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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本時代的文本復制研究

作者:未知

  摘要:魏晉南北朝士人兼具作者、抄寫者、讀者的多重身份,他們廣泛地進行自主抄寫,對抄本時代高質量的文本復制起到了獨特而重要的作用。抄本時代文本復制所特有的時代需求與文化自覺精神、所包含的編輯工作,在魏晉南北朝士人自主抄寫活動中得到了最充分的呈現。
  關鍵詞:士人自主抄寫;抄本時代;文本復制
  抄寫作為中國古代出版進行文本復制的一種方式,經過了漫長的簡帛時期,在紙抄本時代進入興盛階段,至雕版印刷時期,抄寫不再是文本復制的最佳選擇。唯有在抄本時代,抄寫不僅是文本復制的主要方式,又因書寫材料以紙代簡而得到最大程度的普及。抄寫分為傭書與士人自主抄寫兩種形式,這兩種形式對文本復制產生的作用不同。傭書可以說存在于中國古代出版的各個時段,它極大地推動了文本復制的商業化;作為具有一定普遍性的歷史現象而存在的自主抄寫,其傳播性雖不及傭書廣泛,但對高質量文本的流傳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在魏晉南北朝這個長期分裂、政權更迭頻繁的歷史時期,士人自主抄寫對文本復制具有獨特的意義。正如劉光裕所云,“在古代,文化教育掌握在士階層手里,而書籍的作者與讀者又都是士大夫。因此,士階層的價值觀念、興趣愛好、風俗習尚等對出版的影響,常常比書商更大、更重要”①,對以士人作為行為主體的文本復制活動——自主抄寫進行研究自有其必要。目前學界對傭書的研究較多,對士人自主抄寫關注較少。本文考察魏晉南北朝時期士人的自主抄寫活動,探究抄本時期文本復制的特點。
  一、傭書與自主抄寫
  抄寫作為文本復制的方式在先秦便已出現,發展至魏晉南北朝,已頗為興盛。紙的普及、書寫材料的改進,不僅提高了魏晉南北朝士人著述的熱情,帶來了經史子集各類圖書的卷帙浩繁,還形成了一個抄寫的高潮,通過這種文本復制方式使典籍廣泛傳播。抄寫具體可分為兩種形式:一種為獲取報酬而抄寫,是為傭書;一種不為獲取報酬而抄寫,可名為自主抄寫。傭書與自主抄寫作為同一文本復制方式的不同形式,既有相同點又有不同點。
  傭書與自主抄寫的相同點在于,兩者的行為主體有所重合,士人是自主抄寫的主力,有些士人迫于生計也從事傭書。抄寫本身就可求知,士人不管傭書還是自主抄寫,都有利于知識積累,故魏晉南北朝不乏士人傭書成學的現象。如王僧孺,“家貧,常傭書以養母,所寫既畢,諷誦亦通”,被贊曰:“既筆耕為養,亦傭書成學。”②朱異師從明山賓,“居貧,以傭書自業,寫畢便誦”③。王僧孺和朱異都是傭書而成學,王僧孺于書無所不睹、聚書萬余卷,朱異遍覽五經、精于《禮》《易》。
  傭書與自主抄寫的不同點主要體現在抄寫目的與抄寫自主性兩個方面。
  首先,抄寫目的不同。傭書的目的是獲取報酬,這種抄書活動具有商業性。魏晉南北朝的很多貧窮士人都是通過傭書養親、治學,而后入仕,如王僧孺、沈崇愫、房景伯、崔光等人曾傭書養親,周山圖、朱異等人乃傭書自業。更有通過傭書致富者,如劉芳“常為諸僧傭寫經論,筆跡稱善,卷直以一縑,歲中能入百余匹,如此數十年,賴以頗振”④。
  與傭書不同,士人自主抄寫通常是出于保存先代典籍、學習知識等原因。向朗、葛洪、范汪、紀瞻、王筠、王儉、沈麟士等人都曾手自抄寫。主觀上抄寫或是為了存異,如裴漢“借人異書,必躬自錄本。至于疹疾彌年,亦未嘗釋卷”⑤。或是為了求知,如紀瞻“好讀書,或手自抄寫”⑥;范汪“然薪寫書,寫畢,誦讀亦遍”⑦;鄭灼“抄義疏以日繼夜”“起便誦讀”⑧。或是為了備遺忘,王筠親自抄書百余卷,其原因是“不足傳之好事,蓋以備遺忘而已”⑨;蕭鈞“常手自細書寫五經,部為一卷,置于巾箱中,以備遺忘”⑩。或是為了收藏,如穆子容“少好學,無所不覽。求天下書,逢即寫錄,所得萬余卷”?;張纘“晚頗好積聚,多寫圖書數萬卷”?。士人抄寫乃是出于存異、求知、備遺忘、收藏等目的,此種抄寫活動在客觀上卻推動了文本的高質量流傳。
  據《魏書》記載,經學大家徐遵明“知陽平館陶趙世業家有《服氏春秋》,是晉世永嘉舊本,遵明乃往讀之。復經數載,因手撰《春秋義章》,為三十卷”?。徐遵明到趙世業家所讀的《服氏春秋》,是漢代服虔撰,乃西晉永嘉時的抄本。受《服氏春秋》影響,徐遵明數年之后作《春秋義章》三十卷。或許西晉永嘉間《服氏春秋》的抄寫者,其抄寫的初衷并非流傳后世,但抄本在流傳中已不可避免地對后世學者產生了影響。
  其次,抄寫自主性不同。傭書人通常要按照市場需求、雇主要求進行抄寫,他們無法自主決定抄寫內容。因為是雇傭勞動,抄寫什么與如何抄寫都必須聽命于雇主,此乃理所當然。士人自主抄寫是一種自覺的文化行為,具有相當的自主性,在抄寫過程中往往伴隨著甄選、校勘、編輯等自主活動。
  傭書與自主抄寫是抄寫的兩種主要形式,兩者的行為主體雖有所重合,但兩者的抄寫目的和抄寫自主性差別明顯。傭書與自主抄寫對魏晉南北朝時期文本傳播所起到的作用亦不盡相同,傭書推動了文本的廣泛傳播,自主抄寫則促進了文本的高質量傳播。本文所討論的文本復制行為是抄寫活動中的自主抄寫,其行為主體是具備較高文化素養的士人。士人進行自主抄寫的初衷或許不是傳播文本,但抄寫活動完成之后,所抄文本流傳開來,而文本傳播所帶來的影響遠非抄寫者可預測的。故而,通過對士人自主抄寫活動的分析,更可在時代背景與學術環境中觀察到抄本時代文本復制的特點。
  二、文本復制的時代需求與文化自覺
  抄本時代進行文本復制的主要方式是抄寫,魏晉南北朝士人熱衷于自主抄寫既是時代的需求,又是士人階層文化自覺性的體現。魏晉南北朝的書籍市場并不發達,士人所需的書籍很難通過購買獲得,此是士人自主抄寫的時代需求。長期動蕩的生存環境,并沒有影響士人傳承文化的積極性。士人進行文化傳承的一個重要途徑就是保存先代典籍,抄寫便成了最好的選擇,此是士人自主抄寫的文化自覺。
  魏晉南北朝時期,典籍散佚嚴重,書籍難得,加之書籍流通市場不繁榮,士人飽受無書之苦。葛洪在《自敘》中說:“又累遭兵火,先人典籍蕩盡,農隙之暇無所讀,乃負笈徒步行借。又卒于一家,少得全部之書。益破功日,伐薪賣之,以給紙筆。就營田園,處以柴火寫書。坐此之故,不得早涉藝文。常乏紙,每所寫反覆有字,人鮮能讀也。”?沈麟士“嘗苦無書,因游都下,歷觀四部畢,乃嘆曰:‘古人亦何人哉’”?。從葛洪與沈麟士無書可讀的遭遇,不難想象士人當時所面臨的缺書的困境。當時已有進行書籍買賣的書市,王遵業就曾“買書于市”?,劉勰為結交沈約,“乃負其書”“狀若貨鬻者”?。只是書市所售書籍品種極其有限,絕大多數書籍存于士人、官宦之家,要想獲取只能抄寫。《金樓子·聚書篇》云:“初出閣,在西省,蒙敕旨賚《五經》正副本。為瑯琊郡時,蒙敕給書,并私有繕寫。為東州時,寫得《史》《漢》《三國志》《晉書》。又寫劉選部孺家、謝通直彥遠家書。又遣人至吳興郡,就夏侯亶寫得書。又寫得虞太中闡家書。”?即便是梁武帝的兒子蕭繹,在聚書的過程中,有些書也得派人抄寫才能獲得。“寫得”,要想“得”必須“寫”,這就是書籍流通市場不繁榮時期士人的無奈選擇。   魏晉南北朝士人熱衷于自主抄寫,主觀原因是士人的責任感與文化自覺性。郎基“泛涉墳典,尤長吏事”,是頗受官民愛戴的能吏,“性清慎,無所營求,曾語人云:‘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況重于此事。’唯頗令寫書。潘子義曾遺之書曰:‘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基答書曰:‘觀過知仁,斯亦可矣。’”?郎基為官無所營求,唯令寫書,潘子義將其寫書行為稱為“風流罪過”,實是贊許之意。可見,抄書行為既是好學的體現,更是時人公認的雅事,深受士人階層的贊賞。沈麟士“守操終老,讀書不倦”,“遭火燒書數千卷,年過八十,耳目猶聰明,以反故抄寫,火下細書,復成二三千卷,滿數十篋。時人以為養身靜默所致”。?書籍被焚時,沈麟士已八十多歲,仍用舊紙的反面抄書而得二三千卷。沈麟士雖不入仕,但他聚徒講學、抄書不倦,體現出強烈的文化傳承的責任感。
  士人抄寫行為本身就是文化傳承自覺性的表現,錢穆認為“中國文化命脈之所以猶得延續不中斷,而下開隋唐之盛者,亦頗有賴于當時門第之力”21,“門第同時必有書籍聚藏”,“當時藏書不易,因其必待鈔寫”22。在學術文化與門第關系密切的魏晉南北朝,學術文化在門第的護持下得以延續發展。門第的維持離不開書籍典藏,抄寫是當時獲取文本的主要途徑。眾多士人自覺進行自主抄寫復制文本,很好地詮釋了當時士人的文化傳承自覺性。王筠好抄書、蕭鈞細書抄寫五經,他們皆親自抄寫而不雇人抄寫,這種抄寫行為并非主要為獲取文本。士人自主抄寫在當時乃是風尚,“蓋既成一時風氣,雇手鈔之不足而親自手鈔,親自手鈔之不足而又故為細書精鈔。其風上被帝王之尊,卿相之貴,則更為難得。此亦當時門第風流之一端”23,此一風尚實際上就是士人傳承文化自覺性的一種外在表現,自主抄寫行為亦為當時整個世族階層所提倡。
  士人自主抄寫,是士人在“苦無書”時代的無奈選擇,又是士人文化傳承精神的體現。不為獲取報酬的文本復制,其更多是為了傳播知識、傳承文化。正是這種自主抄寫,使大量文本得以高質量復制,使先代典籍能夠在魏晉南北朝這個戰亂不斷的歷史時期流傳下去。
  三、文本復制中的編輯工作
  士人是自主抄寫的行為主體,同時又是作者和讀者。抄寫者、作者、讀者的多重身份,加之他們自身所具備的較高學養和文化自覺性,使得他們在抄書的同時做了大量的編輯工作。正因為如此,士人所抄寫的文本具有更好的質量和更高的學術價值。具體來說,士人在自主抄寫中所做的編輯工作主要有校勘、補治和編纂。
  第一,士人自主抄寫中的校勘工作。書籍在抄寫復制中會出現錯誤,需要進行校勘。對書籍中的錯誤進行校勘、訂正,是士人才能完成的工作,更是具有學術傳承責任感的士人所熱衷的工作。向朗“年逾八十,猶手自校書,刊定謬誤,積聚篇卷,于時最多”24,司馬攸“就人借書,必手刊其謬,然后反之”25,蕭靜“有文才,而篤志好學,既內足于財,多聚經史,散書滿席,手自讎校”26,孔休源“聚書盈七千卷,手自校治”27,無不體現出士人以校勘為己任的精神。
  士人在抄寫的過程中,極易發現文本的錯訛,他們會自覺地進行校勘。劉穆之“少好《書》《傳》,博覽多通”,雖“內總朝政、外供軍旅”,只要有閑暇,便手自抄書,并且“校定墳籍”。28據《陳書》載,姚察“終日恬靜,唯以書記為樂,于墳籍無所不睹。每有制述,多用新奇,人所未見,咸重富博。且專志著書,白首不倦,手自抄撰,無時蹵綴。尤好研核古今,諟正文字,精釆流贍,雖老不衰”29。姚察不僅樂于抄書,還喜好訂正文字,這無疑極大地提高了文本復制的準確性。姚察的校勘工作不限于自己的著作、抄撰之作,還受命為陳后主審查、受托為江總審核。“后主所制文筆,卷軸甚多,乃別寫一本付察,有疑悉令刊定,察亦推心奉上,事在無隱”,“尚書令江總與察尤篤厚善,每有制作,必先以簡察,然后施用”30,據此可知,姚察的校勘水平極高,深得信任,這也反映出時人對校勘工作的重視。
  第二,士人自主抄寫中的補治工作。書籍在流傳中會有所缺損,在累遭兵火的魏晉南北朝,書籍損壞現象更為嚴重,士人主動承擔起補治典籍的責任。李業興“愛好墳籍,鳩集不已,手自補治,躬加題帖,其家所有,垂將萬卷。覽讀不息,多有異聞,諸儒服其淵博”31,李暠“好尚文典,書史穿落者親自補治,(劉)曬時侍側,前請代暠。暠曰:‘躬自執者,欲人重此典籍。吾與卿相值,何異孔明之會玄德。’”32李業興在補治時加上題帖,李翯親自補治意在崇學重典。
  補治之舉深受士人階層的推崇,顏之推就認為士人必須具有補治的德行,“借人典籍,皆須愛護,先有缺壞,就為補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33。顏之推訓誡子孫要愛護所借書籍,如果書籍之前已有缺損,借書者應當進行補治。士人借人書籍,多是自己沒有且無處購買,需要借本抄寫的。補治工作雖非都發生在抄書的過程中,但在抄書時更容易發現書籍缺損而加以補治,這在客觀上對書籍的完整流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第三,士人自主抄寫中的編纂工作。士人在自主抄寫中,會根據一定的體例進行摘抄、纂集,這實際上就是編纂工作。抄本時代的士人在進行文本復制時做了大量的編纂工作,抄集群書辭句篇章并分類排纂的類書在這一時代出現并得以迅速發展。在炫博、征事之風的推動下,魏晉南北朝涌現出《皇覽》《壽光書苑》《類苑》《華林遍略》《修文殿御覽》等類書,足可見當時編纂盛況。
  士人在編纂中可根據自己的需要進行取舍。王筠在其自序中云:“愛《左氏春秋》,吟諷常為口實,廣略去取,凡三過五抄。余經及《周官》《儀禮》《國語》《爾雅》《山海經》《本草》并再抄。子史諸集皆一遍。未嘗倩人假手,并躬自抄錄,大小百余卷。”34王筠樂于親自抄書,對自己喜好的經籍更是多次抄寫,乃至“三過五抄”。他的抄寫不是照本宣科,而是“廣略去取”,具有相應的體例。這種編纂工作極具學術性,士人所抄文本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
  抄本時代的文本復制已帶有一定的編輯意識,學養頗高的士人在自主抄寫的同時做了大量編輯工作。士人自主抄寫中的校勘工作,保證了文本的準確傳播;士人自主抄寫中的補治工作,促進了文本的完整流傳;士人自主抄寫中的編纂工作,提升了文本的學術價值。正是經過了士人諸如此類的編輯工作,文本才得以高質量地復制,才能更為準確、完整地傳播。   四、結論
  抄本時代的文本復制主要通過抄寫來完成,抄寫的形式主要有傭書與士人自主抄寫兩種。不同于傭書,士人自主抄寫不為獲取報酬,并且具有相當的自主性。士人自主抄寫廣泛發生在抄本時代,尤以魏晉南北朝為盛。基于對魏晉南北朝士人自主抄寫的考察,可以更為深入地發掘抄本時代文本復制的特點。自主抄寫是士人在“苦無書”時代的無奈選擇,更是士人的文化傳承責任感使然。士人是自主抄寫的行為主體,同時又是作者和讀者,他們在復制文本時會自覺進行校勘、補治、編纂等編輯工作,客觀上推動了高質量文本的形成與傳播。傳承文化的歷史責任感讓處于動蕩環境中的魏晉南北朝士人更加熱衷于自主抄寫,正是他們的主動與廣泛參與,讓抄本時代的文本復制呈現出別樣的光彩。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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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⑩???李延壽.南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5:1515,1038,1387,1891,1892.
  ④??3132魏收.魏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4:1219,1855,624,1865,1160.
  ⑤令狐德棻.周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1:598.
  ⑥⑦25房玄齡.晉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4:1824,1982,1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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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沈約.宋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4:1303-1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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