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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運河影響下18世紀揚州園林的公共形態研究

作者:未知

  摘要:在以往的研究中,學者普遍將揚州園林歸類于以蘇州園林為參考的江南園林。而揚州作為大運河的原點城市,18世紀的揚州園林在運河的影響下,演變出了有別于蘇州園林風格的公共形態。現存19~20世紀初揚州興建的私家園林建筑風格,也都可以追溯到18世紀揚州園林與大運河互動產生的結果。本文探究在大運河影響下18世紀揚州園林形成的獨特的公共性風格,發掘出揚州園林本身的獨特價值,既可以統籌保護好現存的揚州園林,也對當下揚州計劃啟動建設的中國大運河博物館起到一定的幫助和借鑒意義。
  關鍵詞:大運河;揚州園林;公共形態;18世紀
  中圖分類號:A715、K928.7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8122(2019)11-0048-03
  一、揚州園林的研究回顧
  在18世紀末的《揚州畫舫錄》中提到“揚州以名園勝”,此書作者認為,為迎接乾隆南巡,揚州短時間內集中性地建造了一大批風景名勝,給人們留下深刻印象,被稱為揚州的“園林風暴”。2007年出版的《圖說中國古典園林史》中提到,“清同治之前,蘇州園林在中國古典園林史上的地位并不高,江南園林主要以揚州為中心”[1],同時還提出揚州園林更注重其“可游性”。目前對揚州園林的研究更側重于現存的城市宅園方面,如陳從周的《揚州園林》一書,主要是以現存的揚州園林作為基礎來研究,忽視揚州歷史上的園林。
  歷史上真正有影響力和成就的是18世紀中期的揚州園林,而現存的揚州園林更接近于蘇州園林,在地理位置、規模等方面都與高峰期時期的揚州園林相差較大。在《揚州園林變遷研究》[2]一文中歸納總結其主要原因有兩點:一方面,受蘇州園林研究的影響,蘇州園林相對揚州園林,有更多現存的城市宅園,因此更受學者們的研究喜愛,所以難免對揚州園林的研究也沿著同樣的思路研究下去;另一方面,大量已經不存在的揚州園林,只存在于古籍中,也給研究增加了難度,無法進一步考證。
  本文將以18世紀高峰時期的揚州園林為研究對象,結合以往揚州園林研究的圖文資料,探究為何18世紀揚州園林發展迅猛,又是如何在大運河的影響下形成其獨特的公共性形態,發掘出揚州園林的獨特價值,這也是本文研究的價值所在。
  二、中國園林的公共形態
  中國園林自古以來就不缺乏公共形態,在《中國古代園林的公共性特征及其對城市生活的影響——以宋代園林為例》中,作者認為中國古代公共性游園在春秋時就已經出現。《詩經》中也有多篇文章涉及游園主題。哪怕是中國的私家園林也都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出公共性形態,有文獻記載,“從東晉王子敬游吳郡顧辟疆園,到司馬光獨樂園;從文人相互品評到百姓春日賞花,大多數園林都有定期對外開放的習俗……公共性花園的普及甚至影響了唐宋時代的城市生活,市民傾城出動賞春踏青,雅集宴游幾成時尚,諸如曲江池、金明池、西湖等公共園林”[3]。
  三、18世紀大運河背景下揚州園林的公共形態
  提及18世紀揚州園林, “杭州以湖山勝,蘇州以市肆勝,揚州以園林勝,三者鼎峙,不可軒輊”代表了很多學者的觀點,在這句話中,可以發現將“湖山”“園林”“市肆”放在一起做排比,似乎也暗示著揚州園林和這兩者本質上是相似的——具有公共性態。18世紀的揚州園林比同時代其他地區的園林具有更強的公共性,主要體現在參與人群、園林建設及維護等各個方面。園林呈現公共形態是一種當下文化的集中體現,受到方方面面的影響,筆者結合這一時期發生在大運河上的事件及當時政策來分析揚州園林公共性出現的原因。
  (一) “船行”游覽方式的改變導致參與人群的變化
  因揚州地處平原,地勢緩和,往往園林的地址選擇會就近在大運河邊,隨著建筑規模的不斷擴大,也出現了后來利用大運河支流在各個園林建筑間“船行”的現象。18世紀的揚州風景園林,出行游覽的方式轉變為“船行”,其參與游覽的人群發生了極大的變化,慢慢轉向廣大的市民及旅游者,代替了18世紀前以文人為主體的傳統園林游覽,因此揚州園林逐漸變為世俗取向的風景園林。《揚州畫舫錄》具體提到了當時揚州園林的游覽方式,全文的認知路線呈現出以“水”為主干的特征,在最后也是以水道的終止而結束。我們通過比較18世紀不同時期的古籍可以發現,早期《湖海錄》主要強調靜止的觀望;《平山攬勝志》雖然也帶有水路游覽,但重心還是放在步行體驗式游覽;《平山堂圖志》中將步行和水路兩種游覽方式都做了詳細描寫;到了《揚州畫舫錄》則完全是以“畫舫”水路風景體驗為主導。如在《揚州畫舫錄》中曾經提到作者李斗的江園一日“俗游”,文章大篇幅記錄其在船上吃喝玩樂的景象——“或獨酌,或歌,或飲”,傍晚時候又搖艇入煙波中。從這四本古籍中,也可以看出大運河“船行”是慢慢滲入園林之中的。
  “船行”與通常參觀風景園林的步行、騎馬相比,船因其空間增大,帶來了觀園娛樂消遣方式的變化。在明末文震亨的《長物志》中對游船的空間格局進行了詳細描寫,“長可三丈有余,頭闊五尺,分為四倉:中倉可容僮仆四人,置壺盉、茗壺、茶具之屬”[4],在當時古人眼中,游船類似于一個移動的消費場所。這樣的消費場所也導致了兩個后果的形成,一方面,游園者對園林的關注度下降,部分關注度轉移到了娛樂休閑上;另一方面,改變了一直以來游園者大多是士大夫階級的一種高雅的欣賞自然的體驗,更側重于消費的體驗。觀賞風景園林也因此逐漸成為一種消費行為,帶動了更多的大眾階層參與到觀園行動當中。
  在《揚州畫舫錄》中提到,揚州公共畫舫數量到乾隆丁丑前僅有12艘,到乾隆丁丑后增加至241艘。公共游船數量的激增,帶來了一批碼頭維護、保養的“專業人員”。
  (二)“以工代賑”帶來官方的園林建設及維護
  大運河不只是一條文化之河,也是一條帶有政治色彩的河。大運河的挖掘工作,其目的在于加強溝通,更好地擴張國土,收斂錢財。在乾隆的第三次南巡時,開始在天寧宮建設行宮,從而也開啟了揚州園林建設的高潮期。   聯系當時的社會背景,在乾隆第三次南巡前,江南地區遭遇暴雨災難。有史料記載,1755年,江南地區遭遇暴雨“二月至四月雨,麥苗枯……六月大雨蝗蝻生……歲大饑”[5]。當時新上任的江蘇巡撫——陳宏謀開始了“戒奢”運動。天災下的貧民因為戒奢運動的控制消費反而喪失了工作謀生的機會,“戒奢”運動并不適應當時江南第三產業發展成熟的消費社會,該運動反而使百姓的生活雪上加霜。
  乾隆一貫的思路都是鼓勵消費、拉動經濟,將富人的財富流向貧苦階層。在第三次南巡前,乾隆就在揚州鼓動大家積極尋找工作謀求生存,以此來平息風波。這些以政府出頭牽動的工作一方面讓當時的大眾獲得謀生的機會;另一方面在維護社會穩定的同時,還可以創造社會價值,這些都在《清實錄》中有具體描寫。工作的主要來源,一是河防的修整,二就是園林的建造。
  揚州的園林風暴在江南天災后爆發,政府作為直接推動者,在建設和維護上都有經濟貢獻。在《揚州畫舫錄》中也有記錄,“從香阜寺易輕舟,由新河直抵天寧門行宮,乃眾商新開,既表敬公之心,且以工代賑”[5],我們可以看到當時鹽商的造園活動主要是一場利民的“以工代賑”的行為,同時也受到皇帝的贊許與認可。
  雖然當時的園林還屬于私人,但是由于建造、改造的目的來源于官方性質的促進消費的活動,而非是基于園主本人的個人審美建造,所以18世紀的揚州園林可以看作是中央政府支持、地方政府和私人合作的產物,這也直接導致了園林的公共性。
  四、啟示
  揚州園林在漫長的歷史變遷中,演變出和蘇州園林完全不同的公共風景園林,這在中國古典園林中是極為少見的一種現象,也是最接近現代公共園林的例子。在本文的研究中,也可以發現18世紀揚州園林風暴的出現和當時的環境、社會等因素密不可分。發生在大運河上的事情間接地改變了園林,例如皇帝巡視、開挖溝渠等社會事件。所以,揚州園林風格的形成一直以來都是受大運河文化影響的。
  作為大運河的原點城市,揚州對大運河的文化保護、傳承與利用工作有義不容辭的責任。串聯起揚州園林的歷史和現在,才能在未來更好地對揚州園林進行研究,也才能夠更好地豐滿和推動大運河文化帶的建設。
  參考文獻:
  [1]王其鈞.圖說中國古典園林史[M].北京:中國水利水電出版社, 2007.
  [2]都銘.揚州園林變遷研究[M].上海:同濟大學出版社, 2014.
  [3]王勁韜.中國古代園林的公共性特征及其對城市生活的影響——以宋代園林為例[J].中國園林,2011,27(5):68-72.
  [4](明)文震亨著.海軍,田君注釋.長物志圖說[M].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
  [5]上海、江西、安徽、浙江、江西、福建省(市)氣象局,中央氣象研究所編.華東地區近500年氣候史料-江蘇卷[Z].1978:2+180.
  [6]陳從周.揚州園林[M].上海:同濟大學出版社, 2007.
  [7](清)李斗.王軍評注.揚州畫舫錄[M].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84.
  [8]王丹丹.北京公共園林的發展與演變歷程研究[D].北京林業大學,2012.
  [9]屈婧雅.社會轉型視野下的宋代公共園林教化空間研究[D].重慶大學,2017.
  [責任編輯:張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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