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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實的游戲

    作者:未知

      小說《判決》的故事寧靜地在“最美好的春天里一個星期天的上午”拉開幃幕。“你就坐在你的桌旁傾聽吧,甚至聽也不必,僅僅等待著就行。甚至等待也不必,保持完全的安靜和孤獨就好了。這世界將會在你面前蛻去外殼,它不會別的,它將飄飄然地在你面前扭動。”(《八本筆記》)星期天正是卡夫卡夢幻一樣的世界狂喜扭動的時間,在這樣的星期天里,你可以不驚奇于任何將要發生的事件。
      格奧爾格訂婚了,他給遠在俄國的朋友寫了封通知訂婚的信,他告訴父親這件事,又與父親談了一場話,然后父親判決他去死,格奧爾格于是就奔向河邊自殺了。從關于訂婚的那一封信走到父親判決格奧爾格去死,一切變化都活躍在那場對話中,其實,在導致格奧爾格溺水自殺的這場至關重要的對話中,只有幾個不可能直接對致死的判決負責的話題在相互糾纏、替換,格奧爾格試圖對父親的健康表示關心;他與父親爭論到底有沒有一個在俄國的朋友存在。最后,不承認這個朋友存在的父親意外地突然宣布他認識這位朋友;父親不斷地緬懷格奧爾格死去的母親和不斷描繪格奧爾格自己創立的事業的春風得意和自己的老邁。
      看一看這場占據了小說中心地位的對話,就算是格奧爾格背叛了一個朋友,就算是在母親死后格奧爾格沒有以足夠的悲痛來哀悼她,就算是格奧爾格的生意興隆來得輕而易舉,父親對他的這三個指控還是沒有一個可以為最后的結局直接負責,沒有一個可致死的罪,而每句話都似乎在拔開一層云霧,也許就可以見到一些決定死罪的罪因的輪廓了吧?但是,當人還在這些內容上轉圈時,唯一確定的結果,結果幾乎是過于確定了,“我現在判決你去投河淹死”。這一判決在措手不及之間已經取得了莫名其妙的好效果,格奧爾格哼也沒哼一聲就以少有的敏捷沖下樓梯,躍出大門,穿過馬路向河邊跑去,執行了這一決定,好像一切罪行都已經被充分證明過了似的,而格奧爾格不得不以死謝罪,悲劇不在于父親說:“我現在判決你去投河淹死。”而在于格奧爾格自己說:“我現在判決我去投河淹死。”在這場判決的最后效果上,決定性的因素是格奧爾格認為自己該死,沒有人捆綁他,而他自己是如此迅速地對自己行刑。卡夫卡描寫了父親對格奧爾格的審判過程,對于格奧爾格的自我處決并沒說什么。但是,在這些話題的糾纏進行中,敏感縝密的卡夫卡式的邏輯感早已在話語與話語背后反復玩味著這場談話的真正核心――罪,卡夫卡并沒有談論罪,他只是在玩味,這種罪是通過負罪感這種由感覺帶來的心理上的懲罰體會到的,卡夫卡正是通過這種懲罰來玩味它。卡夫卡在他的筆記中寫道:“罪衍總是公然來臨,馬上就會被感官抓住,它歸結于許多根子,但這些根子并不是非拔出不可的。”它絕對不是父親表面上給定的罪那樣明了簡單,卷入了一件小事,深陷其中難以自拔,負罪感慢慢從深處浮起,終于成為滅頂之災。很難說這滅頂之災就是那件小事的結果。
      在古老的故事和寓言中,每個人物可以代表善惡品質中的一種,直到故事結束,每個故事都明顯地讓人感覺到它自己的規則,它們的規則是:有“法”的確定性,以之作為善惡的參照,并依法裁判人物的命運。同寓言一樣,每篇小說有它自己預設的約定和法則,也許比寓言復雜一些,米蘭?昆德拉在他的《被背叛的遺囑》中論及《巨人傳》時說道“小說家與讀者間的契約應該從開始就建立”。走入不同的小說就有不同的法則。
      卡夫卡一生都在追尋真理的途上跋涉,他說“對于我們來說,存在著兩類真理,分別由‘知識之樹’和‘生命之樹’為代表,也就是能動原則的真理以及靜態原則的真理。根據前者,‘善’有別于‘惡’,而后者則既不知有‘善’,亦不知‘惡’,僅僅就是‘善’本身。事情的可悲正在于此。令人欣喜的是第一類真理關系到流逝中的時刻,第二類則關系到永恒,正因為如此,第一類真理就在第二類真理的光芒之中黯然消失。”(《日記》1918.2.5)可以看出,卡夫卡是趨向于第二類真理的,但是,他與他周圍的一切又畢竟時刻處于“流逝中的時刻”無法擺脫,在筆記中卡夫卡曾描繪自己的處境,說他既是一個天空的公民,同時又是一個地球上的公民,不論他往哪邊靠攏,另一邊的繩索就會勒緊他的脖子。在卡夫卡的世界中,兩種相互矛盾的真理是同時存在,而且發生作用的,兩種真理他都必須考慮。卡夫卡的小說世界的法則:是真理標準的無法確定,在操作上無法只執一端。在《判決》中關系到生活和關系到生命的兩類真理使卡夫卡不以一個設定的標準為參照來描寫罪的面貌,而只是描繪了在這兩種“法”之間游蕩的罪感的不可捉摸的力量,往哪一邊躲都會被另一邊的繩子拉緊。
      作為主要推進力的那個關于朋友的話題本身就前后矛盾,荒誕不已。格奧爾格提起“朋友”,父親斷然否定他的存在,而當父親成功地使格奧爾格表示“別去管我的朋友了,一千個朋友也抵不上我的父親”時,他又輕易地承認了這個朋友的存在,而且自己是“他在這里的代表”。“如何能在分析世界時做到嚴謹,同時在游戲般的夢中不負責任地自由自在?如何把這兩個不相容的目的結合起來?卡夫卡解開了這一巨大的謎。”(《被背叛的遺囑》米蘭?昆德拉)《判決》充分展示了卡夫卡的這種天才,正是在這個隨心所欲、不負責任的情節游戲背后,卡夫卡同時充分表現了他的嚴謹,他的隨心所欲為了他的嚴謹服務。在這些前后矛盾的談話的矛盾中,在那些前后似乎沒有關系的話語的聯接中,談話的核心得以展現,在這個核心中,父親無休止地提示他的罪行,雖然由于故事的“法”的不確定性,格奧爾格不必認同父親為他定的這些罪。但是,在這樣一串旁敲側擊的過程中他還是如父親所希望的,沉沒在負罪感之中,認為自己有罪。最真實的東西――自己心里的罪感已經存在了,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罪是什么已經不再那么重要。
      美國學者凱特?費洛里斯在其題為《<判決>(1947)》的評論文章中認為:“如果說外在的格奧爾格?本德曼與外在的卡夫卡相一致,那么就會發現,格奧爾格在俄國的朋友則與內在的卡夫卡,其作品中的,特別是日記中的卡夫卡驚人地相似。”卡夫卡本人在關于《判決》的日記(1913.2.11)中寫道:“那位朋友是父與子之間的聯系。他是他們之間最大的共性。”如果用凱特的說法來解讀《判決》無疑可以熨平故事內容上讀不通的荒誕古怪之處,但在把卡夫卡的夢幻游戲一一落實的時候也遺憾地削弱了他的小說的自由自在的魅力。采用卡夫卡自己的這種比較混沌籠統的說法也許更好一些。
      “共性”意味著它能決定兩個人之間的控制與被控制的關系。人與人的溝通總是建立在共同點上的,兩人之間的復雜關系在這一個個的聯系上建立起來,在不同的共性上各有優劣才能平衡,當兩個人之間的共性完全掌握于一人之手時,他就像是掌握了一個開關,可以隨時開啟,得到自己希望的效果,對對方產生強烈的影響,而對方無可回避。既是共性,它又是兩人之間搭成了默契的區域,具有無需多言的敏感。
      “朋友”這一共性開始時還未得到充分討論,開關還不知在誰的手中。格奧爾格還抱著樂觀態度,“喜不自勝地玩味著這一共同物,以為自己已經贏得了父親。”(《日記》1913.2.11)朋友既是自己的朋友,不可置疑的,自己是唯一可能與之建立長期聯系的人選,父親不可以進入他們之間的關系,占領這個共性,因此也無法發表任何實質性的打擊言論,于是格奧爾格打開這個話題,以為自己掌握了這個開關。從這里開始,卡夫卡開始進入他的荒謬與嚴謹并行的世界,在矛盾中格奧爾格一步步被那個罪名不定的負罪感卷得越來越遠。
      “為什么要寫信到彼得堡去?”父親問。
      “告訴我在那兒的朋友。”格奧爾格說著,用目光追尋他父親的眼睛。……
      “哦,告訴你的朋友了?”父親以特別強調的口吻說。
      在卡夫卡的筆記中有一段話像極了這個場面:“一個突變。回答問題是瞻前顧后,小心翼翼,懷著希望,窺測方向,絕望地在問題的那不可接近的臉上探索著,跟著它踏上最荒唐的,亦即為回答所避之唯恐不及的道路。”一方在小心翼翼地渴求,另一方卻在以同樣的敏感打擊這樣的渴求。格奧爾格發現自己將從那條道上一直下滑時已經太晚了,談話幾乎還沒開始,惡已隱隱現身。在“共性”的領域中,一個輕微的顫動都昭示著之后一切的事與愿違。格奧爾格想向父親進一步說明在這個共性上自己的地位時,父親突然提起了與此無關的話題,關于母親和事業的。之后,格奧爾格也十分突兀地表示“別去管我的朋友了”。卡夫卡把“朋友”定義為父子之間“最大的共性”,在同一篇日記中,他又把“對母親的愛和依從”,“對母親始終不渝的緬懷”以及“最初確實是由父親為商店爭取到的顧客”定義為“較次要的共同點”,與“主要的共性”不同的是,在這些共同點上,格奧爾格是已被預先證明了處于劣勢的。現實情況是,格奧爾格在事業上成功而父親在越來越黑的房間里衰老,而事業是父親一手草創的。含辛茹苦的母親去世了,而格奧爾格卻在年輕姑娘那里得到了滿足,準備結婚。在這樣的事實下,父親可以說“自從你親愛的母親去世后,已經出現了好幾起很不得體的事”。似乎兒子用自己的幸福成功背棄了雙親,而格奧爾格找不到一句話來作正面申辯。這是父親給他已經定下的罪,然而格奧爾格對此感到茫然,他“幾乎是心不在焉”。他“做了個鬼臉”。他忍不住地喊“你真是個滑稽演員!”他不以父親定下的罪為然,但是與此同時,他又確確實實地感覺到了這種控訴的嚴重性,不真實的控訴引導出了他心中真實的負罪感,于是當格奧爾格想說一句嘲諷的話時,這句話說出來就“變了語調,變得非常認真嚴肅”。在這個共同性上,父親打開開關,立即在格奧爾格身上產生了效果。父親成功地使格奧爾格走向了自我處決的第一步。從這里走向最后,格奧爾格活著的最后一刻,他低聲說的是:“親愛的父母親,我可一直是愛著你們的。”說完他就松手讓自己落下水去,這最后一步和第一步其實是一樣的,他最后的申辯表明他對父親定下的罪并沒有承認,他松手任自己死去,說明他有罪感,認為自己該處以死刑。
      罪可以被體驗到,但沒有固定的標準來清楚地認識,這樣,格奧爾格就無從消解心中的負罪感,他滿心痛苦地懷著不斷解釋自己的需要,只有用對父親的關心來保持平衡,在小說中,一旦父親提到母親或事業這樣的話題,格奧爾格在語言或心理上的反應就是對父親的關心,他不只是要向父親表白,同時也在撫慰心中的負罪感。這個他用以減輕自己的罪感的話題本身清楚地表明了他的罪感有多深,因為心中的負罪感越深解釋的需要就越盛。隨著對話的推進,父親甚至阻斷了他用以保持平衡的這個途徑。
      “你已經想起他了,是不是?”格奧爾格問。(“他”指朋友)
      “我現在已經蓋嚴實了嗎?”父親問。
      “你躺在床上感到舒服些了吧?”
      “我已經蓋嚴實了嗎?”
      “你放心好了,你蓋得很嚴實。”
      “我已經蓋嚴實了嗎?”
      “你放心好了,你蓋得很嚴實。”
      “不!”他父親打斷了他的答話喊道,……“你要把我蓋上,這我知道,我的好小子,不過我可還沒有被完全蓋上。……我當然認識你的朋友……。”
      父親深深地將他引誘進入這個關于“關心”的話題,然后突然跳起來,將他的關心一網打盡,把這種關心揭示為動機不純的花招,暗示他這種行徑的可恥,這時,當格奧爾格用以作微弱抵抗的東西本身也帶來可恥的負罪感時,格奧爾格喪失了申辯的資格。于是父親以大獲全勝的姿態步入了這個最大的共同性中,承認了朋友的存在,根本不用在乎自己前面說過些什么。
      在《判決》中這段對話也是典型的對話方式,表面看起來牛頭不對馬嘴,其實罪在下面像暗流一樣把格奧爾格卷走。小說中,每當格奧爾格談論什么話題,父親就轉向另一個,而格奧爾格跟進時,父親又再次轉回原來的話題,格奧爾格談到“朋友”,父親就轉而說“母親”,格奧爾格跟著表示對父母的愛時,父親又轉而大談“朋友”。在這一個回合里,父親從可能性上根本否定了格奧爾格的解釋,以后,格奧爾格連話也不能說一句了。在這個最荒誕任意的情節――朋友的存在與否出現的同時,卡夫卡深刻地展現了在談話的真正核心――罪上的關鍵性的一步,將自由自在的游戲與嚴謹的分析作了一個完美的結合。在這些話題的聯接和轉換之間,罪衍就像兩塊同極磁鐵之間的壓力,越靠近壓力越大,但始終抓不住什么,只是在中間滑動著。
      悲劇不在于父親說:“我現在判決你去投河淹死。”也不僅在于格奧爾格對自己說:“我現在判決你去投河淹死。”而在于格奧爾格在這一過程中如何慢慢地開始對自己說這句話,罪隨著懲漫漲在整個過程中。卡夫卡沒有最終拔出罪的根,只是咀嚼著那有毒的罪的果實。這是卡夫卡的游戲后的真實嚴謹,生活未嘗不是如此,可以頭頭是道地解釋的世界總是令人生疑的。
      
      呂婷,大學生,現居上海。有若干文章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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