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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羅山與官學化的日本朱子學

作者:未知

  摘 要:林羅山的朱子學思想從中國而來,結合日本的情況,有了日本獨有的朱子學的特征,體現了“實用性”。他的朱子學思想及教育學上的建樹,為德川幕府初期的穩定與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功績。他創造性地運用理學解釋日本神道,塑造了日本朱子學的特色,為朱子學確立為德川幕府的官學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這樣一位被稱為“純粹的朱子學”的御用學者,委任于幕府政治,其學說的本質是假借朱子學之名,為幕府所用,體現了日本民族的多元性和吸收外來文化上的實用主義精神。
  關鍵詞:林羅山;朱子學;德川幕府;官學
  一、林羅山生平簡介
  林羅山(1583年8月一1657年3月7日)名忠,又名信勝,字子信,號三郎,剃發后法號為道春。林羅山作為日本江戶前期朱子學派的最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在日本思想史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其生父為林信時,其母為田中氏。羅山生后不久便成為了林信時之兄林吉勝號理齋的養子。林氏一族原為鄉村地主,之后沒落為中流商家。身為米商的理齋將很大的希望寄托于自幼就天資聰穎的林羅山身上,期待他能夠通過研習學問獲得地位,并重振家族。
  林羅山于1595年13歲時進入京都五山之一的建仁寺,師從闡師古澗慈稽開始接觸并學習唐宋的詩文等古籍。時至羅山1597年,因拒絕剃發出家的要求而出寺歸家。22歲出于政治及學問的雙重目的,林羅山經吉田素庵介紹進入日本朱子學的推廣及展開者藤原惺窩(1561年-1615年)門下,在思想上有了較大的轉變。藤原惺窩作為日本朱子學的開山者之一,使儒學從禪學的束縛中擺脫出來,走上了獨立之路,并將日本的儒學向倫理之學進行了轉化。
  林羅山直接師承于“日本近世儒學史上的開山人物”的藤原惺窩(1561年-1615年),繼承并發揚了儒學思想的思辨性這一哲學本質,并歷仕德川幕府的家康、秀忠、家光、家綱四代將軍,為日本朱子學走上官學地位并得以長期占據這一地位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在1630年,羅山接受了德川家康第九子德川義直賞賜的土地及資金,開始籌建學堂,并于1632年在上野忍岡建成了先圣堂,開始在此廣泛的講授和傳播朱子學。在江戶時代初期的一百三十余年中,朱子學一直保持著其不可撼動的官學地位。這一地位的保持是與日本最著名的朱子學家之一—林羅山的貢獻不能分開的。
  1657年3月2日江戶發生了一場規模極大的火災—明歷大火。這場火災最終將羅山位于神田的家宅銅文庫付之一炬。1657年3月7日羅山在他避難的上野別居中病逝,結束了他75歲的生涯。
  二、影響了德川幕府的林羅山朱子學思想
  (一)林羅山思想的源頭“援神排佛論”
  林羅山是一名純粹的朱子學者,除了朱子學之外,他排斥其他所有的一切思想。從奈良時代到德川幕府,佛教是日本社會的主要意識形態。因此,對林羅山來說如何對待佛教非常重要。林羅山首先認為,傳播朱子學必須排斥佛教。
  “日本自欽明佛法初行,譬如嚼火不消,熾燎原之炎,不可鄉邇也。豈可撲滅乎悲夫惡之易也,善之難也善不可失,惡不可長。嗚呼何惡之易長也先生生于叔世,志儒學,是善之不失者乎。儒之勝佛也,猶水勝火。今之為儒者,猶以一杯之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佛之甚者也。是以至于佛火之燎原,世俗之惑也。不異池中魚是亦為火災故也。”羅山在此將佛教謂為“惡”,并將其流行比喻為已成燎原之勢、不可近更不可滅的大火,因其傳播速度之快而倍感其憂。同時羅山又將儒學比喻為水,以之與佛教之火相抗衡。羅山認為,儒教本可以戰勝佛教,就像水本可以克火一樣。但是,由于當今之世,儒者太少的緣故,其情勢也就無異于杯水車薪了。同時,火未被撲滅這一事實又讓更多人錯覺為水難勝火,即儒不如佛,以至于助長了佛教的傳播和擴散,使佛教形成當時的燎原之勢,批佛興儒之艱辛。同時羅山針對困擾世人己久的儒與佛的虛實問題進行了分析并給出了答案。羅山首先說“夫儒也實,佛也虛。宴虛實之惑滔滔者天下皆是。今若于虛與實,則誰人取虛而棄實哉然取佛之無實,則非不聞道之過而已,不知虛實之過而己乎。”不但揭示了儒與佛的根本區別在于虛實問題上,而且分析說,人們之所以信奉佛教,是因為沒有辨清虛實的緣故。在道明原因后,羅山說“過則無憚改之,善言有之,善哉。”無疑這為人們的改過自新提供了可能。林羅山明確了佛教在其虛空自然和人倫的本質下,“滅絕義理”的非道之舉,更道出了釋教于人倫綱常之上背棄忠孝而求道的不可取行徑,直接指出了儒道與佛道的根本區別之所在。在丟棄人倫之后,佛教的出家人們自謂出世脫俗。就此一點羅山也表現出了厭惡之情。羅山因其恩師惺窩之語起論,說“先生曰自佛者言之,有真諦,有俗諦有世間,有出世。若以我觀之,則人倫皆真也。未聞呼君子為俗也,我恐僧徒乃是俗也,圣人何廢人間世哉”羅山認為只有以人倫為真諦的人才是真正超凡脫俗的人,而僧人卻都是俗人。另外,羅山還站在宇宙、本體論之根源—“理”的高度,再次指出了佛教思想中摒棄事物、虛空一切的做法的謬誤,羅山說“我儒如明鏡,物來即應釋氏如暗鏡,卻棄絕物。鏡中本來固有之明而欲暗之,是害理也。對于羅山的這一論斷,惺窩也給予了肯定,批曰“先儒之成說”。
  與此同時,羅山借用日本固有的神道和排佛和援神相結合。日本神無論在哪里都是存在的,所以被稱為是神國。神道是日本的文化傳統,日本天皇和日本的各個地方都有神社,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本是神國家。神武帝以來,繼續有天皇存在,王道是弘大,神又存在嗎?”可以看出,日本在當時是信奉佛教的神道教的確會繼續衰敗下去。羅山是儒學家,排斥佛教,宗教的獨立性體現在神國宗教的獨立性。穩定國家的基礎,恢復國家的正當性,維護國家傳統的神道,是建立在穩定的幕府基礎上的,也就是說,羅山援神排佛符合幕府的統治要求。羅山把援神排佛思想主要用在了現實社會和政治上,這一點貫穿了羅山的學問生涯和政治生涯。因此,可以認為出佛援神論是林羅山思想的開始。羅山從援神排佛思想出發,邁出了一條使朱子學官學化的道路。   (二)以幕府統治為理論依據的理氣論
  “理”論是哲學上的宇宙觀。朱子學與佛教不同,它與理論與實踐相結合是先進的思想,理是指萬物的規律、法則,氣是指事物。林羅山的理氣論以儒學邏輯思想為中心。羅山說:“太極是道理,陰陽是氣,陰陽也是太極,人物出自天地,是同樣的道理。”林羅山對待朱子學,并沒有完全照搬與繼承,而是結合日本本土特點,創造性地發揮朱子學理論。他反對朱熹的理氣二元說,提出了理氣一元說。羅山說:“理氣一而二,二而一,是宋儒之意也。然陽明子曰:‘理者,氣之條理;氣者,理之運用。’由之思焉,則彼有支離之弊。由后學起,則右之二語,不可拾此而取彼也。要之歸乎一而已矣,惟心之謂乎。”林羅山的理氣論以儒學邏輯思想為中心,論述了太極與理氣的關系。羅山又曰:“太極生陰陽,陰陽生五行,變化生,克生萬物,太極理也,陰陽氣也,所以陰陽者道也,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也。人物之出自天地本是理一也。”他認為“太極(宇宙的本體)是理,陰陽是氣。太極中原本有陰陽,陰陽中亦包含太極,其理論核心的“理”是天地萬物的“制造者”,是萬物存在的依據。根據他的想法,太極與陰陽的差別只是能否看得見,兩者原本是同一體,這是他的“理本體論”。這些便是他的唯心一元體論。
  林羅山指出:在理之上有帝,帝也好,天也好,性也好,心也好,所有的一切都與理統一了。這里的“理”是德川幕府,“帝”就是指天皇,但在幕府之上卻是天皇,天皇是最高的統治者。這個理論與希望得到天皇認可的德川幕府權利的愿望一致。而另一方面,在當時的社會中,實際的權力掌握在幕府手中,而天皇只是表面上的裝飾,“天”與“性”全在“理”中誕生。也就是說,羅山主張應該遵從“理”的德川幕府。這個理論正好適合成立德川幕府時,結束混亂的局面,管理統一社會秩序的政府。這種理論成為幕府統治的理論依據。林羅山一切都是從理出發,幕府的政治和道德活動,找到了基礎。把朱子學應用于現實的政治活動。“理”是上下級差別對待的肯定范圍,“氣”認同了現實中上下級關系。在這里,統一了理智,把“理”解釋成“上下定的理”變是一種等級關系,到了江戶時代,日本的社會意識形態根深蒂固于國民的心中。
  (三)神道、王道、儒道、人道統一的“理當心地神道”
  林羅山認為,神道是王道,王道是儒道,神道應以儒學的”理“為基礎,從而建立起以儒學思想為框架的神道理論體系。他把自己的神儒思想體系稱為“理當心地神道”。
  從圣德太子時代到江戶時代,佛教的盛行與廣泛地影響社會但是,神道被認為是日本國有化的宗教,在日本人的心中相信神明當時還留有一絲自我安慰的心情。林羅山說到:“神是天地的靈魂,心像神的家。如果你的心是家,那么上帝就是人。就像靈魂一樣,神沒有形狀,沒有看不見的地方,也沒有天地之間”主張所有日本人應該信仰神道。羅山以神道為理,這是他的神道觀的根本思想。神道教是理,即萬事有理,理即自然的真實。神是天地之本有,萬物之身。羅山還主張日本神道教是王道。“我朝是神國,神道是王道”林羅山借用朱子學的理論,結合日本神道教,把自己的神儒合一于是創造了“理是心地神道”。在《神道教》中寫到:“有理的神道是王道。心中沒有其他的神也沒有其他的道理,心是清明的。史記是神的光芒,行跡是神的姿態,政行是神的國治是神的國力,國治是神的國力。”這是“理是心地神道”的出處。這里的理,是清明之神之光。讓言行更為真誠是因為看見了神的姿態。而行政是靠神的德,治國是靠神的力量。羅山借用日本神道之名,賦予日本的神明哲理。并且,羅山思想中神道、王道、儒道、人道的根本是相同的,指的是幕府統治。林羅山是崇尚國民的儒學思想,治理國民是對神的尊敬主張是一樣的。所以神道教和人道一樣,于是,神道、儒道、人道與幕府統治的王道實現了統一。
  以上論述了林羅山的排佛論、理氣論和新神道觀。林羅山的思想皆有政治傾向,其發展了朱子學,應用于政府統治,這是其重要思想的一部分。羅山還接受了朱子學,與幕府的統治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根據幕府統治的需要,為了封建社會頂點的江戶時代的政府統治而被要求理論依據。他站在道德屬性的立場,構想了幕藩體制下的身份秩序,在人際關系中,他推行了作為身份的士農工商的身份制度,創造了位居幕藩體制基礎的身份秩序的絕對性理論。
  三、幕府官學化的道路
  從時代和思想的背景以及朱子學的實用性兩個方面來探討。首先,時代思想的背景是:眾所周知,德川政權是通過武士之間的戰爭而得天下。家康認為得到天下容易,守護天下難。在日本還不是很穩定的時候,決定把政治當作教訓,從思想上代替武力進行統治。按照后來,幕府從“用武力治理國家”變成了“用仁政治理國家”;其次,從思想背景來說,江戶時代以前的日本,信奉佛教。但到了江戶時代,佛教逐漸衰敗。佛教衰落的主要原因有二:一、佛教講究來世、儒學講究世態。亂世幸存下來的武士們不應該再相信來世的佛教思想,武士們更需要改變現狀。二、佛教興建寺院開始大規模土木工程,浪費了他們的財產。寺院與民的矛盾越來越激烈了,佛教已經無法適應當時的統治形態。從朱子學的內容來看,朱子學的“修身”、“治國”、“平天下”等已經適應了家康的治國理念,朱子學的“上下關系”“自”守理”等秩序思想正能應對穩定幕府初期的社會要求。把經歷了戰國時代混亂的民眾思想統一起來,提出了”和”。
  林羅山出現在相當于時代變更期的江戶時代,受到幕府的很大重用,即位、改元、行幸、入朝儀式等,早議制定律令。但當朱子學在超出個別學者接受的層面以后,以德川幕府權力為代表的日本近世社會,并沒有自覺地意識到日本朱子學的產生。這就導致林羅山在與德川幕府建立關系時,只能依照日本朱子學產生以前的傳統,而不是按照日本朱子學者的面目。而躋身于德川幕僚政治之中,林羅山不得不剃發、擁有道春的法名。剃發后的林羅山并沒有被授予官職,其之所以能進入德川幕僚之中是因為其驚人的博學廣識才能,而不是因為其信奉的學說,其在德川幕府中的身份,林羅山被認為與藤原惺窩一樣都是“御伽眾”。“御伽眾”是從戰國時代以來到江戶時代初期夜晚在將軍和大名身邊幫助打發閑暇時光的人員,廣義上包括處世談、修養談、世事談、軍物語等傳授教養和知識的御咄眾、御相伴談伴。由此可以看出,盡管林羅山進入德川幕僚政治之中,但其作為日本朱子學者特質發揮的空間不是很大。在德川家康的視野中并沒有朱子學,也沒有為日本朱子學者留有空間。   不論是日本朱子學者,還是作為學說的日本朱子學,在江戶初期政治權力和政治秩序中的位置都不是先天、自然就有的。最初進入幕府層面的日本朱子學者和日本朱子學說只是基于個體關系而維系,對如德川家康這樣的權力者而言,其對林羅山的賞識只是出于一種個人的喜好。因此可以說,在江戶初期,不論是從作為朱子學者的林羅山入仕幕府的角度,還是從德川幕府雇傭像林羅山這樣的儒學者角度,都不是以朱子學為媒介實現的,因此入仕和雇傭這類具有象征意義的行為,談不上是政治制度的行為,也不能說是與權力的結盟關系,更不能由此得出日本朱子學就此成為德川幕府的正統意識形態。林羅山自從慶長7年以來就在自己的生活和思想中確立了以朱子學為重心的邏輯。但是林羅山慶長10年會見德川家康入仕德川幕府后,林羅山并沒有將自己的信奉的朱子學學說輻射到德川幕府中去,相應地,在以德川家康為代表的德川幕府實權人物那里,林羅山也不被視為朱子學者。
  而在德川家光時期的林羅山所受到將軍寵幸的程度超過將軍德川家康和德川秀忠時期,這一方面體現在林羅山這時候已經改變了作為被雇傭狀態的“御伽眾”,被授予民部卿法印,成功地躋身于德川幕府的等級秩序之中。幕府除了在政治和外交上幕府充分地重用林羅山以外,還允許林羅山在一定空間內將其朱子學的特質發揮出來,從林羅山的私整學校能夠得到幕府的援助來看,林羅山的私整學校要超越一般儒學者在民間開設的私整的水平,但是在幕府視野中的林羅山與林羅山作為日本朱子學者的特質仍然存在著很大的偏差。這一方面體現在,盡管在德川家光時期林羅山在幕僚政治中占有很高的地位,執掌文事,并械授予官職,但是林羅山的官職是技照以往投于僧人的傳統標準而來的,而德川幕府初期并沒有以林羅山為契機拓展出朱子學的制度空間;另一方面體現在,盡管這個學校是幕府幫忙援建,但并不意味著幕府承認其學校的性質。林羅山可以作為政治顧問、執掌外交文書的起草等,但是卻不能將林羅山的這些活動視為是以其朱子學思想為工具,來說明德川幕府權力的合法性和維持江戶封建秩序的目的。林羅山這時候所從事的文事,首先是因為其才能而不是因為其朱子學者的身份,并且這些活動大多是中性技術性的活動,而不是有意識地進行意識形態構建。
  朱子學向官學化轉化的過程,對于日本朱子學而言,具有以下兩點普遍意義。首先,是在這個過程中,林羅山朱子學者身份得到幕府的承認,從此以后日本的朱子學者的身份漸漸得到認同,日本儒者可以職業人的身份在民間從事教育和寫作,或者在政治層面上取代以往佛教僧人作為政治顧問的作用,或者在幕府的藩校以儒官的身份進入等級秩序的行列中。其次,林家朱子學向幕府官學轉化的過程中,意味著日本朱子學的存在方式有了很大改變。日本朱子學最初只能說是產生于日本朱子學者的思想和生活當中,在超出少數專門日本朱子學者這個范圍以外,最初日本近世社會對于日本朱子學的反應是消極的,但是隨著幕府開始著手將林家私塾學校變為幕府的直轄學校,而各個藩在幕府的帶動下,也紛紛著手建立藩校之后,日本朱子學的輻射就得以在政治權力的援助下,以組織的和制度的方式存在,并對外進行輻射。
  四、結語
  江戶幕府建立后德川統治者推行推崇儒學的政策使儒學脫離禪宗而迅速走上獨立發展的道路并很快在日本發展到了它的全盛時期同時日本民族根據自身的傳統習慣對儒學進行了取舍、選擇儒學因此而日本化日本的民族文化由此形成。藤原惺窩的弟子林羅山自辦私整傳播儒學得到德川家康的贊同標志著日本儒學教育正式深入到民間與公開化儒學從此在日本進入了它的全盛時代。羅山受到幕府的重用之后,將軍們開始學習朱子學,由政府主導的對朱子學的思想對政治制度有重大影響。另外,羅山對于建立教育機構有很大的幫助,通過他私塾教育的貢獻,官員和武士們可以學習朱子學。林羅山的排佛論,理氣論和以神道觀為中心的朱子學思想也不斷調整以適應幕府政府。雖然林羅山給江戶時代的思想界帶來巨大的影響力,將朱子學推促為江戶官學,但由于他作為一位儒者,他的思想圍繞幕府政府服務,缺乏了真正的儒者風格,因此也得到世人對他褒貶不一的態度。但若將其放置在歷史時刻軸上來看,他仍是對推動歷史的發展起過重要貢獻的杰出的哲學家、思想家、教育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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