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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法治何以可能:長江流域空間法治化的邏輯與展開

作者:未知

  摘要 在概念清單中,流域只是一個“邊疆概念”;在規范叢林中,流域法規范只是散見于政策文本與法律規范的一種“稀有物種”;在法治類型中,流域法治只是一個被忽視的“邊緣現象”。盡管現行政策、法律規范中流域元素的權重不斷提升,但在法學理論上,對于流域一詞的描述和理解都十分薄弱,流域法治研究與實踐仍整體落后。從已有經驗來看,對于如何實現流域、跨流域的生態文明建設協調與統籌,始終缺乏充足的心理認同、切實經驗與法治應對。由于生態文明的頂層設計、經濟社會的現實需求以及法治的實踐回應,流域、流域法規范以及流域法治等,已經從法治的邊緣正式走向了中心地帶。欲構建流域法治,實現長江流域空間的法治化,必須:①立足“流域”、“流域法治”、“長江流域立法”,流域空間的自然單元、社會經濟單元與管理單元等多元屬性,決定了流域的法律屬性,賦予流域空間法律的色彩與基因,奠定了長江流域立法新法理的邏輯起點。②流域法律關系作為環境法律關系的一種特殊構造與具體類型,更為復雜、多元與綜合。流域法律關系本質——流域空間的法律化和法律的流域空間化,蘊含著長江流域立法新法理的變革要素。③各國流域治理過程中流域法治的勃興,昭示著法治類型的空間轉向。長江流域空間與抽象法治的化合結晶,塑造了長江流域立法新法理的理論依歸。④從流域到流域法治、從流域立法到長江流域立法的邏輯與展開,構建了從流域法治到長江流域立法實踐的法理基礎。完成從事理到法理的轉變,有助于推動流域法治的轉型與創新。
  關鍵詞 流域;長江流域;流域空間;流域法治
  中圖分類號 D922.68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2104(2019)10-0018-06   DOI:10.12062/cpre.20190703
   盡管《長江保護法》立法已進入實質操作階段,但要將有關長江流域的頂層設計轉換為法治創新,進入立法情境,難度較大。制定《長江保護法》首先需要進行重大理論創新,尋找新法理支撐:一方面,新法理能夠為突破現有的立法理念、立法原則和立法模式提供依據,為制定長江保護法奠定理論基礎;另一方面,新法理具有指導實踐功能,可為長江流域立法重構社會關系、重塑管理體制、重建社會秩序提供價值取向和“權利—權力”溝通協調方法。如此,方能將“共抓大保護、不搞大開發”的新理念落地為法律制度,把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各項方針政策和制度措施通過立法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并適用于長江經濟帶建設。
  1 流域法律屬性:長江流域立法新法理的邏輯起點  空間是行政、市場與社會等一切行為的載體,自然成為賦予其他概念以意義的決定性來源[1],空間性因此成為洞察人類社會的重要維度。空間的變遷孕育著法律的演化[2],法律與空間共同積極地型塑和構筑著社會,并在這一過程中持續不斷地再生產著[3]。將空間引入法律,挑戰與機遇則應運而生:挑戰是指空間的復雜性使得法律的穩定性和可預期性特征受到沖擊,而機遇則是它使法律無法解決的普遍性與特殊性的悖論得以緩解,促使法律不斷地自我超越[4]。環境法理論供給與制度設計必然更多地依賴空間的給定屬性,與空間勾連更深、關聯更廣。
  空間的各部分并非同質,時空差異性和人的不同利益訴求影響著法律的分布與運行,成為空間治理的關鍵因素。作為特殊的空間構成,流域是以水為紐帶和基礎的自然空間單元,也是人類活動的社會空間單元,承載著區域與流域、上下游、左右岸等不同產業、行業與群體的利益交融,承接著長時空背景下不同文明形態的空間交匯。作為層次豐富、功能多樣的復合系統,流域水循環把環境、社會和經濟等眾多過程連結起來,不僅構成經濟社會發展的資源基礎、生態環境的控制因素,同時也是諸多生態問題、經濟社會問題的共同癥結所在。流域空間的高度集成性、目標沖突性,鑄就了流域的立體景觀。在不同情境與話語下,流域疊加了自然、經濟、生態以及法律的多元屬性,折射出自然單元、社會經濟單元、管理單元以及法律單元的多維面相。
  1.1 自然單元
  狹義流域概念聚焦其水文自然特征,指一條河流的集水區域,其邊界為某一河流集水區的周邊分水嶺。從早期文明到現在,流域在支撐人類社會經濟發展中一直扮演著重要角色,是人類生產生活中最為重要的地理生態單元之一。有效的流域管理對于可持續發展至關重要,許多研究者和管理者倡導強化流域自然單元屬性,立足流域尺度管理水資源。
  陳 虹:流域法治何以可能:長江流域空間法治化的邏輯與展開
  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 2019年 第10期1.2 社會經濟單元
  廣義流域概念不僅包括流域內的水文網絡,還包括流域內的人口、資源、經濟、文化等要素,是地球表面具有明確邊界、因果關系的區域開發和保護實體,也是一個通過物質輸移、能量流動、信息傳遞等互相交織、互相制約形成的自然-社會-經濟復合系統。與自然流域相比,社會流域的邊界具有動態演變的特征,以社會水循環為基礎,突出了社會水循環系統在流域可持續利用過程中的地位,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自然流域邊界對行政單元的分割。由于社會流域與行政區域空間之間多會形成一種“嵌套”,一種常見的“嵌套”是一個大的流域可能“嵌套”多個行政區域空間[5],導致社會及行政單元的現有邊界在運用上的便利與按水文邊界重新組合空間單元的邏輯性,常常存在權衡取舍的困難。流域管理需要理解不同“社會空間尺度”的生態及社會過程,社會流域概念為流域和區域的協調提供了較好的尺度范圍。
  1.3 管理單元
  實踐證明,順應水資源的自然運動規律和經濟社會特征,以“可管理的流域”為單元,對水資源實行綜合治理,可使流域水資源的整體功能得以充分發揮。立足全流域,基于流域生態系統內在的規律和聯系來管理流域內的水資源,才是進行流域綜合管理、推動流域經濟發展的最佳途徑[6]。傳統基于自然水文循環過程劃定的流域,很少能夠與社會景觀相吻合,與社會政治單元更常常不一致。為流域屬性注入管理要素,通過行政邊界與水文邊界的協調去優化水管理,是水資源管理的聰明理念。   1.4 法律單元
  流域空間的多元屬性決定了流域的法律屬性:各單元屬性之間的矛盾、水功能要素的沖突、相關主體的利益博弈等等,對流域法治提出了內在需求。例如,正義和合理性在不同的空間具有不同的意義,空間的合理性已經成為一個重要研究論題[7];又如,環境侵害涉及跨介質和跨區域層面,涉及到環境侵害對于個人、地方、跨區域等的影響[8]。在流域空間認知中,自然單元面相最清晰,法律單元面相最為模糊和不彰。流域尺度的水資源管理應遵循從自然流域拓展為社會流域、管理流域,進而演化為法律流域的邏輯,賦予流域空間以法律的色彩與基因。
  2 流域法律關系:長江流域立法新法理的變革要素2.1 生態環境問題造就了環境法律關系的特殊性
  要將環境法律關系從紛繁復雜的社會關系中界定清楚,關鍵在于選取社會生活中的何種“場景”及“過程”以及裁剪的方法。法律關系是一個由各種各樣的權利、權能、義務和法律上的拘束等形式組成的一個整體,是一個有機結構組合[9]。環境社會關系的廣泛性和復雜性,導致環境法律關系的種類與性質比傳統法律關系多元,也使得環境法律規范呈現出明顯的復合性[10],塑造了環境法律關系的鮮明特質:以環境法律規范為基礎、法律主體間的互動關系、以環境為媒介形成以及廣泛性和復雜性兼具。
  2.2 流域法律關系是環境法律關系的一種特殊構造與具體類型2.2.1 流域法律關系更為復雜、多元與綜合
  環境定義的模糊性、環境要素的多樣性、環境法律規范的復合性[11],型構了環境法律關系的多重結構、多種樣態。如果情境化、具體化到流域空間,流域法律關系更為復雜、多元與綜合。流域范圍跨度大,各空間要素區段性和差異性明顯,導致上下游、左右岸和干支流在自然條件、地理位置和經濟社會等方面有所不同。長江流域內空間差異極大,自然要素、社會經濟要素、管理要素與法律要素等相互疊加,各層次法律運行也有所不同,涉及環境權、生存權與發展權等優化配置,涉及國家發展戰略的落地與多元利益的考量,涉及流域治理體制機制的優化與選擇等等。這意味著,長江流域保護、開發與利用的多目標訴求,以水為紐帶的多要素集成,以流域資源配置為中心的多元化利用,在同一空間維度上生成、疊加了相互嵌套的經濟關系、社會關系與文化關系……這些復合性、異質性關系抽象為法律關系,致使流域法律關系縱橫交錯。
  以河道采砂為例。河道采砂關系到河勢穩定、防洪安全、通航安全乃至生態環境、社會治安等諸多事項,是一項涉及面廣、涉及行業較多、涉及多職能部門的復雜水事活動。按照《水法》《河道管理條例》規定,河道采砂多種法益,必須予以行政許可管理,但河道采砂許可制度實施辦法一直未能出臺。在公開拍賣河道采砂許可中容易出現價格虛高,難以獲得合理收益。即使取得河道采砂許可,開采過程中難以實現全過程監管,超范圍、超量開采現象普遍。作為河道采砂許可支撐的河道采砂規劃由于涉及范圍廣,無法進行完整的勘探,水下砂石儲藏情況難以摸清;在規劃批準過程中又需要平衡不同地區、不同部門的利益,科學性不足。規劃確定的河砂可采量小,市場被非法開采的河砂充斥[12]。這些非法采砂船不擇地點、不分時間,肆意亂采,嚴重影響江河行洪及航行安全,成為長江生態遭受破壞的“黑手”之一。嚴打非法采砂,始終是保護長江重要內容。2016年“兩高”聯合發布的《關于辦理非法采礦、破壞性采礦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明確了河道管理范圍內非法采砂,符合規定的以非法采礦罪定罪處罰。綜上,河道采砂既涉及河道采砂規劃、河道采砂許可等行政法律關系,也涉及河道采砂許可的拍賣、交易等民事法律關系,甚至涉及以“非法采礦罪”追究刑事責任的刑事法律關系,殊為復雜。
  2.2.2 流域法律關系本質:流域空間的法律化和法律的流域空間化
  流域空間是人類實踐的對象,流域各相關主體的行為在流域空間中展開[13],形成了各種經濟社會關系。以環境法的空間視角審視流域法律關系,其實際經歷了流域空間的法律化和法律的流域空間化的雙向型構:流域空間的法律化是指作為一種物理存在的空間,經由人類的改造獲得主觀意義并進而成為法律文本的過程和事實;法律的流域空間化則是指作為一種文本和符號的法律,規范、調整各種流域空間的過程和事實。
  2.2.2.1 流域空間的法律化
  如果一個特殊的空間單元源自多重的時間和空間途徑,精心設計的法律制度必須通盤考慮這些復雜要素。流域空間的法律化要求實現流域內空間資源的優化配置、空間秩序的塑造保障以及空間規則的生成確認,實質上是將流域整體空間與流域的各構成要素符號化,將流域內的山水林田湖以及附著于其上的經濟、社會關系抽象投射為法律圖景的過程。
  某種意義上,流域立法可謂是調整流域空間關系的法律規范。以主體功能區為例。優化空間結構是綠色發展、經濟轉型、提升可持續發展能力的最主要抓手之一。作為我國獨創的國土空間開發的戰略性、基礎性規劃,主體功能區規劃對于形成人口、經濟、資源環境相協調的空間開發格局具有重要作用,對經濟發展、資源管制、政府績效、府際關系等約束力不斷增強。加強生態空間管控,就是要按照“三線一單”要求,制定生態空間保護清單,推動生態環境保護清單式管理[14]。因此,要“按照生態功能極重要、生態環境極敏感”需要實施嚴格生態空間管控,提升生態空間規模質量。
  作為中國尺度最大的空間單元,長江流域在相當程度上與長江經濟帶重疊。流域發展條件的復雜性堪稱全國縮影,是中國區域發展戰略整體研究的典型樣本。作為橫跨我國東中西部的一級軸線,其總體發展,具有與全國一致的典型性特征,如上中下游(東中西部)發展差異、經濟發展的結構性矛盾、資源環境約束、水資源安全等。經濟帶位于中國自然景觀、生態系統多樣性最為豐富的區域,地處中國東西開放、南北協作的優越區位,國土開發與保護既要堅持一體化的框架,也要兼顧多樣性的特征,遵循國土空間結構演化的基本規律,按“點、線、面”形式組織、塑造開放性國土空間結構[15]。空間布局是落實長江經濟帶功能定位及各項任務的載體,也是長江經濟帶戰略規劃的重點。其實質是以長江流域的“黃金水道”為核心,流域內各類要素在上中下游、東中西部跨區域有序自由流動和優化配置。其意味著,新形勢下長江流域作為長江經濟帶這一國家戰略支撐與載體,其內涵已經遠遠超出水體單元、水系單元的范疇,發展成為一個相對獨立的國土空間開發單元。   空間維度越大,潛在的作用源和變量隨之增加的可能性也越大,使得因果關系的厘清趨于復雜化[16]。將如此復雜的國土空間單元諸多要素,通過法律技術手段加以保護、開發與利用,厘清法律界限,難度不言而喻:如何界定“長江流域”這一個基石范疇,劃定該國土空間開發單元邊界,將所有涉水要素“全息投影”于立法文本,涉及到長江流域內人地關系、人水關系等基礎關系的識別與認知;如何將主體功能區規劃、長江經濟帶發展規劃綱要等政策與環境法律制度相銜接、實施,規范、有效地實施發展規劃,如何推動主體功能區規劃法治化,通過立法解決主體功能區規劃的性質、多規銜接、生態補償、府際合作等問題[17];如何依靠法治手段保障各類規劃的編制實施,推動環境法所承載的生態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的目的與各類規劃的要求相吻合等等,形成了長江流域立法的基本訴求。
  2.2.2.2 法律的流域空間化
  生態系統的空間維度、時間維度和復雜性,均對環境法的有效實施構成挑戰。作為一個自然-社會-經濟有機復合系統,長江流域幅員廣大,資源環境承載力與國土開發適宜性空間分異顯著,地域功能類型豐富[18]。流域空間內國家的政治經濟目標,地方需求目標,加快發展和謹慎保護目標交織在一起,不同目標對地域空間的分類認識差異較大;上中下游、左右岸、干支流等水情、民情與社情等較為懸殊,民眾對立法需求、法律訴求各不相同。
  長時空、大尺度、巨系統背景下的長江流域立法,承擔了流域空間法治化的重任,法治國情與法治前沿兼具:保護、開發與利用過程中各種利益深層次的法律調整,治理體制機制的重構與整合,各種類型的權力與權力、權力與權利高密度沖突的配置與協調,支撐性制度的整合與創新,呼吁著立法的介入與調整。然而長江流域法律制度整體供給不足,流域立法創新不夠,難以應對長江經濟帶新時期發展的戰略定位和實際需要。隨著長江經濟帶的建設和發展,長江流域內外經濟、社會與生態環境之間、地區間和部門間、各涉水產業之間用水矛盾日漸突出,關系協調和利益調整非常復雜,涉水糾紛日益涌現。各利益主體往往立足自身立場,將多元利益主張通過“法言法語”予以表達。但是現行的立法層級和立法模式,導致流域層次立法薄弱、制度間斷裂和沖突嚴重,難以根本性地解決長江流域問題。必須通過綜合立法,加強長江流域層次立法,根據長江流域的多要素性(自然、行業、地區),與社會、經濟、文化等復合交融性等特點,充分考慮長江流域生態系統與其他生態系統的關聯性、與經濟發展的同構性、流域治理開發保護與管理的特殊性,從制度上予以引導、規范與解決,以回應長江流域特殊的區位特征、特殊流域特性與特殊水事問題的現實需求[19]。因此,長江流域立法應當依照流域空間的規定性,按照主體功能導向、整體性和重點性、體現流域特色等原則,在共識性價值與原則指引下,差異化、針對性地構建上中下游、左右岸、干支流等單元的法律制度。
  3 流域法治:長江流域立法新法理的理論依歸3.1 流域法治勃興是各國流域治理的必然趨勢
  法律在地理空間維度上是多元的,且多元的法律之間存在相互沖突和融合的張力[20]。不同尺度的空間中彌散和充斥著不同的法律,它們構成一個個完整的、內在結構獨立的法治系統與規范體系,支配著人們的行為,塑造著空間的秩序。
  3.1.1 世界范圍的流域法治類型多樣但規律共通
  法治形態的多樣性,回應著經濟社會的復雜性與演進性,展示著法學研究的新視角與增長域。法治的敘事方式與研究視角日益與各區域、各行業乃至各學科結合,呈現出精細化、具體化與本土化特性,勾勒出不同的地形與風貌,展示出區域法治、基層法治等不同類型“具體法治”[21]。由于環境法治對“時空有宜”律而非行政區劃模式的遵循[22],并沒有適合所有環境的單一規則。以立法位階高低為標準而型構法律淵源形式的傳統做法在環境法中已不合時宜,而各級各類地方性的、循特定自然環境之特殊性而動的法律形式成為環境法治實踐中更為有效的制度規范[23]。流域空間的立法研究,亟待流域法治的指引,針對流域空間特定問題予以理論構建和綜合因應。
  人類自古依水而居,沿水開發,各國流域多是經濟繁華區、人口密集區。隨著現代各國流域空間的迅猛發展,流域經濟、社會與環境等各種功能之間的競爭加劇,依附于其上的多元利益沖突不斷升級,迫切需要完整系統的制度性安排,以協調流域開發、保護與利用中可能普遍存在的功能與利益沖突,確定不同類型利益訴求的優先位序,建立保護利益訴求的基本規則和具體制度。流域水資源與國土空間、岸線、港口、航道、保護區等密切關聯,引發了流域的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地表水與地下水等利益的沖突與矛盾,更由于流域管理體制的政出多門、相互分割,使得流域在生態保護、水資源配置、經濟產業發展、污染防治等過程中利益沖突激烈。作為流域法治發達國家代表,美國貢獻良多:流域綜合治理是科學利用水資源的必須。水的自然流域統一性和水的多功能統一性,客觀上要求按流域實效統一管理;完善流域立法是提升流域治理效果的重要路徑。已有立法因僅關注特殊污染源、污染物的治理和水資源利用,未能形成有效的整體環境管理路徑,導致流域遭受多樣化累積性環境影響[24]。各國各流域立法,需通過流域內水情、民情與社情的辨識以及流域立法實踐的嘗試,改革以往單項立法統一標準的制度框架,建立起凸顯流域特色及綜合治理的法律制度,以提升流域綜合治理效果。
  3.1.2 中國流域法治樣態正在勃興
  現代社會的復雜性已經超越以往任何時代,自然資源領域更是面臨著資源耗竭以及生態環境災害、人體健康威脅等諸多不確定風險,這種不確定風險在提出自然資源地域差異化立法需求之外,對珍視確定性及統一性,強調權力運行合乎既定規則的法律治理也提出了嚴峻的挑戰[25]。發現流域法治的內在生成與演化機理、法理基礎,促進流域法治良性實踐,則可能生成更多的制度模式,為法治發展提供新機遇。我國流域法治棲息、生成于流域空間中,對于流域尺度的法律治理,對流域公共產品的制度供給,必須尊重流域自然、經濟與社會屬性,克服流域法治的障礙與困境,以法治思維與法治方法協調流域復雜的功能沖突與多元利益沖突,提升綜合治理效果,實現流域和諧發展。只有通過流域法治,才能為流域可持續發展立規矩、硬約束并提供法治保障,才能通過法律制度合理配置行政權力、界定市場主體的權利邊界,建立協調機制、監管機制、交易機制、參與機制、糾紛解決機制等系統性、整體性運行機制,引領流域經濟轉型與社會和諧發展。   3.2 長江流域法治是長江流域空間與抽象法治的化合結晶  世界范圍內,流域已成為影響各國競爭力的重要因素。同樣,流域在我國國家戰略、國土空間布局與經濟發展的重要性不斷彰顯。伴隨著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累積性的環境污染、不合理的產業布局,流域性問題日益凸顯。盡管各流域特點不同,但流域資源環境問題均在整體上呈現出多樣化、復雜化、全局化和長期化特征[26]:流域水污染日趨嚴峻,已成復合污染態勢;流域性環境突發事件不斷發生,風險逐漸累積;流域環境質量和生態服務水平不斷下降,生態修復和環境治理的任務長期而艱巨。尤為典型的是,長江經濟帶國家戰略的實施、開發頻率和強度的加劇,長江流域所涉及利益范圍更廣、利益主體更多、博弈強度更高,生態與環境問題的嚴重性以及流域管理的迫切性更突出,如不及時應對,用法治的思維預防系統性的風險和危機,將會引發嚴重的經濟社會問題。鑒于此,我國環境法治嘗試以流域為單元,予以相應制度設計,奠定優化流域治理、推進流域法治的基調,對于探討各項水功能要素在流域內的優化組合與配置,優先試點建立流域環境綜合管理體系,探索流域性環境保護體制改革,建立有法律約束力的流域協調機制等意義重大。而通過制定《長江保護法》來統一協調、統一治理,方可能在大規模開放開發前統籌規劃,處理好開發利用和保護之間的關系,以生態文明建設指引整個流域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3.3 長江流域法治建設亟待轉型與創新
  遺憾的是,盡管“流域”一詞高頻閃現于水事治理的政策文件、法律法規中,但其法理基礎十分薄弱。從已有經驗來看,流域法治整體落后,對于如何實現流域、跨流域的生態文明建設協調統籌,始終缺乏充足的心理認同、切實經驗與法治應對。
  流域治理是最需要體現整體性、系統性思維的典型領域之一。流域問題的復合性、跨域性與橫斷性,使得流域治理往往穿梭、往復于生態邏輯、社會邏輯和經濟邏輯之中:現行水事法律制度的整合與重構、產業結構的綠色轉型、日益分化的利益沖突與博弈、現行體制機制癥結乃至治道變革……相當程度上,流域治理考驗著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以問題集成為導向的流域治理,在不同層面上的連貫性——在流域保護、開發與利用等功能之間的橫向連貫性;在不同層次、不同要素規范之間的縱向規范連貫性——必然導致內在的種種緊張與矛盾。按照流域的生態屬性、經濟特征與利益維度,構建多元共治的流域綜合治理模式,提升流域治理能力與水平,尋求流域法治的綜合應對,是人類尊重自然規律、尊重科學、尊重歷史,實現人水和諧的必然要求。目前相關立法存在諸多弊端:各學科知識整合不足,規范零散割裂;污染防治和資源保護二元格局長期對峙乃至固化;在國家立法和地方立法之間,中觀層面的流域立法極為薄弱,不能適應綜合治理的趨勢需要;對于水資源保護、開發、污染防治等功能的綜合決策與一體化管理尚未實現等等。以流域為突破口,準確把握長江流域以水為核心的生態特征,系統性地應對水污染治理、水生態修復與水資源保護等問題,構建長江流域法治,將是生態文明法治建設的重要支撐。
  轉型中國的法治演進呼喚著法學理論的創新。中國的環境法學面臨著從“外來輸入型”到“內生成長型”的轉變,這種轉變的前提是環境法基礎理論必須建立在中國的生態文明發展道路、生態文明建設理論、生態文明體系邏輯之上[27]。 “野蠻生長”的流域、流域法治等法律現象,正行進在從邊疆、邊緣走向法治中心地帶的路途上。流域問題一旦進入法律的視野,即成為環境法學、行政法學乃至法理學研究的熱點問題。長江流域立法作為一個具有豐富理論和現實需求的重大問題,涉及政治體制、決策機制和法治的一系列變革;涉及國家發展戰略的落實與復雜多元利益的考量;涉及流域治理體制機制的優化與選擇等等。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長江流域在國土空間格局管控、水資源合理配置、經濟產業聚集以及社會治理水平優化的示范作用將會愈發突出,自然要素、經濟社會要素、管理要素與法律要素相互疊加的長江流域,將成為深化改革的“實驗區”、社會治理的“樣本區”、經濟轉型的“先行區”以及環保法治的“突破口”。如果能在長江流域立法開創中國經驗與中國敘事,必然反哺整個法治系統,成為社會主義法治系統變革的增長點和創新點。
  
  (編輯:于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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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w to realize the basin rule of law: logic and development of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space legalization
  CHEN Hong
  (Law School,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Hubei 430073, China)
  Abstract For a long time, basin is just a ‘frontier concept’, basin legal norm is the ‘rare species’, which is seen accidently in toplevel design of policy and the law of jungle, and the basin rule of law is a neglected ‘edge phenomena’. on account of political desig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reality needs of economic society, and practice respond to the rule of law, basin, basin legal norm and the basin rule of law have already officially moved towards the heartland of the rule of law instead of frontier or edge. The weight of basin element keeps going up in current policies and the legal norms, whereas, in the theory of law, the description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d for basin are still very weak, and research and practice of basin rule of law still fall behind the overall. From the experience, how to implemen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coordination as a whole of basin and crossbasin has always been a lack of adequate psychological identity, practical experience and the rule of law. Based on ‘basin’, ‘basin rule of law’,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legislation’, multiple attributes such as natural units, social economic units and management units of basin space, determines the legal attribute of the basin, endows basin unit color and genes of law, lays the logic start of the new legal principle for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legislation; the basin legal relationship, as a special structure and specific type of environmental legal relationship, is more complex, multivariant and comprehensive. The essence of the basin legal relationship—legalization of basin space and basin spatialization of legal constitute revolution elements of new legal principle for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legislation. The emergence of rule of law in the process of every national governance indicates spatial turn of rule of law type. Combining crystallization of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space and abstract rule of law shape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the new legal principle for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legislation. From basin to the basin rule of law, from the legislation of the basin to the logic and expansion of the legislation for Yangtze River Basin, establishing legal basis from the basin rule of law to the legislation practice in Yangtze River Basin, accomplishing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reason to legal principle, will conduce to promote urgent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for basin rule of law, create Chinese experience and Chinese narrative, feed the whole legal system, become the innovation and driving force of the socialist legal system.
  Key words basin; Yangtze River Basin; basin space; basin rule of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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