“無奈”
  十六世紀三十年代,英國國內正在經歷洶涌的宗教改革運動。處在政治宗教旋渦中心的亨利八世急需智力同盟和宣傳機器,思想文化精英匯聚、神學院聲名遠播的頂尖大學便是絕佳的選擇。因此面對劍橋大學1529年提出的任命“大學書商”的申請,英王在1534年特許狀中,不僅對書商給予保護,還不尋常地額外特許“印刷權”,并將許可、授權和審查權交給了劍橋大學自治,即劍橋大學可以不受制于大主教教區(星法院、倫敦主教、坎特伯雷大主教)管轄,其用意也不言而喻。
  然而,即使英王有意培植,劍橋大學卻并沒有開始印刷出版事業,這其中既有“無需”也有“無奈”。
  從大環境來說,英國當時的政局并不穩定,這期間劍橋大學不論在教育、思想、政治還是經濟上,都受到政府嚴密的監視和審查,這些行為反映出政府對抑制異端的焦慮和對大學自治的不信任。如果說出版社的建立一定程度上依靠經濟、教育或意識形態上的穩定和信賴,那這段腥風血雨的年代確實不適合大學建立出版社。
  從內部因素來看,劍橋大學本是宗教學、神學的高等學府,由于王權動蕩和宗教革命,幾個神學院自1530年代開始學生人數銳減,1520-1544年間,劍橋平均每年的全部學生人數大概78人,1536年只有57人。著名學者紛紛離去,學院日漸窮困,在這樣財務困難、需求不足的情況下并不需要自立出版社了。
  另外,來自于倫敦書商的惡意阻撓也許是劍橋大學無法成立出版社最直接的阻力了。自從1534年劍橋獲得了國王特許后,倫敦書商就十分眼紅,他們利用市場和經濟優勢,壓制劍橋大學書商,空有皇家特許狀的劍橋大學無力反抗。1557年,倫敦書商同業工會也拿到了類似劍橋的皇家特許狀,成立書商公司(Stationers' Company),將自己的特權正式固定下來。它一方面接受女王的保護,可以限制任何人進入圖書買賣、印刷等相關行業;一方面也要接受審查和登記,防止任何叛國、異教的言論出版。倫敦書商此時開始承辦印刷業務,越來越像印刷商和出版商。其中少數人開始壟斷圖書專營權,1557年皇室書商Christopher Barker獲得特許,壟斷性擁有所有英文圣經的唯一印刷權。面對風頭正勁的倫敦書商的威脅和敵對,劍橋大學的三位書商無力應對,自然也無人敢承擔起建立出版社的重擔。   因此,在多重阻力的作用下,大學的印刷出版事業沒有在1534年起步。
  五、1584年——五十年蟄伏后的成立
  經過五十年的蟄伏,1580年代的劍橋大學已是今非昔比。1583年,大學終于決定行使特許狀中的印刷特權——1583年5月3日大學頒發許可(Grace of1583),任命Thomas Thomas為大學印刷商。從法律上講,這道許可令就是劍橋大學出版社成立的行政起點。Thomas在1583年底已經開始印刷一本書,但是該書沒有印制完成,也沒有出版發行。如果按照出版社研究學者的慣例,真正的出版是以出版實物的產出、發行和售賣為標志的,那么1584年Thomas以劍橋大學出版社之名印刷出第一本公開發行、售賣的書《論主的圣晚餐》,才正式宣告劍橋大學出版社的成立。
  那么,是什么條件的改變使得劍橋在五十年的推遲后建立起出版社?
  首先,大學內在的教學需要應該是主要的推動因素。1580年代,伊麗莎白一世統治下的英國日趨穩定強盛,宗教改革塵埃落定,大學人口在1560-1570年代迅速增加,到1580年代平均每年入學考試人數已經有344人。學生和教員數量的增長,拉動了對入學考試、教科書的需求,為大學立社提供了充足的市場。同時,倫敦書商追逐利潤,熱衷于對《圣經》等盈利豐厚的圖書專營權的爭搶,不太愿意參與市場小、印數少、價格低、二手率高的不賺錢的教科書印刷、出版,已經無法為大學提供令人滿意的貨源。因此劍橋大學愈發感到在校內開展印刷出版的必要性。
  其次,從社會環境來講,宗教限制日漸寬松。1575大主教去世之后,限制解除,各種版本的圣經開始在英國印刷,劍橋作為文化思想和宗教神學研究的最高學府,當然不甘落后。1580年代,劍橋的新教激進派思想已成為了清教正統,他們不滿于宗教改革的現狀——圣公會的中庸之道,急需將自己的思想著書立說、傳播出去,同時不希望受到倫敦教區的限制。曾被亨利八世特許的印刷自治權再度被記起。
  最后,一個重要的考量就是大學和倫敦書商之間此消彼長的關系。1530年代,原本相互競爭印刷壟斷權的倫敦書商,面對剛得到特許的大學時突然團結起來,一致對外打壓大學書商,而這種表面的團結只是出于對競爭者的懼怕和對共同利益的維護。1550年代,獲得女王特許狀成立書商公司后,書商的利益共同體有了皇權保障。而到了1580年代,印刷商數量過多,幾個大書商霸占了盈利書籍的專營權,公司內部貧富不均、兩極分化,共同利益被打破,團結表象瓦解,書商間出現了爭奪專營權的抗議活動,未得到授權的非法印刷屢禁不止。而相比之下,劍橋大學經濟狀況好轉,教學需求的增加使其意識到自主印刷出版的必要性,因此在與倫敦的爭端中更加堅定地支持自己的書商。
  另外值得留意的是,1570年代,劍橋所依賴的水運樞紐利河得到整治,交通狀況提升,為劍橋從倫敦等地運送印刷所需的原材料帶來更大便利。
  在以上因素的綜合作用下,劍橋大學終于在五十年的延遲后開始了印刷出版活動。1584年,Thomas印刷出版了劍橋大學的第一本書《論主的圣晚餐》。自此,劍橋大學出版社開始了持續至今四百多年未間斷的運作。
  六、1696年的“公共出版社”
  除了1521年、1534年和l584年這三個年份和劍橋社的成立有關外,還有一個時間點也引起了劍橋社研究者的關注——1696年。
  自成立到十七世紀末的一百多年,是劍橋大學出版社的童年期,這個時期最大的特點就是劍橋社在和倫敦書商的持續爭端中緩慢成長。1591年,劍橋大學出版了第一本劍橋社版圣經,打破了倫敦書商一直以來對圣經印刷的壟斷權。面對書商公司的控告,劍橋指出皇家特許狀賦予了劍橋“印刷任何種類的書籍”的權力——當然包含了《圣經》。其后,劍橋大學出版社又憑借皇家特許狀多次獲得與書商斗爭的勝利。出版社和倫敦書商之間的爭端實質是兩個特權之間的對決——劍橋大學的特許狀和書商的專營執照,因此從法律的角度而言,劍橋大學的權利更占優勢。而且從品質上看,劍橋社的圣經及其他教科書印刷準確、設計精美,是倫敦書商難以企及的。但從市場的角度來看,倫敦才是全國的圖書銷售中心,劍橋大學需要依賴這個市場,所以即使官司打贏了,圖書品質更優秀,劍橋大學仍然處在劣勢。
  為了爭取一點安寧,劍橋也時常要對倫敦書商妥協,簽訂“休戰”協議,不涉足倫敦書商壟斷的暢銷書印刷或只印刷限定數量。然而這樣的妥協,結合大學印刷商的私人經營,漸漸產生了嚴重的危機。此時出版社的性質是:由大學任命的“大學印刷商”以劍橋大學的名義經營的私人出版社。雖然印刷商要服從劍橋大學的管理、滿足劍橋大學的圖書要求,但出版社是其私人所有,劍橋大學并不擁有出版社、書店或任何印刷設備,這就意味著出版社的經營很可能是受利益驅動的,進而很可能被倫敦書商控制。例如16691705年任職的John Hays就為謀取私利,收受倫敦書商錢財,淪為倫敦書商的代理人,為其掌控劍橋大學出版社。即使沒有Hays這么僭規越矩的行為,更多情況下,經營者為追求利潤,更傾向于放棄高風險低利潤的學術圖書出版,而選擇與倫敦書商達成協議,為其印刷圣經、年歷等暢銷書,輕松拿錢,使出版社淪為倫敦書商的印刷廠和存貨倉庫。
  正是基于對這種狀況的不滿,1696年,劍橋大學校長Richard Bentley啟動了“公共出版社”的改革。所謂“公共”是指劍橋大學擁有出版社,劍橋大學出資購買新的印刷設備,建造廠房,Bentley為出版社爭取到了充足的資金進行擴建,并聘請了對學術出版感興趣的新經營者Crownfield。由于倫敦書商的支持和控制,老印刷社還是由大學印刷商Hayes家族經營著,由Crownfield管理的新式學術出版社在老印刷社隔壁并行運營。1705年Hayes去世,Crownfield成為劍橋大學印刷商,倫敦書商對劍橋大學出版的實際控制終于結束。1698年大學還任命了一組資深劍橋教授作為“監理人”,他們分成幾組,每月輪值,每周開會,監管收支,Crownfield要向他們報告。   這是劍橋大學出版社歷史上的首次改革:劍橋大學動用資金建造廠社和購買設備、聘請企業管理者,標志著出版社所有制和雇傭關系的改變,而設立由本校教授組成的監理委員會則標志著管理模式的進步。這次改革使劍橋大學真正擁有了出版社,確立了劍橋社作為一個學術出版社的最基本原則:由大學所有,由高級學者監管,目標是出版學術著作,為使大學成為一個更好的教育、宗教、學術和研究之所而服務。因此也有學者將1696年作為劍橋大學出版社建立的起點。
  但我們要看到,從1584年到1696年的一百多年間,雖然由私人經營,并與倫敦書商糾葛不斷,但在這個紛擾的過程中,劍橋出版社頂住壓力出品了不少經典之作,漸漸培育和磨礪了自己作為大學出版社的志氣,形成了不同于商業出版社的責任感和高品質的出版特色。因此1696年的“公共出版社”只能看作是劍橋大學出版社成長中的一次糾錯、一次改革、一次升級,而不是起點。
  劍橋社真正的起點是:大學出版社擁有了憲政基礎——皇家特許狀;行使了大學的許可令——任命了大學印刷商;建立了印刷出版實體——位于劍橋校園內的印刷社;開始了圖書出版活動——持續的以大學之名、為大學所需印刷、發行、售賣書籍。那一年是15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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