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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故事再生產:《紅樓夢》移動有聲閱讀研究

作者:未知

  摘要:移動有聲閱讀的興起,帶動了以《紅樓夢》為代表的傳統小說有聲閱讀熱。口述性是傳統小說的特點,從說書人到主持人,移動有聲閱讀產品呈現出向傳統回歸的特點。但這種重新講述中國故事的新媒體產品,卻在個人性、交往性、批判性等方面,展示了它內在的現代性氣質。和視覺文化相比,聽覺文化更能代表中國傳統文化的特點,移動有聲閱讀產品以陪伴療愈了當代都市聽眾的現代性焦慮,也為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提供了更多來自傳統文化的經驗。
  關鍵詞:移動有聲閱讀;中國故事;傳統文化;《紅樓夢》
  近年來,移動有聲閱讀的興起帶動了傳統小說的有聲閱讀熱。其中,《紅樓夢》的有聲閱讀產品一枝獨秀。筆者專門統計過三類移動有聲閱讀APP(包括完整的聽書類APP,如懶人聽書、酷我聽書等;分享類APP,如得到、知乎等;綜合性音頻APP,如喜馬拉雅、蜻蜓FM、荔枝等)的《紅樓夢》產品,播放量過千萬的產品情況(截至2019年4月6日)如下表:
  此外,得到APP曾推出《賈行家解讀〈紅樓夢〉》《硅谷來信讀〈紅樓夢〉》等節目,很具特色。喜馬拉雅于2019年2月推出《紅樓夢》全本有聲劇,至4月初播放量已經達到461萬,有望成為另一爆款節目。綜合來看,移動有聲閱讀節目結合傳統聲音介質和互聯網的優勢,在普及經典閱讀、推動傳統文化傳播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一、從說書人到主持人:有聲閱讀向口述傳統的回歸
  《紅樓夢》移動有聲閱讀產品多設有主持人,和《紅樓夢》原書的說書人有相似之處。傳統白話小說脫胎于民間說書,口述性是其一大特色,但《紅樓夢》雖保留了口述形式,卻由文人獨立創作而成,這意味著在把它轉換為通俗的有聲閱讀產品過程中,主持人要有更多調整。具體而言,相關產品的主持人可分為朗讀型、解釋型、品讀型,功能作用亦不同。
  第一,朗讀型。主持人主要朗讀書本內容,不作自我表述。朗讀的內容可以細分:朗讀《紅樓夢》原文,這類產品最多;朗讀《紅樓夢》研究書籍,如喜馬拉雅的《劉心武揭秘〈紅樓夢〉》,由主持人朗讀全書;解讀《紅樓夢》研究書籍,以提煉觀點為主,如得到APP的賈行家解讀《紅樓夢與中國舊家庭》,就是以學者薩孟武的著作為底本的解讀。
  第二,解釋型。主持人主要是答疑解惑,消解傳播壁壘。《紅樓夢》中的社會事實距離當代人已很遙遠,其規章制度、文物典故、語言風格等,都讓聽眾覺得陌生隔閡,需要由主持人答疑解惑。如喜馬拉雅的《紅樓夢》全本有聲劇,在每回都安排了知識官張國立解惑、臺大教授歐麗娟精講。
  第三,品讀型。主持人以專家身份對《紅樓夢》展開深入全面的品讀,有很強的專業性。主持人的個人特色極為突出,甚至節目本身即基于主持人品牌而設置,如蜻蜓FM的《蔣勛細說〈紅樓夢〉》、喜馬拉雅的《馬瑞芳品讀〈紅樓夢〉》等,都是如此。
  如上所述,從說書人到主持人,《紅樓夢》有聲閱讀產品雖然呈現出向傳統口述性回歸的一面,但產品本身由“現代的聲音”構成,已經完全脫離了聲音源頭的時空限制,得以向廣泛的聽眾群體傳播信息。現代性的聲音,重新定義了聽眾群體,也重構了聽覺公共空間。
  二、重新講述中國故事:《紅樓夢》移動有聲閱讀產品的現代性
  通常而言,現代性指的是西方工業革命以來形成的一整套價值觀念,包括崇尚科學和理性,尊重個人價值,對自由和實用的推崇等,同時還包含一種文化現代性,即對現代性的反思,“它厭惡中產階級的價值標準,并通過極其多樣的手段來表達這種厭惡”①。現代性概念源出西方,但以之來觀照中國社會,也能見到兩種現代性發展的歷史痕跡,而現代性的復雜性,在《紅樓夢》的有聲閱讀產品中則表現為個人性、交往性、批判性等特點。
  1.個人性
  《紅樓夢》雖然保留了口述形式,但其內在的深刻豐富,卻難以通過現場說書來傳達。《紅樓夢》是一部帶有強烈個人懺悔意識的小說,全書開篇作者感慨以往辜負父兄師友之教育規訓,以至于風塵碌碌、半生潦倒,這種自我懺悔,是作者試圖從內心深處直面人生的困惑,探索生活的廣度和深度。但在傳統的說書場,口述內容轉瞬即逝,此種帶有個人深度體驗的內心剖析,很難適應現場節奏,這也是原始聲音的局限。
  和原始聲首相比,聲首產品是合成聲首,首頻的主題、內容、時間、頻率、背景音樂等,都經過反復設計,最后以渾然一體的形式呈現給聽眾。聲音產品還配合有畫面、標題、目錄、文稿等視覺因素,能為聽眾提供全面的感覺服務。在說書場中難以捕捉的深度內容,如今卻可以通過背景音樂配合節奏、主持人停頓提示、提供解釋文稿等方式來調整,聲音產品還可以反復停頓、播放,以多次傳播的方式來化解困局。如《蔣勛細說〈紅樓夢〉》以臺灣音樂家王俊雄的《山野幽居》為背景音樂來營造意境,《馬瑞芳品讀〈紅樓夢〉》以全本文稿在線播放來幫助聽眾領會細節等,都有助于聽眾擺脫《紅樓夢》原書建構的印刷文本的封閉性,跨越時空限制而捕捉敏銳的聲音,建立一個獨屬于自己的聽覺空間,并沉浸到對自我聽覺經驗的感受中。
  并且,在當代中國,以個人為本位的陌生人社會在大城市已經變成現實,中產階級的價值觀念成為都市的重要意識。本雅明曾提到中產階級的興起使傳統小說受到威脅,“公眾最愿聽的已不再是來自遠方的消息,而是使人得以把握身邊的事情的信息”②。對當代都市人而言,職場中的勞動關系和勞動心態已經蔓延到日常生活空間,人們慣常以工具理性的模式主導日常消費,更傾向將傳統文化視為觀看或消費的對象,或有效信息的來源,簡言之,古為今用、以古鑒今。在這種背景下,《紅樓夢》有聲閱讀產品不約而同對原書的大家族敘事予以淡化處理,將故事講述聚焦于人物的個人生活,并盡量使之和當代人的關注點相結合,被放大、強調的重要元素有愛情、管理、職場晉升、為人處事等。如得到APP邀請硅谷精英吳軍開設專欄,結合工作經歷談《紅樓夢》,他從賈府的經營管理談中國傳統的農業經濟模式,從林黛玉的詩意人生談成功主要靠理想主義者的叛逆行為等,這些切入點把握了聽眾的心理需求,引發了他們進一步深入了解《紅樓夢》的興趣。   2.交往性
  《紅樓夢》在成書后的相當長時間里,主要是在文人士大夫圈層內傳播,其傳播主動權也由精英文化圈掌握。③哈貝馬斯認為,在現代社會轉型過程中,科學、藝術、倫理等都從傳統的知識中分化出來,但一直被高舉的是科學的進步發展,而藝術、倫理等領域的現代性發展則呈現出相對滯后的局面,因此,現代性未竟的任務就是進一步推動藝術、倫理等領域的進步。就藝術現代性而言,現代藝術應該擺脫傳統藝術為宗教、為精英服務的附庸狀態,更好地為公眾服務,“一種藝術生產機制建立起來了,其中,藝術生產逐步擺脫了宗教儀式——宗教機制以及宮廷的約束,由讀者、觀眾和聽眾等組成的欣賞藝術的公眾對藝術的接受把正規化的藝術批評當作了中介”④。換言之,現代藝術是雅俗共賞的,對藝術的評價話語權也相應從傳統的藝術批評家群體轉移給了公眾,由公眾構成的藝術公共領域存在的核心價值是分享,即促進信息流通,鼓勵公眾交往。
  《紅樓夢》有聲閱讀產品呈現出鮮明的交往性。幾乎所有的有聲閱讀產品都釆取公開互動的形式。如蜻蜓FM的《蔣勛細說〈紅樓夢〉青春版》以蔣勛直播互動開頭。“根據認知、規范和審美等有效性要求而各自獲得專業化的知識的生產機制,滲透到了日常交往層面當中,并且取代了傳統知識主宰互動的功能。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導致了一種日常生活實踐的合理化,這種合理化只有從交往行為的角度才能夠解釋清楚……”⑤,當交流討論不再以傳統知識精英的標準為統一尺度,參與者通過公共媒介空間的交往形成期待和共識,新的交往行為將從下而上改變社會的文化生產機制,這或許才是傳統經典轉換為當代藝術產品的深層價值所在。
  3.批判性
  對傳統文化中落后、負面觀念的批判,始終是蘊含在現代性中的題中應有之義。《紅樓夢》的偉大之處,在于它的超前性,早在近三百年前,曹雪芹已經對傳統社會的等級規范、性別秩序、婚姻制度等有了深入反思。《紅樓夢》有聲閱讀產品則進一步批判了落后的封建文化。如蜻蜓FM《蔣勛細說〈紅樓夢〉青春版》有兩個小花絮,分別是《紅樓里渣男太多,好姑娘都不夠用了》《紅樓中的油膩中年男子都有誰》,以迎春、鴛鴦等女性的悲慘命運為例,嚴肅批判了傳統男權文化對女性的壓迫。
  現代性中還包含文化現代性的另一層含義,即對工業文明的反思,對某些中產階級價值標準的批判等。《蔣勛細說〈紅樓夢〉青春版》的直播首秀被命名為“歸自然而治愈”,蔣勛以自己隱居鄉下傾聽大自然的聲音為引,提到當代都市人應適當回到自然,傾聽美的聲音。由此出發,他強調《紅樓夢》是青春的故事,應引導青少年適當離開被設定的生活、學習秩序,在閱讀經典的過程中去體會、感受自然的青春,而《蔣勛細說〈紅樓夢〉青春版》的緣起,也基于此。如同尼爾·波茲曼曾感慨現代視覺媒介的侵入使得兒童逐漸失去童年,蔣勛委婉指出青少年受困于學習壓力而失去感受青春的時間和空間,從不同層面批判了工業文明的壓抑性和機械性。
  三、從視覺到聽覺:中國語境下傳統之于現代的意義轉變
  《紅樓夢》有聲閱讀產品的火爆,在一定程度上見證了傳統文化借助音頻平臺的復興。20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社會也曾掀起過一波傳統文化的強勢回歸潮,彼時“四大名著”被改編為電視劇,以鮮明的視覺符號,引領大眾想象遙遠的傳統中國。進入21世紀,中國社會再次迎來傳統文化復興潮,各類以傳統為主題的有聲閱讀產品方興未艾。而傳統文化的呈現方式,從視覺為主到視覺聽覺并重,折射出近四十年來中國語境下傳統之于現代的意義轉變。
  1.有聲閱讀與中國視角
  有研究者曾提到,有必要從人類閱讀史的整體脈絡中為有聲閱讀定位,這種新的閱讀形式應當在古老的朗讀文化中找到回歸和呼應。⑥在筆者看來,研究當下的有聲閱讀,不僅要以人類閱讀史為視野框架,更要有中國視角。麥克盧漢曾提到拼音字母使西方建立了強勢的視覺文化體系,讓個人從集體部落中脫離出來,理性生活呈現為線性結構,高度理性化的現代社會也得以建立。而中國的會意字將意義和知覺固定,建構了部落性的、非連續性的傳統世界,“許多世紀以來對會意文字的使用,并沒有威脅中國天衣無縫的家族網絡和微妙細膩的部落結構”⑦,在這種部落文化中,聽覺文化是占據主導地位的,“聽覺與低清晰度的、中性的視覺不同,它具有高度的審美功能,它是精微細膩的、無所不包的”⑧。
  眾所周知,自近現代以來,中國起初是被動卷入到西方主導的現代化進程中,在文化生產等方面都受到強勢西方文化的影響。20世紀末期的傳統文化熱,也曾引起知識界討論如何發揮傳統文化在現代化建設中的作用,但否定性意見更多,傳統仍然被視為現代的他者,處境微妙。⑨伴隨著經濟的崛起,中國急需重新建構、定義當下中國文化的現代性,而這次的傳統文化復興,則需要放置到這樣的大背景下來考量,傳統或許不僅是現代的他者,還應是中國現代化的經驗源泉。
  2.以聽覺重建日常生活空間
  周曉虹教授曾提到,作為后發性現代化的國家,“落后就要挨打”的焦慮貫穿了1840年以來的近現代歷史,而中國在現代化的廣度和深度方面,也是前所未有的,這使得“由此產生的作為一種‘現代性體驗’的中國人的焦慮也一定是他人曾經體驗過的焦慮的倍數”⑩。從全社會到組織、個體,都在爭先恐后往前追趕,唯恐變化太慢,唯恐被他人超越。這種時刻向前看、無時不處于競爭中的心態,并不是中華民族的傳統,我們的傳統里,或許有更多知足常樂、君子固窮的安于現狀的滿足,而挈婦將雛、呼朋引伴在書場聽書和口述小說的誕生,正是傳統生活方式的集體記憶表征。
  從面對面的說書聽書,到移動有聲閱讀的收聽收看,固然體現了麥克盧漢所說的從部落化到重新部落化的歷史變遷,但現代性聲音的縈繞,卻能讓我們重新找回那種被陪伴、被聯結的集體記憶。如費孝通先生所說,傳統中國社會是禮俗社會,人與人自然相聚,沒有具體目的?。而當代中國的都市人為各種目的而來,或聚集或分離,高度的原子化狀態帶來高度的自由,工具理性的極度張揚導致價值理性的缺失,印證了哈貝馬斯生活世界被系統全面殖民化的觀點。在這種背景下,方顯示出現代性聲音的寶貴性,它能為聽眾打造一方私密的個人聽覺空間,以耳朵建立和他人的聯系,在聽覺公共空間中感受到他人的陪伴、集體的在場。“聽者的收聽愉悅來自于他從聲音媒介中‘遇到’的陪伴關系,聽者的匿名性以及聲音的陪伴,使聽者從‘真實生活’的重擔中獲得解放。”?如《蔣勛細說〈紅樓夢〉青春版》首秀直播中提到,要“傾聽美的聲音”,“讓自己的心安靜下來,讓自己的生活節奏慢下來”,這是以聲音的陪伴來療愈個體的焦慮,引導聽眾回歸沒有壓力的自然狀態,而這種以聽覺重建日常生活空間的方式,實則與傳統文化對日常生活的儀式化浸入不謀而合。以此而言,對聽覺的側重,意味著以中國傳統的公共聯結方式為深陷于現代性危機的當代人開出了一味救贖良方。
  從《紅樓夢》有聲閱讀產品的熱播來看,比起視覺傳播,聽覺傳播的確更具美感、更細膩、更包容。我們已經在西方主導的強勢視覺文化體系下走過了漫長的百余年現代化歷史,當下我們應當回顧傳統,在民族文化的寶庫中發掘更多聽覺傳播的優勢,提煉更多的中國經驗,并為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提供更多本土理論支撐。這或許是身處歷史進程中的文化研究者所應具備的自覺和敏銳,也應是未來進一步探索的方向。
  注釋:
  ①卡林內斯庫.現代性的五副面孔[M].顧愛彬,李瑞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47-48.
  ②本雅明.本雅明文選[M].陳永國,馬海良,編.北京沖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309.
  ③李匯群.紅樓夢圖像傳播的三個階段[J].曹雪芹研究,2018(4):166-169.
  ④⑤哈貝馬斯.交往行為理論第一卷[M].曹衛東,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322.
  ⑥趙麗華.從朗讀到有聲閱讀:閱讀史視野中的”聽書”[J].現代出版,2018(1):74-75.
  ⑦馬歇爾·麥克盧漢.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M].何道寬,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120).
  ⑧同⑦,123.
  ⑨張志強.傳統與當代中國——近十年來中國大陸傳統復興現象的社會文化脈絡分析[J].開放時代,2011(3):35.
  ⑩周曉虹.焦慮:迅疾變遷背景下的時代癥候[J].江蘇行政學院學報,2014(6):56.
  ?費孝通.鄉土中國生育制度鄉土重建[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9-10.
  ?隋欣.新媒介環境聽覺文化復興的可能[J].當代傳播,2016(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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