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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背景下大學出版社“走出去”的經驗與思考

作者:未知

  摘要:“一帶一路”倡議與“絲路書香出版工程”等利好政策的出臺,為中國出版“走出去”提供了新的發展機遇。在這一背景下,大學出版社積極參與其中,取得了不俗的成績。其中,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在“走出去”的實踐中,勇于探索,積極拓展,形成了“借力國家政策”“打造版權精品”“建立海外分社”“跟著母體走出去”“搭建聯盟平臺”等方式,走出一條輕資本、高效益,“以軟實力拉動為主”的發展路徑,被稱為“人大社模式”。
  關鍵詞:“一帶一路”;絲路書香出版工程;“走出去”;大學出版社
  中國大學出版社一直是出版“走出去”的積極踐行者,2016年“中國圖書對外推廣計劃”年度綜合排名中,前16家上榜的單體出版社中有7家為大學出版社。
  2013年我國提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兩大合作倡議,為響應這一倡議,2014年12月,中宣部立項設立“絲路書香出版工程”,這一工程成為中國新聞出版業唯一進入“一帶一路”倡議的重要工程。
  “絲路書香出版工程”給大學出版社“走出去”尤其是“一帶一路”“走出去”帶來了新的機遇。早在2014年,云南大學出版社、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與人民教育出版社三家申報的項目直接入選“絲路書香出版工程”。在翻譯項目方面,2017年“絲路書香出版工程”全部272個重點翻譯資助項目中就有74個項目花落大學社。在出版物數據庫推廣項目方面,2016年,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啟動了“面向海上絲綢之路的漢字文化綜合傳播平臺”項目,重點打造反映東盟國家各類信息以及我國和東盟國家交往情況記錄的綜合性知識庫。外研社則成立“一帶一路”語言服務中心,打造從出版到數字內容、網絡平臺的全方位內容資源;策劃了“新絲路外語101”“新絲路區域與國別研究”“新絲路人文經典譯叢”三大系列圖書,并陸續上線“一帶一路”國家語言服務中心網站、中國語言文化數據庫等數字平臺。從內容到平臺,大學社的“走出去”成果可謂全面開花。
  在眾多的大學出版社中,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以下簡稱人大社)“走出去”戰略啟動較早。在“中國圖書對外推廣計劃”年度綜合排名中,人大社曾八年內連續獲得四次第一、四次第二的好成績。人大社長期致力于打造中國學術出版國際化品牌,意識領先,布局全面,發展強勁,形成“借力國家利好政策走出去”“打造精品版權走出去”“創立海外分社走出去”“跟著母體走出去”、“搭建聯盟平臺走出去”等模式和經驗,使得他們的“走出去”呈現輕資本、高效益,“以軟實力拉動為主”的特點。因此,本文以人大社為典型和參照點,探討大學社在“一帶一路”背景下“走出去”的經驗和面臨的問題,為更多大學社的“走出去”提供借鑒。
  一、借力國家利好政策“走出去”:在國家戰略影響下進行長線布局
  “絲路書香出版工程”為“一帶一路”走出去提供了很好的發展機遇。但各大學社的認識不平衡:有的很重視,積極申報“絲路書香出版工程”項目,致力于“走出去”;有的則不夠重視,認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語言障礙多、出版市場規模小,難有作為。人大社則非常重視“絲路書香出版工程”項目,依托中國人民大學作為頂尖人文社會科學綜合大學的優勢,積極申報。2017年“絲路書香出版工程”272個重點翻譯資助項目中,人大社就占有34項之多,占總數的12.5%。
  我們認為,隨著國家戰略的拉動,“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合作的全面展開,必然會帶動一個可持續發展的、新興的出版市場。從這個角度講,就不僅是“要我做”,而且也應該是“我要做”。如果有了這個認識,就會更加自覺地重視和擁抱“絲路書香出版工程”,積極地了解項目,申報項目,借助項目平臺,走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此基礎上,制定長遠發展計劃,發揮市場的主導力量,真正使“走出去”的機構、項目能夠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落地、生根、開花、結果。人大社之所以在“一帶一路”出版“走出去”中取得良好的成績,首先是認識到位,從出版社到學校領導高度重視;其次是出版社制訂一系列措施,從制度管理上、資源配備上確保“走出去”項目的順利實施。
  二、打造版權精品“走出去”:推進學術出版,聚焦主題出版
  長期以來,人大社在哲學社會科學高端學術出版領域已經形成了自己的品牌特色。因此,在內容翻譯與版權輸出方面,人大社的方向也極為明確,—直著力于培育輸出學術原創精品,并且將中國成就和中國經驗等重大問題的理論闡釋內容作為版權輸出工作的重中之重。
  迄今為止,人大社海外輸出版權先后有近2300種,涉及27個語種,并與30多個國家的近百家出版機構建立業務關系。在對外輸出的作品中,除了戴逸先生的《簡明清史》等社會科學領域的高端學術著作,還包含了大量研究當代中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的學術著作,例如,約請本校國際關系專家金燦榮撰寫《大國的責任》,對中國發展為大國以后的走向作了闡述;策劃出版了陳雨露教授的《人民幣讀本》,對“人民幣國際化”的問題進行解讀。其中《大國的責任))已經輸出11個國家,翻譯出10個語種的不同版本;《人民幣讀本》已經輸出15個國家和地區,涉及14個語種。而它策劃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關鍵詞”叢書,首次推出中英兩個版本,后續俄文版和波蘭文版由俄羅斯尚斯國際和波蘭馬爾沙維克出版公司出版。此后,土耳其、韓國、西班牙、希伯來、尼泊爾、阿拉伯等版本均已簽約并進入出版流程。這些選題,聚焦學術、聚焦中國、聚焦當代,鮮明地體現了主題出版的意義,向國際社會傳達了中國的價值觀和中國聲音。
  三、建立海外分社“走出去”:尋求海外發展立足點
  除了圖書版權輸出,人大社還積極投入海外分支機構的建設,邀請目標國當地人才加入,用本土化的方式展現中國價值的內核,以期減少“文化折扣”。2016年開始,人大社分別在以色列、羅馬尼亞、蒙古國設立分社或出版合作中心。
  不同于廣西師大出版社用重資并購澳大利亞視覺出版集團和英國ACC出版集團,人大社選擇了一種輕資產的模式,更多地依托與當地的學術機構的合作關系,整合學術資源與出版資源,建立海外分社。所謂分社或出版中心一般相當于“圖書策劃中心”的功能,初期投入資本較少,運作靈活,適合大學出版社走出去初始發展階段的特點。例如,人大社以色列分社,就是依托以色列特拉維夫大學孔子學院成立的。作為中國出版機構在以色列的第一家分社,該分社定位于中國學術出版和主題出版,著力策劃出版中以學者共同撰寫的圖書,積極尋求以色列出版社翻譯出版中國學者的學術著作,進入國際主流出版發行渠道。目前,人大社以色列分社的選題策劃包括“當代中國發展”叢書、“認識中國、了解中國”叢書、“中國經血”叢書等。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人大社在海外分支機構建設過程中著力推進出版活動與學術活動的深度融合,其設立的海外分支機構多數承擔著學術出版與學術研究和交流的雙重任務。例如,人大社和羅馬尼亞文化院共同創立的“中國羅馬尼亞學術出版合作中心”、與蒙古國立師范大學共同設立的“中國主題圖書翻譯出版中心”都將學術交流與學術出版緊密結合,一體化運作。
  人大社的這一模式,其他不少大學社也在實踐。如,外研社利用北京外國語大學和保加利亞索非亞大學合作的關系,成立了保加利亞編輯部。編輯部還和兩校共建的孔子學院進行合作,編寫國際漢語和中國文化相關課程,開展中國內容本地化出版,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四、“跟著母體走出去”:輕資產模式,充分利用高校母體資源
  在海外投資方面,相比大型出版集團,大學社普遍缺乏雄厚的資金資源和人力資源,在進行海外投資時受到的限制較大。雖然廣西師大出版社并購澳大利亞視覺出版集團和英國ACC出版集團,但在大學社中這樣的并購并不多見。按照中國大學出版社的實際情況來看,海外并購對大多數大學社來說無法大規模復制。大學社的優勢在哪里?其中之一就是大學母體的學術優勢與國際化優勢。大學社要用好大學母體國際交流合作的資源,搭上學校的便車。
  人大社的發展邏輯正是如此。人大社在國際化發展過程中,一直十分重視自身的學術出版資源優勢與學校母體的融合,創造出“跟著母體走出去”的模式。它借助學校平臺,參加到學校國際化合作項目之中,又在此基礎上,嵌入學術出版的合作。以項目制取代大額投資,以研究策劃能力為核心競爭力,開展選題策劃與內容生產活動。例如,2015年9月,人大社隨中國人民大學訪問了圣彼得堡國立大學,雙方就針對出版合作進行了交流和磋商,簽訂了合作框架協議。不僅降低了大學社自身的投資成本和溝通成本,也有利于鞏固校際合作關系,豐富交流形式。
  除了國際交流資源,母體大學提供給大學社的學術研究資源也是一般出版社無法企及的。以人大社為例,人大社所隸屬的中國人民大學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享有盛名,在國內位列一流。人大社依托中國人民大學的優勢,出版許多代表國內先進水平的人文社會科學著作。近年來它已經已逐步形成了“高端學術內容走出去”的鮮明特色,版權輸出品種90%以上是人文社科類學術圖書。
  “跟著母體走出去”的模式,也是其他大學社的成功實踐。如,浙江大學出版社通過與學校“一帶一路”合作與發展協同創新中心等學術機構的合作,以藝術和文化為主線,成功策劃了包括“阿里壁畫系列”在內的一批高清壁畫圖系等藝術書籍,并以此為敲門磚,叩開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大門。這些都說明了大學社加深與母體大學合作、“跟著母體走出去”的價值與必要性。“跟著母體走出去”,這個問題不復雜,但并不容易做到。從學校層面來說,有些大學在國際化合作與交流中,沒有考慮到把本校的出版社”帶出去”;從出版社來說,有些大學社跟學校溝通不密切,沒有能夠讓學校充分意識到學術出版在國際合作與交流中的作用,想跟,“跟不出去”。只有出版社主動,學校重視;一個“很想跟出去”,一個“愿意帶出去”,才能夠形成“跟著母體走出去”的局面。在這方面,大學出版社應該多做些工作,要在“走出去”方面加強與學校的互動,主動向學校表達需求與意愿,在學校國際合作交流計劃中嵌入出版“走出去”的項目,促進學校國際化學術合作與出版合作的結合,獲得雙贏的效果。
  五、搭建平臺“走出去”:“一帶一路”學術出版聯盟,發展共享
  除了建設海外分社,人大社還積極推進海外學術出版聯盟建設。2017年8月24日,由人大社發起、全世界29個國家和地區的92家出版商、學術機構和專業團體共同參與的“一帶一路”學術出版聯盟在中國人民大學正式成立。該聯盟是一個國際性的學術出版合作機制,成員單位可以在學術資源的組織、出版方面進行深度合作和規模合作。
  人大社作為“聯盟”的發起單位,不僅以此強化了它在出版國際化方面的影響力和號召力,還成功整合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市場資源。這一聯盟團結和組織“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及其他國家、地區的學術出版機構和研究機構,通過開展聯合書展、合作出版、多語種互譯、學術和文化交流等項目合作交流的方式建立雙邊或多邊的聯絡機制,成為一個高效的一體化渠道平臺。
  其中由人大社牽頭組織的國際聯合書展,通過舉辦中華優秀出版物展覽的方式,和海外高校建立了密切的聯系與合作,又進一步拓展了人大社的市場渠道。例如,2015年12月,在“絲路書香出版工程”的支持下,人大社在哈薩克斯坦的納扎爾巴耶夫大學、歐亞國立大學舉辦了中國優秀圖書巡回展,展出關于中國內容的英文、俄文和哈薩克文圖書500多種,吸引了當地廣大師生踴躍參加。境外參展項目也屬于“絲路書香出版工程”的五大類重點資助項目之一,對其他大學社而言也有較高的借鑒意義。
  人大社已經牽頭成立了“一帶一路”學術出版聯盟。這是一個很好的平臺。我們認為,在今后實施的過程中,要加強大學社之間的合作。如:“絲路書香出版工程”項目的合作,同類選題的整合,平臺的共享,數字化建設的合作,等等。聯手走出去,才能提高質量,拓展規模,增強實力。
  六、活動營銷:從“走出去”到“走進去”
  有些出版企業是“走出去”了,也建立了分支機構,但落地以后的效果怎樣?有的往往后繼乏力,徒具形式。人大社不僅謀劃“走出去”,而且在“走進去”方面也采取了不少措施。
  首先,人大社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細分市場把握準確,采取定制化路線,對每一個目標市場開展了詳細準確的市場調研,了解當地的出版政策、外資政策與法律法規,熟悉當地讀者的個性化需求。其次,人大社緊跟時事動態,充分配合國際或所在國重大紀念活動、高層領導人互訪等時事熱點,開展營銷宣傳活動。例如中國和黎巴嫩建交45周年之際,人大社就在黎巴嫩首都貝魯特承辦了中華優秀出版物展覽會并協助舉辦了紀念中國黎巴嫩建交45周年系列活動,出版物展覽會現場共展出200多種500多冊阿拉伯文版、英文版、法文版和中文版圖書。當地多家主流報紙和網絡媒體都以“一帶一路”為題,對該系列活動發布了報道,取得了良好的傳播效果。此外,人大社還結合這一重大活動定制出版了《百年牽手——中國和黎巴嫩的故事》一書,可以說是出版活動與時事熱點配合的典范。   此外,除了書展和新聞報道,人大社對目標市場宣傳資源的利用方式還有很多,在廣播、電視、報紙、新媒體等傳播路徑的整合方面,人大社也擁有豐富的經驗。人大社在蒙古中國主題圖書翻譯出版中心成立以后,和北京電視臺“天涯共此時”欄目對該翻譯出版中心進行了專欄報道。在北京國際書展期間,又邀請日本富士電視臺對人大社出版的日文圖書《中日關系大事輯覽》《中國的未來》《中國的抉擇》采用追蹤、訪談的方式進行報道。這些具有針對性、形式多樣的宣傳策略,有效地提升了宣傳實效,擴大了人大社“走出去”的影響。通過這些活動,進一步走進目標國的受眾群體和市場,增強中國大學出版社的影響力。
  “一帶一路”背景下大學出版社“走出去”最后還要讓市場說話。在前期,讓“絲路書香出版工程”搭臺助力,讓學校母體“帶出去”,都是屬于“扶上馬,送一程”的性質。大學社決不能滿足于此,而是要深入了解“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對出版物的需求,了解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不同讀者的需求;為滿足各種需求而策劃選題,提供圖書產品,最后實現圖書的消費。不僅“走出去”,還要“走進去”;不僅要有社會效益,還要有經濟效益。這樣,大學出版“走出去”才能行穩致遠,實現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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