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線客服

咨詢熱線

朱聯保《在上海世界書局工作的回憶》的三次發表

作者:未知

  摘要:近年來,學界對世界書局的認識已經發生了根本轉變,但對世界書局的通俗文學生產尚存偏見。朱聯保先生《關于世界書局的回憶》是目前世界書局研究中最杈威也最完整的回憶文獻。但該文對通俗文學幾乎不提。該手稿原名《在上海世界書局工作的回憶》,寫于1962年,完成后歷經三次發表:“63版”“87版”“02版”。其中,以“87版”最翔實可靠。但“87版”對世界書局優缺點的評價彼此抵牾。手稿詳細記載了朱聯保與審稿人周予同和李清悚關于稿件修訂意見的對話,梳理這些對話流露的態度,可以厘清“87版”評價自相抵牾的根源,以此反觀對世界書局通俗文學出版的認識偏狹,可以重新認識世界書局通俗文學出版的價值,從而更全面客觀地評價世界書局在民國文化生產中的貢獻及地位。
  關鍵詞:世界書局;通俗文學;朱聯保;《關于世界書局的回憶》;《在上海世界書局工作的回憶》;文學生產
  作為民國時期的第三大書局,世界書局在民國文化史上的地位舉足輕重。作為一家沒有任何官方背景的、在市場中求生存的民營書局,通俗文學出版是其最有活力、最具特色的文化生產活動之一,也是世界書局對民國文化史最重要的貢獻之一。近年來,學界對世界書局的認識已經發生了根本轉變,但對其通俗文學生產尚存偏見。在文學界與出版界的觀念中,世界書局的通俗文學出版始終是其不可抹殺的“缺點”,是“軟肋”。近年隨著史料的進一步開掘,史觀發生變革,不足仍然非常明顯——以精英視角來肯定世界書局的文學出版,①將通俗文學出版視為“低層次”。然而,在20世紀80年代以來近現代通俗文學的相關研究中,沈知方的市場眼光、讀者意識、運作策略、用人之道、選題意識及其對文學史書寫的貢獻,早已得到充分肯定——他誠所謂“掌握市場脈動,與讀者互通聲息”的“能人”②。自1921年世界書局成立,到1934年沈氏離任,通俗文學出版始終朝氣蓬勃。因此,如何客觀認識世界書局通俗文學出版在出版史和文學史評價中的如上“偏見”,從何種路徑厘清“偏見”產生的根由,是問題的關鍵所在。只有解決了這一問題,才能還原朱聯保先生寫作此文的真實態度,呈現世界書局歷史評價復雜之所在,離事實的真相更近一步,才能相對理性地評價世界書局的出版史地位和貢獻,
  朱聯保先生在世界書局服務近三十年,親歷世界書局的盛衰。因此,他發表于《出版史料》1987年第2期的《關于世界書局的回憶》,成為目前世界書局出版研究中最權威也最完整的回憶文獻。研究者對世界書局的臧否,多以此為依據。該文對沈氏主政時段的出版概貌以及諸多出版活動都有較全面、詳細且客觀的評述,唯獨對其最精彩的通俗文學出版有所回避。筆者以為,關于世界書局歷史定位及其評價,如何認識其通俗文學出版是一個重要的關隘。而朱聯保該文對于通俗文學出版的態度,實際上深刻影響并遮蔽了世界書局在民國文化生產中的炫目光芒。
  一
  《關于世界書局的回憶》手稿原名《在上海世界書局工作的回憶》③,寫于1962年,完成后歷經三次發表:最早發表于1963年《文史資料選輯》第十五輯,發表時題名《我所知道的世界書局》(以下簡稱“63版”),內部發行。1987年,《出版史料》第2期重新刊登,更名為《關于世界書局的回憶》(以下簡稱“87版”)。2002年,26卷本《文史資料存稿選編》由中國文史出版社出版,第23卷“文化卷”收錄此文,題名為《回憶上海世界書局》(以下簡稱“02版”)。
  三次發表的內容大不相同。最后一節——“對世界書局總的看法”在各版本中差異突出。“63版”發表了手稿的“大部分”,無優缺點評價。“87版”“將舊文略加修正”,增加了此部分。“02版”與“63版”相似,完全沒有這一節。總體來看,“63版”與“02版”對原稿改動較大,錯訛較多,“87版”對手稿給予極大尊重。這種尊重體現在如下幾方面:一是原稿結構幾無變化。手稿共分26個部分,“87版”刊登了25個部分,只有第一部分“前言”作為小標題刪去,內容得到完整保留。二是原文刪節的部分得到相對完整地呈現。與手稿相比,“87版”經過十分細致的修訂。“63版”由原稿的30,000字刪減到16,000字,內容調整很大,如“早期工作人員的來源”中的人員名錄、“提高稿酬收買長篇通俗小說稿件”中關于稿酬的說明、“與世界書局有關的編輯著作人”、“教科書送審的內幕和競爭”中關于上海市立小學各年級用書的調查統計數據、“教科書的頁數”、“創用接連的標點符號”等,幾乎整段刪除,“87版”這些內容得到翔實恢復。三是進一步補充了手稿原有內容。除最后一部分優缺點評價外,“87版”還增加了“教科書的頁數和版式的革新”,“附錄”中香港印制《英漢四用辭典》、“由商業性書局轉變為官僚資本企業”中關于世界書局的股本組成等。四是對原文不清楚、有訛誤的內容進行修訂。如手稿中提及沈知方1898年在“余姚某書坊”,“87版”明確為“玉海樓書坊”;原稿中世界書局早期每次招考練習生的人數為“十人左右”,“87版”修訂為“十人至二十人”,人員名單也有些許變化——“邱仲和”被刪除,增加了“鄭川谷、趙麟祥”。凡此種種,不一而足。
  “02版”幾與“63版”相同,尤為突出的是題目改為《回憶上海世界書局》,全文由26個部分刪減合并為20個部分,像“創用接連的標點符號”等重要內容竟全文刪除。“63版”有時代原因,但“02版”并未修訂,無論對史實的考訂還是對著作人成果的客觀呈現都非常草率,令人遺憾。
  因此,朱聯保先生《在上海世界書局工作的回憶》,以“87版”最為翔實,但“87版”也有明顯不足——恰恰由于“87版”的權威性和可靠性,這些不足對世界書局的認識和評價影響深遠。
  二
  縱觀“87版”,對世界書局的評價特別引人注意,尤其是缺點:一是批評世界書局“雖以提倡文化為號召,本質上是以盈利為目的的”;二是批評世界書局“出版了大量封建主義的書”,“在早期”很多都是“迎合小市民低級趣味的讀物”;三是“聘用具有革命思想的人士極少,因此世界書局的職工沒有像商務、中華兩個工會在革命斗爭中有轟轟烈烈的行動”,卻“僅在大革命時,有一部分工人參加工人糾察隊,犧牲于閘北寶山路”;四是“最后幾年落入官僚政客之手,以致董事、監察人中有反動人物”④。其中三項批評都帶有濃烈的政治色彩和時代局限,今天看來,這三項并不能稱之為“缺點”。書局的本質是企業,民營書局在市場中求生存,以盈利為目的無可厚非。至于“迎合小市民低級趣味的讀物”則值得商榷。“小市民低級趣味”是新文學以“精英”身份對市民趣味的帶有歧視色彩的評價,喧囂文壇幾十載。“小市民”階層的構成極其復雜,其趣味不是簡單的“低級”所能概括,世界書局的出版物眾多,也不能用“封建主義”一言以蔽之。第三點其實是指民國時期商務、中華曾發生過的影響極大的工人勞資糾紛,世界、大東之所以沒有卷入其中,一方面與文化理想、出版群體的政治追求和商務、中華的差異有關,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商務、中華勞資雙方對出版群體的革命訴求矛盾處理能力不足,更凸顯了世界和大東處理此類問題的成熟與理性。恰恰是并沒有“轟轟烈烈”的行動,才值得我們進一步思考世界書局的過人之處——在喧囂的時代情緒中,沒有政權做靠山,世界書局何以能夠在政局混亂、經濟不平衡以及受眾教育程度普遍低下的夾縫中頑強生存下來并迅速成為商務、中華最有力的競爭對手?至于第四點官僚資本侵入的確是事實,但“反動人物”與否有待進一步考察,由于與本文所討論問題關系不大,暫且擱置。   此外,仍有一個關鍵問題:朱聯保先生在陳述時不動聲色,為何偏在結尾處作如上評價?前后銜接顯得生硬。事實上,手稿與“87版”的出入不難探究——經歷了25年從身體到精神的“洗禮”,加之年齡與閱歷的增長,看法不同勢在必然。但由于手稿完成于1962年,與世界書局結束時間最近,且彼時朱聯保先生年紀尚輕,手稿中的態度及認識更為真實且客觀。而手稿處理過程中呈現出的諸多歷史細節,對澄清朱聯保先生的真實態度有極大幫助,也是我們了解世界書局真實面相的一面鏡子、一種途徑。
  據檔案文獻所查,手稿于1962年12月1日交到編輯部,編輯部提出了兩份處理意見:一是請李清悚審閱,至12月8日止。二是“連同李審意見及李審資料與文字整理后送周予同同志審查”,時間至1962年12月24日止。處理意見署名“王”⑤。這份材料,即上文所提由30,000字刪到16,000字的稿件⑥。與“87版”不同,手稿“對世界書局總的看法”中的評價并未涉及優缺點——即便是“87版”,朱聯保對世界書局的評價也頗多肯定(七條優點陳述非常詳細,“缺點和錯誤”則只言片語,似乎形式上不得不為之),這一態度在1963年2月6日朱先生收到李和周意見后的答復中呈現得更為清楚:
  沈知方在早期確以投機書起家,目的不在文化,我文中僅肯定他是一出版商人而已。但他在中期則有上進心,否則(世界書局)不能成為較大書局之一。
  他退出世界書局后的晚年時期,參加“道德會”,思想又落后了。⑦
  李清悚的意見較為寬容,理由是“對那些事實不甚清楚”。周予同的意見則比較具體尖銳,尤其對朱聯保肯定沈知方不甚滿意:
  朱文對沈知方不免有點涂脂抹粉之嫌,因在出版界,沈以出滑頭書起家,目的不在文化,和商務、中華不能并談。⑧
  “涂脂抹粉”之語十分不客氣,但朱的回復比較委婉,對周予同評價沈早期“目的不在文化”做出讓步之后,朱堅持“他在中期則有上進心”。今天回溯,朱先生的意見是客觀的。商務與中華草創初期均以逐利為主。陳叔通就曾回憶:“商務早期經營方針,不過是搞搞印刷出幾本書,為的是圖利,在張元濟進入商務后,便因勢利導,引導到發展文化的路上,從而成為出版企業。”⑨不難看出,后人對商務的肯定,多是對張元濟進入商務之后的評價,但這時的商務印書館早已完成了資本的原始積累。世界書局以民辦資本起家,聚攏資本必是創業之初的當務之急。其與商務印書館資本的原始積累處于不同的歷史時期,資本積累的方式也有很大不同:商務以印刷品為主營業務,世界書局則以文學出版積累資本。二者本無明確的可比性。而且,世界書局草創時期境遇堪憂——出版物市場早已被商務和中華占據了大半江山,沈氏果斷選擇二者并未關注或不屑放低姿態的市民讀者市場,以錯位競爭布局文學出版,無可厚非。世界后來能與商務、中華并論,足以說明其生存策略之靈活,勢頭之強勁。世界對民國文化的貢獻,應該毫無疑問。問題的癥結在于,前人的比較是否公平,該以何種史觀進入?因此,對沈氏的評價,朱的理由是充分且客觀的。周予同也承認“世界出版物,對文化有點功勞可說的,照我看只有三項”:“徐蔚南主編的ABC叢書”“用原版加句讀、頁碼出版的一套國學書”以及朱生豪翻譯的莎士比亞戲劇。顯然,作為史學界的知名學者,周予同先生的意見深刻影響了朱聯保對世界書局的認知,以至于25年后,朱聯保仍以周先生的意見為圭臬。這一方面說明,在特殊時期,朱聯保對自己的判斷缺乏自信,在史學“大家”面前“底氣不足”,這種“底氣不足”的直接后果,導致了朱25年后行文中的自相抵牾,沒有表達自己的真實感受。但是,即便對世界書局頗有微詞的周予同,對其成績也未全盤否定。并且,對世界書局明知莎士比亞戲劇翻譯“不易賺錢”而且“可能要賠本”仍然堅持的做法,周還肯定其“需要一點文化眼光和氣魄”。
  窺一斑而見全豹,由于時代原因,“63版”明顯有意識形態和人為介入的痕跡。手稿中流露出的諸多主觀傾向,周予同和李清悚持不同意見。李清悚曾善意提醒周:“其中有根據朱君個人觀點來分析而列的意見,是代表其個人的看法,雖然未必為書局的全豹分析后的確意,但文史資料對這方面是不做要求的。”⑩但周的身份為“專家”和“權威”,對沈氏的評價?,對于李清悚對世界書局的保留意見,常有“揭露還不夠”等語,帶有鮮明的階級論色彩。并且,周氏在結尾處舉李未提及“李石曾曾和后妻林素珊有一段丑史”來印證李“揭露”之不足,理由是“林我見過一面,簡直像一個妖怪,可笑之至”——以對方私事的個人好惡影響價值判斷,語含饑諷,顯然有失史家風范。或許由于“僅供參考”,且“請勿外傳”,所以才呈現了一種不經意的情緒真實。但這份“不經意”,卻使我們得以一窺周予同先生史識形成之原因,若非檔案留存,恐很難厘清朱先生在陳述相關史實時為何呈現出反復言說甚至自相矛盾的情況。當然,不可否認,整體來看,周先生的審查意見比李清悚更專業、具體、細致。但他對世界書局歷史事實的遮蔽并使之未能得到客觀公允的評價,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
  由于時代局限,盡管在個人情感上,朱先生對世界書局和沈知方的文化出版策略有諸多偏袒?,但遺憾的是,“87版”中朱本人的真實意見并未得到自由展示。照理,“87版”時值思想解放的春天,意識形態的桎梏已經打開,文中仍有諸如“它是資本主義的股份公司,雖以提倡文化為號召,本質上是以盈利為目的的”所謂“缺點和錯誤”的評價,與手稿中答復周予同時“目的不在文化”,“但他在中期則有上進心”等語頗多抵牾,令人反思。或許,25年,對于世界書局的認知,朱先生對周乃至時代的“洗腦”,已經接納為一種習慣、一種無意識、一種“相信”,這種“相信”,甚至左右并遮蔽了朱氏本人最真實的情感、理性,乃至判斷。也或許,僅僅出于一種偶然。?
  那么,朱聯保先生的真實態度該是怎樣的呢?
  從個人情感而言,無論對世界書局,還是沈知方,朱聯保都有相當程度的認同。在中華書局做了四年練習生后,作為元老,在世界書局成立股份有限公司的1921年,朱聯保就由沈氏的得力助手賀潤生介紹進入世界書局,直至其1950年被合并改造,親歷世界的興衰榮辱。以民國時期私營企業的用人機制,二十九年服務于同一家書局,若沒有深切的事業和情感認同,在民國書局此起彼伏的大背景下,朱聯保何以如此忠誠?而朱與沈氏之間,也不僅僅是小職員與資本家的關系。朱辦事勤勉、負責、認真,是世界書局的中堅,沈知方對朱聯保也確有知遇之恩。世界經濟艱難時期,朱聯保曾個人籌備開辦大華書局,籌備期事務繁忙,影響工作,為保證書局順利開張,朱曾向沈提出辭職。沈未允,并讓朱將多方籌募的二萬元退還各方,由世界為其出資,名義上使大華書局作為世界書局的附屬單位,公開支持朱聯保搞副業和“創收”。此其一。其二,沈知方對出版社的經營運作也提供了大量經驗。大華成立之初,朱聯保將鄉村師范教育讀本作為出版重心,沈認為二萬元的資本,“其無前途,何待預卜?”?朱聯保稱這“確是經驗之談”。而且,沈還承諾朱在還清世界的二萬元后,其余由朱個人處理。從這個角度而言,沈對朱完全是仗義幫扶,不含絲毫牟利色彩。至于世界后來欠大華三萬元引得朱略有不滿的故實,是陸高誼、李石曾時期的事情,與沈氏無關。因此,對沈知方的評價,從個人情感而言,朱會充滿知遇之感激,以及對沈氏出版運營才能的由衷欽佩,即便他想撇開個人情感盡量中立,想來并不容易。這就是為什么“87版”評價世界的優點時侃侃而談,舉例述理翔實可靠,細致、貼切、自然,令人意猶未盡,批評例證卻十分不充分,簡單、生硬而局促,捉襟見肘。其實這樣的抵牾恰恰呈現了民辦書局在政治、經濟與文化轉型期中生存境遇之艱難以及書局生存策略之靈活。   結語
  可見,今天的世界書局仍是被遮蔽的。這種遮蔽,有歷史、時代的局限,也有思想、認識的局限,更有人為的干預……在朱聯保先生的史識影響下,在人們對通俗文學始終持“有色眼鏡”評價的背景下,若想為世界書局正名,人們要么一言以蔽之,要么“環顧左右而言他”。事實上,世界書局和沈知方的確在通俗文學和大眾文化方面做出了極大貢獻,對“小市民”讀者精神世界的影響、對通俗文學史的書寫功莫大焉,①對其通俗文學生產避而不談絕非上策。癥結在于,不該用沈知方曾經出版了多少所謂“高層次”的出版物來肯定其文學貢獻,而應該直視并客觀呈現和評價既有的“存在”,包括通俗文學在內的世界書局的文化生產,這才是對世界書局文化貢獻的根本認同。
  從《江湖奇俠傳》到《春明外史》,從《快活》到《紅雜志》《紅玫瑰》,在沈知方主政時期,世界書局籠絡了大批通俗文學作家,形成了特色鮮明的通俗文學場域。在作家、作品和讀者之間,世界書局發揮了非常充分的溝通與引領功能,沈知方誠所謂“掌握市場脈動”的“能人”,通過其多年身體力行的市場實踐以及變幻莫測的商業運作策略,發揮媒介的傳播效力,充分調動了文學活動的各方在文學中的效能,使文學不只是創作者的文學,更是讀者的文學,惠及更普遍意義上的“大眾”:這是市場、媒體作用于文學之后帶來的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現代性變革,也是出版商在現代文學中最有意味的價值所在。因此,雖然出于謀利目的,但世界書局對通俗文學的策劃、商業運作以及生產客觀上卻造成了這樣一種事實——20世紀20年代前后,通俗文學全面向市場投誠,?書局與通俗文學的聯姻,迅速地促成了通俗文學的繁榮,它與電影公司一起,構成了“通俗小說創作‘升騰’之兩翼”?。
  以此來審視《在上海世界書局工作的回憶》的手稿及其三次發表,便可以清晰地看到朱的真實態度,更可看到世界書局的通俗文學出版在中國近現代通俗文學史乃至中國現代文學史、文化史建構中的地位。觀照一斑,不難發現史觀變革步履之艱難,更不難窺見,由于時代、政治諸因素的共同影響,公之于眾的史料及其價值判斷之可信度及可靠性存疑之必要。在使用時,不僅要確立“孤證不立”之史料觀,多方搜求查證,更需在仔細梳理、辨析之后,選擇性運用既有史識。與新文學不同,除了世界書局,包括早期的商務和中華,以及大東書局、廣益書局等,對通俗文學出版歷史現場的還原,除了當時的報刊以及檔案文獻中呈現的歷史圖景之外,在當事人的回憶中十分難覓,為多角度全方位深入通俗文學研究,厘清一些根本性問題帶來了極大的困難,加之時代久遠,對當事人幾無可能進行搶救性釆訪,又造成了雙重的遺失。這是由時代局限造成的歷史性損失,更是當代通俗文學研究者在研究中期待突破的現實課題。
  注釋:
  ①彭麗熔在碩士論文中認為,世界書局是“被曲解的”,特別肯定了沈知方之于世界書局的地位和價值之重要。彭麗熔.世界書局文學出版情況研究(1917—1949)[D].華東師范大學,2009:15.
  ②王德威.文學的上海——一九三一[M]//如何現代,怎樣文學?:十九、二十世紀中文小說新論.臺北:麥田出版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8:269-278.
  ③朱聯保.關于世界書局的回憶[J].出版史料,1987(2):43.
  ④編輯待查,但據此可以判定李清悚和周予同均為審稿人,依文中編輯修改的字跡也不難判定。
  ⑤刪除內容在手稿上得到了全部保留。
  ⑥朱聯保.在上海世界書局工作的回憶[Z].上海檔案館,檔案號:L1—1—289—199.
  ⑦周予同對《在上海世界書局工作的回憶》審讀意見[Z].上海檔案館,檔案號:L1—1—289—199.
  ⑧陳叔通.回憶商務印書館[J].出版史料,1987(1):5-6.
  ⑨李清悚.審查意見-1962年12月15日[Z].上海檔案館,檔案號:L1—1—289-199.
  ⑩除沈氏創辦書局的動機外,周氏還有關于教科書競爭采用賄賂辦法、是否與黃楚九合作創辦世界日夜銀行等具體問題的表態。
  ?比如周對沈氏推銷教科書的手法頗有微詞,朱則認為這在當時非常普遍,并以事實說明這一事件“正說明商務、中華的壟斷。實際上三家的推銷方法都是不擇手段的”;如對于沈與黃楚九日夜銀行無關的澄清;再如對吳研因的肯定(“吳研因為人正派,我未曾說他受賄。對薛天漢等亦然。但稿酬較優,亦是事實。”)。
  ?之所以稱“偶然”,是因為我們不能排除另外一種可能:責任編輯在文章發表之前對朱先生的建言促成了“評價”的出現,甚至,是否由朱先生本人執筆,都應存疑。
  ?朱聯保.業余出版工作的回憶[Z].上海檔案館,檔案號:L1—1—289—199.
  ?石娟.世界書局、大東書局的通俗文學出版及商業運作[J].編輯之友,2013(8):103-105.
  ?范伯群.1921—1923:中國雅俗文壇的分道揚鑣與各得其所[M]//多元共生的中國文學的現代化歷程.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109-125.
  ?湯哲聲.中國現代通俗小說思辨錄[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96.
轉載注明來源:http://www.361tx.com/5/view-15001359.htm

?
天天啪啪,天天啪一啪,天天啪影院,啪啪在线影院免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