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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與中國近代考古學

作者:未知

  摘 要:傅斯年為傳統史學尋找新材料、新方法和保護本國歷史文化,組織成立了諸如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等機構,推動考古工作的進行,培養考古學人才,并形成了關于考古學實踐和研究的理論認識,在中國近代考古學的形成發展中功不可沒。
  關鍵詞:傅斯年;考古學;發展
  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出身于山東聊城傅氏家族。他思想進步走在時代前列。在北京大學讀書時,傅斯年積極參加學生運動,是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之一,開明的思想和敢為天下先的勇氣為他日后引導考古學在中國發展提供了精神來源。1920年初傅斯年赴英、德留學。歸國之后,他開始組建歷史語言研究所(下文簡稱史語所),并親任所長[1],倡導在史語所成立考古組,與中國近代考古學的建立、發展緊密聯系。本文查閱相關文獻,旨在試述傅斯年在中國考古學發展史上的獨特作用。
  1 注重考古學的原因
  1.1 為傳統史學尋找新材料
  作為中國傳統史學的繼承人,傅斯年利用考古學尋找新材料,解決老問題,謀求新出路,是他注重并支持考古學在中國發展的重要原因。傅斯年曾對歷史研究提出過自己的見解,他說:“……動手動腳的干,我是說發掘和旅行……”[2],這種自覺為歷史學解決問題的意識,推動了他積極支持考古工作。此外,20世紀初“古史辯派”興起,史學界在中國古史研究中產生了分歧。傅斯年對此有自己獨特的看法:夏商古史是歷史興亡后的產物,依靠這種殘留的古史來研究問題不僅不能得到歷史的真面目,還會陷入泥潭,不可自拔[3]。傳統文獻材料確實不能完全解決古史研究的爭端,國外興起的考古學讓傅斯年看到了利用地下實物回答歷史問題的希望。
  1.2 外國勢力掠奪中國文化資源的刺激
  20世紀前期,帝國主義國家借科學研究之名,瘋狂劫掠中國文物。對此,傅斯年非常痛心。他在史語所成立時表達了“我們著實不滿這個狀態……學問的原料,也被歐洲人搬了去乃至偷了去”[4]的憤慨。為了保護中國文物,保留中國文化研究話語權,傅斯年找到了考古學這個具有實踐意義的科學方法。
  1.3 傳統金石學的缺陷
  中國學者以青銅器、碑刻等古器物作為研究對象的金石學歷史悠久。隨著時代的發展,金石學無法滿足現代學術精細化的研究。金石學通常是研究單個物品,缺乏出土環境,無法建立完整的文化序列,其研究的“古董”甚至有可能系偽制,無力回答諸多歷史疑惑。鑒于此,傅斯年為開辟中國古物研究新路,大力推動考古學在中國的發展。
  2 推動考古學發展的具體做法
  傅斯年在《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對考古工作做了計劃:“首先,考古工作應以安陽為中心,逐次發掘燕趙故地;其次,以洛陽為起點,向西到中亞各地開展工作,并且要在重要的地方設立工作站。”工作規劃明確之后,史語所的考古工作逐漸展開。
  2.1 助力安陽殷墟發掘工作
  甲骨文的發現與確認,使傅斯年看到了殷墟的重要地位。在他的提議和倡導下,史語所考古組第一次發掘工作決定在殷墟開展。
  當時的中國政局動蕩,考古工作缺乏保障,尤其是經費短缺。為保證發掘順利進行,傅斯年不厭其煩地向中央研究院和民國政府解釋原因、申請經費,使殷墟發掘團免除后顧之憂,得以更好地開展工作。為給殷墟發掘團提供適宜的工作環境,傅斯年多次出面調和各方矛盾。1929年底,政治形勢較緊張,殷墟工作被迫停止,河南方面拒絕李濟、董作賓等人將文物帶離河南,并在未受專業考古訓練的情況下,派人到殷墟“尋求寶貝”。為解決沖突,傅斯年奔波于北京、南京、開封三地向多方解釋說明。除此之外,傅斯年還當眾演講,讓大家提出疑問,當場解答,這件事最終圓滿解決[5]。后來,傅斯年多次親自到殷墟發掘現場,以求協調各方、順利發掘。
  在傅斯年的保障下,史語所考古組共進行了13次殷墟發掘工作,取得了諸如西北崗王陵區、小屯宗廟區、后崗三疊層等一系列考古成果。這些工作為研究殷墟提供了大量資料,打開了商王朝塵封的大門,催生了中國本土考古學的出現,使得國際學者對中國文化刮目相看。
  2.2 推動山東古跡研究會成立
  傅斯年在與吳金鼎通信中得知在山東發現了早于殷墟的龍山文化。為探求這兩種古文化的關系,傅斯年積極聯系山東方面,擬共同發掘。雙方通過協商成立了山東古跡研究會。傅斯年多次和山東地方交流,為該機構的成立籌措經費、調配人員,甚至當有關部門欲“借”山東古跡研究會的房舍另做他用時,傅斯年更是向山東方面發信要求妥善解決[6],最終促成了城子崖遺址的發掘。
  2.3 提攜和培養考古學人才
  梁啟超先生敏銳地提出考古學在中國發展的當務之急是“培養人才”,于是他鼓勵次子梁思永赴美攻讀考古學和人類學。在傅斯年的任用下,梁思永回國后趕赴殷墟,親歷中國的考古調查與發掘,將理論與實踐結合,發現了著名的“后岡三疊層”,推動了中國古史的探索。
  1928年,李濟與傅斯年初次謀面,傅斯年便聘請李濟為史語所考古組主任。史語所優越的工作環境使李濟的才學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展現,其考古學思想也隨考古實踐的增長而完善、成熟,最終被譽為“中國考古學之父”。
  夏鼐與考古結緣也離不開傅斯年的引領。夏鼐留學英國攻讀考古學之始,其學習方向較偏重中國歷史文化,他并不明確這樣學習的意義,因而向他在清華大學的導師之一傅斯年寫信請教,傅斯年積極地為他解疑。在傅斯年看來,中國考古學的發展勢必與外國考古學和文化產生聯系,因此他鼓勵夏鼐多學習外國文化,尤其是遠東地區的民族文化[7]。傅斯年對夏鼐的指導展現了他對中國考古學的深思熟慮,也幫助夏鼐找到了前進方向,助其在考古道路上越行越遠,終成一代大家。
  3 關于考古學理論的建設
  傅斯年在考古學理論和方法上的建設也敢為人先,有著自己獨特的想法和理解。
  3.1 探索考古學實踐理論   20世紀初,“古史辨”派在史學界掀起了古史重建或古史證明的熱潮。傅斯年倡導大家利用西方新興的考古學,到田野里尋找新史據。并適時地提出了“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的口號。這一口號揭開了中國田野考古的序幕,改變了傳統史學的研究方法。
  值得一提的是王國維曾提出將傳世文獻與地下實物結合起來研究歷史的“二重證據法”,傅斯年的建議則為這種方法提供了可靠的實物來源。“動手動腳找東西”所蘊含的實踐理念,亦是現代中國考古學重視田野操作能力傳統形成的源頭之一。
  3.2 思考考古學研究方法
  傅斯年認為考古發掘對象的研究是“整個的問題”,即在考古學研究中,學者僅考慮局部的做法是狹隘的,更要注重對研究對象的整體考查。
  在殷墟發掘的實際工作中,傳統的史學家則只留意甲骨文的發現,比如羅振玉曾親自來到安陽,經過一番調查,他認為殷墟“寶藏幾空”[8]。傅斯年不僅看重甲骨文和青銅器的發現,還強調“殷墟為一整個問題”,無字器物也應受到重視,甚至器物在地下的埋藏、出土情況也十分重要。在傅斯年看來,殷墟發掘并不純粹是為了挖寶,更重要的是利用殷墟發掘解決商代的歷史、文化問題。
  傅斯年認為考古器物研究要放到大的時代環境,并與同類器物相比較,這樣才會得出此物在當時的實際意義。如果眼光過于局限,很容易考慮偏差而導致研究出現偏差。這樣的觀點在當時的學術氛圍下,是極具創新性和預見性的,極大影響了考古學后來的發展。
  4 結語
  傅斯年面對外國文化入侵和古史爭端,在中國倡導發展考古學,并組織成立以史語所考古組為主體的中國自主考古團隊。他們在戰火紛飛的年代里,先后以國家名義進行了安陽殷墟遺址、山東城子崖遺址的考古發掘工作,推動了中國考古學理論的形成。為中華文明的溯源工作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為中國史學爭得了國際地位。正如鄧廣銘對傅斯年的評價:“中國沒有個傅孟真,就沒有二三十年代的安陽殷墟發掘,沒有當初的殷墟發掘,今天的考古學就完全是另一個樣子了。”[9]
  參考文獻
  [1]沈頌金.傅斯年與中國考古學[J].山東社會科學,2000(3).
  [2]耿云志.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M].合肥:黃山書社,1994.
  [3]傅斯年.性命古訓辯證[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
  [4][5]歐陽哲生.傅斯年全集[M].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
  [6]張書學,李勇慧.新發現的傅斯年書札輯錄[J].近代史資料,1997(91).
  [7]夏鼐,王世民.夏鼐陳請梅貽琦校長準予延長留學年限的信函[J].清華大學學報,2002(6).
  [8]甘孺.永豐鄉人行年錄[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0.
  [9]鄧廣銘.鄧廣銘全集[M].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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