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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愚弄了“上帝”

    作者:未知

      今年2月,河南省南陽《聲屏周報》記者湯生午發表了采訪歌星韋唯的報道。文章借韋唯之口向公眾披露,前一時期社會上關于韋唯得艾滋病的搖傳,是由中國輕音樂團團長李谷一一手炮制出來的,文章還曝光了這位青年歌星屢遭李谷一刁難的許多驚人內幕,如:李谷一無故停發韋唯工資;不準她報銷正常的醫療費;將文化部明確指示分給韋唯和其他兩位演員的3套住房全部上到自己的戶口上,逼得韋唯四處流浪;國外通過文化部對韋唯發出的演出邀請,在各方面均已通過的情況下,唯獨被李谷一無理拒絕;以及她要韋唯離開中國輕音樂團,并讓韋唯給她寫下今后永遠不再登臺的保證,給韋唯帶來巨大精神創傷,嚴重影響了身體健康,以致使韋唯竟產生了輕生念頭……
      此文既出,立刻在社會上產生了強烈反響,國內許多報刊紛紛轉載。一時間,昔日李谷一悉心培育青年新秀的美好故事,幻化成了她如今一反常態、用心險惡地迫害后起才俊的痛苦現實,其中的是非曲直,自然成為人們飯后茶余集中談論的新話題。
      帶著許多朋友迫切渴望澄清的問題,記者到中國輕音樂團進行了采訪。通過與有關部門及樂團的同志反復交談,并翻閱了輕音樂團提供的文件材料,我不由大吃一驚:原來,這竟是一篇為單純追求轟動效應而歪曲事實、隨意發揮的徹頭徹尾的失實報道。
      那位記者寫道:韋唯在電話里告訴他,在去年亞運會的一次演出中,李谷一不知心懷何意但卻明顯用心險惡地抓起話筒,向在座各位憤憤宣告了一個大膽的謠言:韋唯得了艾滋病。對此,李谷一坦然地對記者說:“這完全是捏造。任何演出活動中,與節目無關的人都不可能上臺隨便亂說話,這是基本的常識,更何況亞運會的演出是嚴肅的政治任務,我怎么可能干出這種荒唐事呢?每個有頭腦的人只要稍加思考就行了,如果真有此事,那么韋唯決不答應,她至少會當眾摔掉話筒憤然離去。”
      記者又采訪了輕音樂團其他同志,他們都認為這是個天大的笑話。因為在那3場演出中,向觀眾公開宣布韋唯有病的不是別人,正是韋唯自己。為了造噱頭,韋唯對臺下的觀眾說:“我身體不好, 一直生病,既然大家這么歡迎,我就再唱一個……”
      關于無故停發韋唯一年工資的事,記者從輕音樂團人事干部那里了解的情況是:1989年12月27日,文化部批準了韋唯提出的自費赴瑞士旅游訪友申請。根據國家有關政策,文化部的文件上明確指示輕音樂團對韋唯“假期期間停發工資”。韋唯的假期是3個月,但直到今天她也沒回單位銷假和報到,相反,卻借出國為名,脫離團體和組織的管束,四處走穴,處于完全失控狀態,實難給她發工資。
      輕音樂團會計給我介紹了所謂“不準報銷韋唯正常醫療費”的事。她說,韋唯去年9月底托本團一女演員帶來7張在同仁堂藥店買藥的發票。由于全是外購藥品,按國家財務報銷制度中關于外購藥品報銷的規定,她轉告韋唯只有出示有處方權的醫生開具的外購藥品處方才能予以報銷,但時至今日,韋唯一直沒拿來處方,所以,那7張單據便只好暫時存在她那里。這件事情李谷一事先不知道,直到看了那篇報道后找了會計才弄清楚。
      房子問題,報道所述與事實大相徑庭。據文化部主管房子的同志講,文化部從不明確指示要把房子分給某某個人,它只面對所管轄的各單位。文化部這次分給各團體的是國家商品房,輕音樂團要向房管部門交付高額的公支費用,因此在辦理移交手續中,必須要由使用方面的法定代表人簽字保證。李谷一在協議書上簽字,這是正常而又必須的手續,決非如報道中示意的是李谷一將房子占為已有,更與她的私人戶口毫無聯系。事實上,經過協商,輕音樂團從3套房子中挑選了一套最好的留給韋唯。另兩套分給了另兩位女演員,她們早就與團里簽了約搬進去住了。韋唯嫌房間少、樓層高,不滿意;更重要的是,此時恰逢韋唯正考慮調離輕音樂團的事,并已經為此而四處聯系能分給她3間一套和更多住房的新單位了。即便這樣,輕音樂團還是為她保留了那套房子達半年之久,并付出了高額費用,直到去年9月,團里招收了一批外地演員,這些演員進團后無處棲身,團里才臨時決定把這套房子暫時借給她們當了集體宿舍。
      關于李谷一無理拒絕出國一事,經記者調查,也大有出入。去年10月,韋唯和李谷一商談中國國際文化交流中心邀請她出國演出的事,在李谷一個人同意之后,輕音樂團領導小組又集體研究,按程序報告文化部,表示同意韋唯此次出國。但由于這次出國的派出機構不是文化部系統的單位,因而輕音樂團請示文化部,要求雙方組織必須就所派演員在外期間的政治、經濟、生活等方面的責任該由誰負等問題,坐下來商談,予以明確。文化部藝術局領導曾找韋唯商談此事,因她忙于走穴演出,未能如約,而局領導公務繁忙,不可能整天坐在辦公室等韋唯一個人,此事便被拖延下來。
      報道中關于李谷一要韋唯離團的事,與實際情況也相去甚遠。去年2月以后文化部召開一系列會議,提出要進一步清理整頓文化市場,堅決剎住走穴風潮。為此,李谷一找到已經長期脫團走穴的韋唯,希望她正確認清形勢,仔細考慮一下,作出選擇:要么回團參加演出,要么離開國家正式院團,成為演員個體戶。像目前這樣吃著國家飯不干活,只顧私自走穴撈外快是行不通的。況且她的表現已經引起了團里許多同志的反感,作為團長,李谷一無法再給她以往那種特別的關照了。韋唯答應認真考慮她的意見,請求兩個月后再給明確答復。但是,她這一考慮就是整整一年,直至今年3月中旬,也就是對記者發表那番談話后的兩個月,才正式向團里寫了申調書。而在此之前,韋唯還寫信給李谷一,感謝她對自己多年的栽培,說“你確是我成功路上重要的促成人、保護人”。但由于“近來我個人生活發生了很大變化,使我做出決定離開我工作多年并喜愛的團體和相處甚好的同志們。對此,你仍給予我更大更多的理解。我們都知道,我離開更好些,特別是對我。”“我們一直都相處得很好,為此,我要向你表示深深的敬意及感謝!謝謝你幾年來所予的一切!”“我為我選擇了輕音樂團而感到榮幸、驕傲!請相信我!”
      至于李谷一要韋唯寫下保證,保證今后永遠不再登臺演唱,就更是沒譜沒邊的事了,不知那位記者是如何想像出來的。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報刊數量種類不斷增加,新聞界同行之間的競爭程度也愈顯激烈。有些報刊的記者,為了吸引讀者,單純地追求獵奇性和轟動效應,對可能會產生嚴重影響的新聞事件采取了極不嚴肅的態度,不去對所獲材料進行分析和核實,不愿進行艱苦細致和全面的調查采訪而滿足于“短平快”和“放衛星”。這樣一來,其結果制造出來的新聞必然是“劣質產品”甚至是“虛假產品”,既侵犯當事人的名譽,又貽害群眾。至于在寫稿過程中,為了加強轟動性和爆炸性,不惜違背新聞工作者的道德準則,對事實添油加醋、斷章取義乃至無中生有地任意發揮和憑空想像,就更為記者的神圣職業所不容。
      聯想到那篇報道,那位記者說他僅僅是通過電話采訪的韋唯,當初給韋唯打完電話后,若能順便給李谷一或輕音樂團其他領導打個電話證實一下,他就不至于寫出那篇從頭至尾幾乎沒有一點符合實際、站不住腳的報道來。
      據悉,李谷一為了澄清事實,推翻人為地加在她身上的許多不實之詞,維護自己的名譽權不受侵犯,已經決定近期內同發表這篇報道的有關報紙對簿公堂,訴諸法律。且不說這場官司結局如何,它至少對那位記者不是什么壞事。作為無冕之王,他應該懂得最基本的一條:新聞的生命在于真實。
    論文來源:《中國青年》 1991年7期
    轉載注明來源:http://www.361tx.com/6/view-1283328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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