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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體時代電影批評的碎微化及其價值危機

作者:未知

  摘要:互聯網、數字信息等新媒體技術重塑了社會的文化形態,并導致電影批評在寫作主體、尺度形式、數據體量及功能屬性等方面呈現出鮮明的“碎微化”趨勢。在“碎微化”文化邏輯主導下,電影批評正面臨嚴峻的價值危機,如批評主體的認知焦慮和精神分裂;信息超載與批判性反思的缺席;批評標準的失依和公共話語空間的無序等。如何實現電影批評的價值重建,亟待我們深入關注與反思。
  關鍵詞:電影批評;碎微化;認知焦慮;數據煙霧;價值危機
  中圖分類號:I235.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8122(2019)11-0012-03
  麥克盧漢曾指出,每一種新媒介的產生和運用,都宣告著我們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互聯網、數字信息等新媒體技術的發展,深刻改變了人類的認知方式、思維模式和情感體驗,并重塑了社會的文化形態,其中一個重要趨勢便是“碎微化”時代的到來。“借用鮑曼的術語,如果說碎片化是‘水流’態,那碎微化則呈現為‘水滴’態,后者比前者更加細化、微化和碎化。無論從歷史還是邏輯的角度來說,‘碎微化’都是現代性的碎片化發展的新階段,其主要特征在于信息生產、傳播和接受的高度‘碎微化’。[1]”作為數字媒介技術與后現代文化聯姻的產物,新媒體時代的電影批評呈現出鮮明的“碎微化”癥候,并在主體認知、知識生產、評價標準等方面面臨著深刻的價值危機。
  一、電影批評的“碎微化”癥候
  (一)從批評主體來看
  普羅大眾、草根微民取代了傳統的文化精英、知識分子,成為新媒體時代電影批評的生產者和傳播者。如納茹拉所指出的:“與傳統媒體創造的一維的、中心化的、金字塔形的、等級化的體系不同,網絡引入了多維的交流環境,并且促進了去中心化的平民主義。[2]”借助便捷的新媒體平臺,傳統的“傳—受”信息模式被打破,幾乎所有的電影觀眾——不分年齡、職業、教育程度、文化修養、審美趣味,都可以作為電影批評的生產者和傳播者,發出自己的聲音,表達自己的見解,使互動交流、激辯爭鳴成為電影批評的常態。
  (二)從尺度形式來看
  新媒體時代的人們愈發迷戀“微”“小”事物,并熱衷于在私人化的社交平臺和公共話語空間生產、傳播各種各樣的“微敘事”“微話語”。從豆瓣電影的短評、時光網的一句話影評到彈幕、微博、微信影評,再到以購票APP為代表的移動互聯網客戶端影評,新媒體時代的電影批評在篇幅、字數上愈發呈現出“短、平、快”的特征,電影觀眾也越來越習慣于在觀影行為結束之后,用三言兩語發表自己的觀影感受,言簡意賅,直抒胸臆。
  (三)從數據體量來看
  與尺度、形式的“微”“小”相伴隨的,是新媒體時代電影批評數據體量的海量和龐雜。以豆瓣電影網站為例,一部正在熱映的電影往往有數萬甚至數十萬人參與評分,短評及長影評各有上萬條,評論下方還會有成百上千的讀者回應,這些回復、跟帖與影評之間的對話和互動延伸拓展了批評的話語空間,并與影評原文共同組成鮮活生動、龐大駁雜的數據海洋。
  (四)從功能屬性來看
  娛樂化、消費化、快感化日漸成為當下影評的流行文風。在后現代消費文化潮流的裹挾下,大多數信息的生產不再是為了帶給人們理性的思考和審美的熏陶,而是給人們提供了膚淺的感官刺激和快感滿足。戲謔調侃、宣泄吐槽成為電影批評的常態,短評、快評、酷評甚囂塵上,淺薄化、娛樂化蔚然成風,尤其是一些微博、微信等自媒體影評為了攫取關注度和注意力,標題驚世駭俗、挑戰底線,語言油腔滑調、裝腔作勢,并借助各類表情包、動圖刺激讀者的眼球,制造出強烈的煽動性。
  二、新媒體時代電影批評的價值危機
  (一)主體認知焦慮與精神分裂
  在關于新媒體的研究中,理論家們普遍認為,新媒體加劇了現代社會的流動性和不確定性,使人們的身份認同和主體性發生了深刻的改變。印刷文化的線性排列方式培養的是理性、統一的主體,而數字媒介則打破了線性思維。文字信息以交叉、鏈接的方式呈現,從而導致人的主體性變得越來越不穩定。對于網絡影評的寫作者而言,這種主體分裂表現得尤為鮮明。新媒體時代,互聯網上關于一部影片通常有成千上萬乃至上百萬條評論,這些從不同角度、不同立場作出的解讀在打開人們腦洞的同時,也造成了主體思維模式的碎片化和文化人格的分裂,因為這些斑駁陸離的評論很多時候會導向自相矛盾、分崩離析的結論。如彈幕一方面為廣大觀眾提供了便捷即時的吐槽、評論平臺;另一方面,屏幕上頻繁閃爍而又快速消失的字體、符號,像是汩汩冒出的“影評流”,不斷從我們頭腦中洗刷而過,卻難以留下深刻印記,紛繁龐雜的信息和支離破碎的話語令人們在比特的洪流中迷失方向。如媒介理論家道格拉斯·凱爾納所說,“在后現代的文化中,主體已經被分化為一種越來越欣快但又支離破碎的變數,而非中心化的后現代自我也不再感受到焦慮(歇斯底里癥成了典型的后現代的精神疾病),同時也不再擁有深度性、實體性和一致性。[3]”可以說,新媒體時代電影批評的主體在片段的、互不關聯的、斷續的后現代文化經驗中,陷入了嚴重的認知焦慮和精神分裂。
  (二)數據煙霧與批判性反思的缺席
  根據丹尼爾·貝爾對知識的定義,知識是“一系列有組織的事實或觀點陳述,它呈現了一個理性的判斷或一個經驗的結果,并通過某種傳播媒介以系統的方式傳遞給其他人。”作為以話語、敘述為基礎的形式,知識要求耐心的協調和反思,然而,數字媒介技術將知識壓縮為比特,使知識成為一種信息的商品。“信息是加速資本主義市場而創造出來的知識:它的生產很廉價、易于交換、快速消費并被拋棄”[4]。新媒體時代,每個人都可以隨時隨地表達對電影的觀點和看法,然而這些即時海量的影評文字大部分只是“信息”而非“知識”,它們被快速生產、快速發表、快速傳播,其結果卻是文化上的膚淺和模式化。大衛·斯蘭克用“數據煙霧”來形容數字媒介空間的信息膨脹和過度泛濫,他認為我們的信息因為無用和過剩的數據而被污染,“信息的供應過多不再增加我們的生活質量,代替發生的卻是開始生產壓力、困惑和無知。”[5]面對網絡上充斥的海量影評,人們很容易產生認知麻木,而為了阻止讀者注意力的分散,屏幕嘗試提供更短、更有力的刺激,但這似乎是個惡性循環。尼爾·波茲曼曾批判電視文化的話語至今仍振聾發聵:“一個完全以現在為中心的、不能揭示時間的連續性的媒介會產生什么樣的后果?……一個只注重眼下的情緒反應的媒介會產生什么樣的結果?[6]”   (三)標準的失依與公共話語空間的無序
  從共時角度來看,電影具有政治、藝術、商業、技術等多重屬性;從歷史角度來看,不同時期的影片必然會打上該時期的歷史烙印和時代特征。因此,關于同一部電影,不同的人從不同的角度出發進行觀看,往往會得出不同的觀點,甚至大相徑庭的結論。這一點原本無可厚非,然而,在“碎微化”的文化邏輯下,新媒體時代的電影批評者們往往缺乏辯證思維和整體視野,極易走向偏激或極端,或一葉障目、不見泰山,或“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亡”。“這樣的信息一方面有可能歪曲或片面地反映社會和文化的真實事態;另一方面又強化了信息接受者簡單化和偏向性的解讀,激發接受者瞬間的情緒反應[1]”。此外,網絡交流的有限交互性、匿名性和易逝性懸置了言說者的責任意識和自律意識,一旦人們之間的觀點無法達成共識便很容易產生矛盾和沖突,最終導致電影批評陷入美丑不分、褒貶失據、評價失準的泥淖。
  三、電影批評價值重塑的多重路徑
  首先,作為一種審美活動,電影批評應當在感性體驗的基礎上,以自律、理性的精神作引導,這就要求批評主體應當具備理性的思辯精神和一定的審美鑒別能力。具體而言,在批評實踐中,應摒棄狹隘、偏激的“碎微化”思維方式,培養完整、全面的整體意識;在歷史的、比較的視野下,將電影置入具體的坐標體系中進行分析和評論。回顧中國電影批評的兩個黃金時代——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和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電影批評思潮的百花齊放和影評人話語權的競爭都得益于電影理論素養的提高、電影專業知識的把握和電影批評立場的自覺”[7]。
  其次,就電影批評的知識生產而言,鮮活生動、生機勃勃是新媒體時代電影批評相對于傳統影評的優勢,然而新銳和靈敏不應等同于淺層次的快感宣泄。文學理論家雷內·韋勒克曾以文學批評為例,指出“批評就是識別、判斷,因此就要使用并且涉及標準、原則、概念,從而也蘊涵著一種理論和美學,歸根結底包含一種哲學、一種世界觀。[8]”如何將“速度文化”轉化為“深度文化”,追求作為意義建構的闡釋,是電影批評今后應當努力的方向。
  以當下炙手可熱的微信公眾號影評為例,一些具有較高知名度的公眾號如“獨立魚電影”“電影山海經”“桃桃淘電影”“虹膜”等等,因其豐富的電影知識、獨特的評論視角和生動犀利的語言,匯聚了一批志同道合的電影愛好者。如定位于“專業、犀利、深入的電影介紹和評論”的“虹膜”,旗下集結了一批在網上有較高人氣和良好口碑的影評人——賽人、開寅、路西法爾、梅雪風等,并開辟影評人專欄,對電影進行深度解析,為讀者奉上優質文章,收獲了不少忠實粉絲。因此,不同于短評、彈幕等重在表達瞬間感受的影評,微信公眾號影評完全可以兼顧“速度文化”與“深度文化”,而活躍其間的影評人亦可扮演賽博空間的“新型文化中間人”角色,通過發表有深度、有見解的影評文章,發揮知識的“涓滴效應”,幫助普通觀眾加深對電影的理解,提高觀眾的審美趣味與文化品位。
  最后,針對當下批評標準的失依和評論場的分裂,亟待重建科學、合理的電影評價體系,恢復影評話語空間的秩序和權威。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概念本質上是一個對話性的概念,它的基礎是在一個共享的空間中聚集在一起、作為平等的參與者面對面交談的相互對話的個體。對于新媒體時代電影批評的參與者來說,應當在平等對話的基礎上表達不同的觀點,通過富有建設性的論辯,使得電影的多重意義浮出水面。 2017年1月18日,“中國電影評論學會網絡影視評論委員會”在北京成立,與會學者、專家、知名影評人圍繞網絡影評的現狀進行了討論,就網絡影評人的身份、職責、權力和義務達成共識,并在此基礎上發布了《網絡影評人七大公約》(下文簡稱《公約》)。《公約》列舉了網絡影評人應當堅守的一些原則,如“堅持說真話、講道理,營造開展網絡影評的良好氛圍”,“堅決反對網絡語言暴力,不用侮辱性語言謾罵、攻擊電影作品、創作者和與自己觀點不同的人”等等,《公約》的發布在一定程度上無疑有助于規范網絡影評行為,營造友好、和諧的批評輿論語境。
  四、小結
  當下,中國電影正處于產業轉型和市場升級的關鍵時期,面對電影市場的風云變幻和電影創作的更新換代,我們亟需電影批評的反饋、指導和引領。新媒體時代的電影批評如何抵御新媒體技術帶來的負面效應,摒棄“碎微化”思維方式,建構更加科學、合理的批評標準和批評體系,需要我們進一步反思和努力。
  參考文獻:
  [1]周憲.時代的碎微化及其反思[J].學術月刊,2014(12).
  [2]陶東風.網絡交往與新公共性的建構[J].文藝研究,2009(1).
  [3](美)道格拉斯·凱爾納著.丁寧譯.媒體文化:介于現代與后現代之間的文化研究、認同性與政治[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396.
  [4](英)蓋恩,比爾著.劉君,周競男譯.新媒介:關鍵概念[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5:46.
  [5](荷)簡·梵·迪克著.蔡靜譯.網絡社會——新媒體的社會層面[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4:216.
  [6](美)尼爾·波茲曼著.章燕,吳燕莛譯.娛樂至死·童年的消逝[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269-270.
  [7]陳山.權威影評的形成:20世紀30年代的電影批評意識與流派[J].當代電影,2018(2).
  [8](美)雷內·韋勒克著.張金言譯.批評的概念[M].北京: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1999:298.
  [責任編輯:張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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