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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文化與晚清廣東教育變革

作者:未知

  摘 要:廣東深受嶺南文化熏陶。因地緣特點與政策優勢等原因,晚清東西方文化交匯于此,以廣東為代表的嶺南文化成為當時中華文化中最先進的地域文化之一。在嶺南文化影響下,晚清廣東教育逐步實現近代變革。在晚清廣東教育變革中,商人是主動推動者,傳教士作用不可小覷,整個變革具有較強的群眾性與自發性,但由于廣州作為中國商貿中心的霸主地位逐漸喪失、嶺南文化保守等原因,導致晚清廣東教育革新的發展后勁不足。
  關鍵詞:嶺南文化;晚清;廣東教育;教育變革
  中華文化之正統發源于北方中原地區,長期以來嶺南地區被視為化外之地,嶺南文化長時間處于中華文化的邊緣地帶,其主要地理區域廣東被視為蠻荒之地、流放之所。而這一切在晚清①得到巨大改觀。
  受多種因素影響,嶺南文化在其發展過程中,形成了兼收并蓄、開放包融的特征。明清廣東因地理位置特點及政策優勢,社會風氣比較開化,成為東西方文化交匯之處,通商最早,風氣最開。晚清時期中華文化經廣東而與西方交匯,西方文化經廣東消化吸收、重組揚棄而逐漸沉淀,多重因素作用之下,嶺南文化博采眾長,一躍成為當時中華文化中最有生機與活力的地域文化,廣東也成為中國近現代的經濟發展與社會改革的重要地區。晚清中國經歷幾千年之劇變,教育成為推進當時廣東社會變革的重要抓手。相比其他地區,廣東民眾深受嶺南文化的滋養,自發學習西方先進知識與文化,自下而上對傳統教育進行改造,推動了晚清廣東教育的變革。
  一、嶺南文化及其影響下的晚清廣東社會
  (一)嶺南文化的特點
  1.內容上具有多元性
  關于嶺南文化的特點,很多學者已經進行了論述,如重商性、開放性、兼容性、多元性、直觀性、實用性、享樂性、遠儒性等,這充分體現了嶺南文化的多元性。如在文化元素方面,嶺南文化是在華夏中原文化的基礎主調下,傳承了海洋文化因子,兼容了南方少數民族異族文化和外來的西方文化;文化組成角度看,嶺南文化又包括了客家文化、潮汕文化與廣府文化,且是這些地域特征個性鮮明、小而完整文化單元的一種綜合。
  同時,從歷史發展淵源來看,嶺南地區長期遠離中國傳統文化中心中原地帶,受南方相對落后的少數民族異族文化影響,文化基礎比較薄弱。這種后發優勢促使嶺南文化在形成和發展過程中,利于吸收外來文化的精髓,構建與豐富自身的文化內容。由此,嶺南文化在發展進程中,是相對活躍、積極進取的,對外來的各種先進知識技術,善于吸收,積極為己所用,并樂于創新。
  種種因素,促使嶺南文化在內容上呈現多元性的特點,博采眾長、兼容并蓄,并且開放包容。
  2.表現形式方面的二重性
  嶺南地區山多地少、瀕臨沿海,地域環境復雜惡劣,導致當地百姓偏重篤信神佛,敬畏神靈,以求上天佑助與精神安慰;同一地域或姓氏人聚集居住,家族觀念強、敬祖重宗,注重抱團求暖及宗族內互幫互助。如六祖慧能禪學在嶺南生根發芽,廣東是伊斯蘭教、天主教等外來宗教進駐中國的第一站,并對當地影響較大;嶺南傳統宗族影響較大,無論是對外經商或海外留學,大多是同一村或一個姓氏互相攀附一同前行,功成名就后又會造福鄉梓。多種因素促使之下,嶺南文化既注重兼收并蓄外來先進知識,又保留了迷信神靈的消極信仰,既開放包容現代科學技術,又注重封建傳統。這種科學與迷信并存、開放與保守并存的二重性特征十分突出。
  3.商業性是嶺南文化最重要的經濟維度特征
  廣東遠離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心中原地區,“重農抑商”政策與“重義輕利”的傳統價值觀影響不如內地中原地區深遠。嶺南地區,山多地少,傳統農業受限,生存壓力之下當地百姓傾向于家庭手工業與走南闖北經營商業;瀕臨沿海利于漁業經營與海外貿易,清初廣東有“民之賈十三,而官之賈十七”之說。商人隊伍龐大,廣東本土有官商、行商、坐商,有些商人還將生意做到了海外,“官之賈日富,而官之賈日多,遍于山海之間,或坐或行,近而廣之十郡,遠而東西二洋,無不有也”[1],晚清廣東還有洋商、僑商。以廣東為代表的嶺南地區海內外貿易十分發達,商業性非常突出。
  (二)嶺南文化影響下的晚清廣東社會
  經歷康乾盛世繁榮后,清王朝由盛轉衰、由治變亂,從內到外面臨嚴重統治危機:內部社會弊端叢生,農民起義連綿不斷、鴉片貿易引起財政危機、科考舞弊頻繁凸顯傳統教育空洞無物;外部西方列強對華夏大地虎視眈眈,甚至對華開展鴉片非法貿易。全面的社會危機促使社會各方尋求變革突破口。
  受嶺南文化影響廣東商業貿易比較發達,再加上地緣特點及18世紀中期清廷廣州“一口通商”政策優勢,促使廣東與西方接觸較多,對西方先進的現代知識技術消化吸收較快,嶺南文化逐漸成為當時中華文化中最先進的地域文化,廣東成為晚清中國最有創新與活力的地區。
  1.商品經濟發展至較高水平
  明清廣東商品性農業異軍突起。明末南海出現“棄田筑壩、廢稻樹桑”高潮,道光年間,南海九江已成為“境內無稻田,仰糴于外”的桑蠶區,甘蔗、蔗糖、茶葉的生產水平較高,成為“天下所資”的商品;水果花卉種植普遍,乾隆年間廣州珠江南岸已是“十里芳林傍水崖”[2]一片花田景象;此外冶鐵、陶瓷、造糖、制鹽、紡織等手工業也有較大發展,“佛山之冶遍天下”,廣紗甲天下,為當時商人所追逐。加上自1776年清廷關閉閩、浙、江海關后,廣州“一口通商”,物資極為豐富,海外貿易進一步擴大,廣州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好的貿易口岸之一,1757~1838年,來穂的歐美國家船只由平均每年21艘增加到110艘。[3]發達的商品經濟,為近代嶺南文化開拓創新提供了堅實的經濟基礎。
  2.西方現代知識技術影響增大
  現代市場中的產品本身就是科學知識與技術的成果與載體。廣東瀕臨沿海,對外貿易頻繁,受嶺南文化影響,對外來文化的包容度較高。自清廷中葉起的廣州“一口通商”,外來商品由廣州港轉運內地,故廣東當地流傳“計天上所有之食貨,東粵幾盡有之,東粵之所有食貨,天下未必盡有也”,大量的現代化商品,以及具有現代商業經營管理思想的洋商云集廣州,不僅沖擊了廣東本土的商品,也給當地文化帶來現代氣息;為應對商業競爭,廣東商人自發學習西方先進技術、改善經營管理。多種因素刺激之下,廣東通過多種方式消化吸收西方先進的知識技術,為嶺南文化發展,為當地教育的近代變革提供源泉。   3.以廣東為代表的嶺南文化成為近代中華文化中最先進的地域文化之一
  嶺南遠離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心中原地區,長期以來,以重商為特征的嶺南文化并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并被視為落后的地域文化。工業革命后,經技術革新實力倍增的西方各國相繼走上現代國家之路,紛紛對外擴張,中國被迫納入全球市場體系。嶺南文化務實開放,重視商業,這一點與西方對華貿易拓展方面不謀而合。自18世紀中期起長達近一百年的廣州一口通商政策,更促使廣東“得風氣之先”。西方各國在廣東開展的商業貿易與宗教活動,必然引起中西文化交往、法律與觀念沖突,由此在當地形成獨特的社會文化因素與文化心理氛圍。尤其是由于商業貿易往來、文化觀念沖突等引發了一系列文化活動,如晚清洋商與傳教士在廣州等地出版中文與外文期刊,內容除了介紹當時商業貿易行情或進行宗教宣傳外,還包括西方國家地理、歷史文化等知識,是晚清有識之士學習、了解西方的主要途徑,林則徐、魏源等當時中國社會精英等均閱讀此類期刊,以“開眼看世界”。
  晚清,當西方列強對華虎視眈眈之際,上至清廷最高統治者下至普通民眾,大部分國人仍然處于夜郎自大、盲目排外的蒙昧之中,唯有“得風氣之先”的廣東,在開放包容、兼收并蓄的嶺南文化的影響下,順應歷史發展潮流,首倡開眼看世界、向西方學習。廣東是晚清到近代重大社會歷史事件的重要發生地,廣東人也是歷次重要社會事件的重要發起者與參與人,從鴉片戰爭、洋務運動、戊戌變法、辛亥革命、到北伐戰爭等,中國近代社會的每一次重大社會事件,廣東都是重要社會事件的發生地或醞釀地,毛澤東同志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指出向西方尋求救國真理的近代先進的四位中國人中,除嚴復外,洪秀全、康有為、孫中山都是廣東人。嶺南文化這種務實進取、開拓創新、兼容并蓄、博采眾長的特點在中國近代文化史中大放異彩,成為近代中華文化中最先進、最有生機與活力、最有創造性的地域文化之一。
  二、嶺南文化影響下的廣東晚清教育的變革
  晚清中國經歷“數千年未有之變局”,廣東為變局初始之地,在教育等社會各方面經歷巨大社會變革。
  中國傳統教育以儒家思想為主,內容空洞無物,科舉制度僵硬刻板,與務實進取、開拓創新的嶺南文化格格不入。明清以來,隨著海上貿易的發展,廣東民眾在潛移默化之中受到西方先進文化的影響,“得風氣之先”。鴉片戰爭東西方的兵戰、商戰等首先在廣東爆發,國門正式打開,廣東當地經濟、社會等各方面受到很大沖擊。種種因素之下,晚清廣東教育經歷巨大變革。
  (一)初步構建了現代教育體系
  1.發明創造“廣州英語”的誕生,為西學提供語言工具
  “廣州英語”出現于18世紀,形成于廣東商人與外商生意往來、口頭交流中,晚清不少廣東行商、通事、買辦或船戶、店鋪主等小商販均熟練掌握。晚清行商潘振承因通曉“廣州英語”與外商交流比較通暢,曾往返菲律賓馬尼拉三次販運絲茶,后“在陳姓洋行中經理事務”。晚清外事人才極度缺乏,廣州英語甚至成為當時清廷官員了解國際局勢的重要工具,如道光二年(1822年),兩廣總督阮元收到英國大班公文后,由廣州行商通事翻譯成中文。道光十九年(1839年)林則徐奉命到廣州查辦鴉片事宜,期間多次請熟識“廣州英語”的商人翻譯外刊。
  語言是文化的重要符號,是人際交往最重要的方式與媒介。通常情況下,落后地區向先進地區學習借鑒首先是從語言學習開始。會說英語,使得廣東商人在中外商貿往來中如虎添翼,在社會上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廣州英語也為當時西學的引進與發展提供了學習與交流工具,“西學”在民間逐漸興起。當然,“廣州英語”詞匯有限,存在發音與語法錯誤,弊端較多,第二次鴉片戰爭后,國門開放,再加上洋務運動等社會改革的推進,無論是官方還是私立,各種英語學習機構逐漸增多,語言學習與教學逐漸規范化,“廣州英語”也逐漸退出了歷史舞臺。
  2.引進西醫,推動了現代醫學的發展
  中醫是中華文化的精髓之一,嶺南也是中醫傳統最為濃厚的一個地區之一。廣東人敢為天下先,重視中醫但并不排斥西醫,以務實的態度嘗試、學習、接受西醫,推動了廣東現代醫學的發展。
  1805年英國醫生皮爾遜(Alexander·Pearson)組織番禺商人邱熺等在澳門種植牛痘實驗成功[4],后邱熺被廣州十三行商人聘用為牛痘局首任專司,撰書《引痘略》,針對當時民智未開、社會對西醫半信半疑的情況,他將中醫理論及西醫護理實踐相結合,不僅改善了療效,還大大提高了西醫牛痘醫術的可信程度[5]。后道光八年(1828),廣東商人潘仕成在北京南海邑公館設立種痘局,接種者眾多,影響較大,國人對西醫的態度逐漸改觀。
  廣東民眾對西醫逐漸接受,西醫院也相繼成立并招生。廣州博濟醫院于1837年首次招收華人青年,中國第一批西式軍醫由此誕生。其后,廣東當地實力士紳紛紛捐資,潤身社、愛育善堂、仁濟醫院、廣濟醫院、城西方便醫院等相繼成立,經各方努力,西醫在廣東流傳開來,并逐漸在當地本土生根發芽。
  3.首倡留學教育,開創了我國留學教育的先河
  1846年,在傳教士等資助下,廣東人容閎、黃寬、黃勝3人赴美學習,成為我國首批留學生。容閎在1855年回國為中國留美教育積極奔走,在其努力下,1972~1875年清廷共派四批120名學生留美,70%以上為大多為廣東籍,而容閎因此被稱為“中國留學生之父”。
  嶺南文化開放包容,廣東民眾開化較早,除積極響應官方留學外,還積極自費留學。如從1875后清廷中止官派留學到1908年“庚款留學”啟動前,廣東民眾自費留學連綿不斷,其中就包括對中國近代史有一定影響的宋耀如、孫中山、馮如、宋靄齡、宋美齡等。
  (二)建設系列新式學校
  嶺南文化開放務實、兼容并蓄,深受嶺南文化滋養的廣東人主動建設新式學校,學習西學。
  政府辦學。鴉片戰爭中國戰敗,清廷被迫調整政策。19世紀60年代起洋務運動興起,并舉辦了洋務教育。廣東社會風氣開化,西學基礎較好,在此時期興辦了一系列新式學校。如外國語言學堂廣州同文館,軍事學堂廣東實學館、廣東水陸師學堂等、廣東黃浦魚雷學堂等。但由于地方官員更迭頻繁、財力吃緊等原因,晚清廣東官辦新式學校的規模與影響都不及上海、武漢等地。   民間新式學校成績顯著。廣東商品經濟發達,藏富于民(從晚清廣東民眾自費留學現象中可以管窺一般)。鴉片戰爭前后主要以各種形式的英文學校為主;后隨著工商業的發展與社會形勢的變化,西學內容逐漸廣泛,如商業貿易、法律經濟、社會地理文化等均納入各類新式學校學習的范疇。到19世紀末,有規模的私立新式學校陸續成立,如廣州格致書院(1885年)、廣州州培道女中(1888年),萬木草堂(1890年)等。有資料記載從鴉片戰爭到民國初,僅廣州就有新式學校1260所,超過90%均是私立。
  三、嶺南文化影響下廣東晚清教育變革的特點
  (一)商人成為教育的主要推動者
  重商性是嶺南文化的重要經濟維度,晚清廣東地域商人數量多、素質高,在當地教育變革中角色重要,作用突出。晚清廣東東西文化交匯,商人隊伍也呈現出較強的嶺南文化特色,除傳統廣東本土商人外,還有洋商與僑商。前文所說的晚清廣東外語、西醫、留學教育等均離不開當地商人的積極努力與貢獻。除廣東本土商人外,洋商與僑商也是當地新式教育的重要推動者。
  鴉片戰爭之前,廣州是洋商在中國唯一的法定居住地,他們不僅在此經商貿易,還創辦報刊雜志,介紹國外的歷史地理、風土人情、貿易規則及法律制度等,無意之中充當了近代教育變革的催化劑,魏源、林則徐等都是這些外國報刊雜志的讀者。
  廣東是著名僑鄉,很多廣東人通過經商貿易喬遷異國他鄉。僑商關注家鄉發展,支持教育,給家鄉子弟帶來的不僅是金錢上的經濟援助,更是開闊的視野與創新的意識。很多僑商是晚清廣東教育的投資者、家鄉子弟出國留學的資助者,在他們的感召與示范作用影響下,不少廣東人敢于突破傳統觀念的束縛,勇于接受西方先進理念,接受新式教育。“客都”梅州在客商推動下,到1911年,梅州各縣共有新式小學625所(一說全市有小學堂803間)、女子學堂2間,中學9所,成為全國重要的文化之鄉。[6]
  (二)傳教士的作用不可小覷
  嶺南文化重視商業貿易,開放包融,社會文化環境相對寬松,廣東處于東西方商業貿易與交流的前沿陣地,較早受西方宗教思想的影響。從歷史發展來看,早期的西方傳教事業與商業活動關系緊密,傳教士與商人二者“綁在一起”,隨著對外貿易的開展,宗教文化也進駐廣東。1582年,耶穌會士羅明堅、利瑪竇跟隨葡萄牙商人來到廣州、肇慶一帶傳教。[7]為規避明清政府長期的禁海、禁教政策,傳教士在華開展帶有較強慈善性質的文教事業等。
  嶺南文化開放包容,廣東社會風氣開化,晚清傳教士在此開展了一系列文教活動。(1)開辦教會學校。1830年美國傳教士裨治文在廣州創辦中國第一所教會學校貝滿學校(Bridgman School),除宣傳教義外,還學習西方知識技術及開展英語培訓。第二次鴉片戰爭后,傳教合法化,教會學校逐漸增多,1915年廣東教會學校達到695間。(2)從事編輯出版工作。廣州是晚清傳教士在華的重要集散地,由傳教士在華創辦的現代報刊比比皆是。裨治文1832年創辦《中國叢報》,馬禮遜自1815年起歷經8年編纂《華英字典》,1833年郭實臘創刊《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1838年麥都思創辦《各國消息》;1847年衛三畏出版《中國總論》。僅僅在1843~1860年間,傳教士在廣州出版42種,其中宗教類29種。[8](3)其他文教活動。為紀念傳教士馬禮遜在華做出的突出成績,1835年馬禮遜教育會成立,設置與資助一些學校,還資助部分華人學生留學海外;1838年倡建“中華醫藥傳教會”,在副會長傳教士伯駕的管理下,在華設立醫學博物館、圖書館等。
  傳教士在華的系列活動,本意是為傳經布道,但客觀上也促進了晚清廣東教育的近代變革。
  (三)具有較強的群眾性、自發性
  在晚清廣東教育變革中,政府力量有限。晚清廣東鴉片戰爭、天地會起義等戰爭頻繁,地方官員變動頻繁(從1840~1911年51年間,到廣東任職巡撫的高達39人之多),其中不乏有徐廣縉、葉明琛等頑固之流,對西方事物盲目排外,對西學更視為洪水猛獸;即使有開明官員郭嵩燾等,但在廣東多查禁鴉片、鎮壓農民起義等;再加上清廷內外兵戰連連,廣東軍費激增,粵海關稅收逐年減少,地方財政入不敷出。種種因素之下,造成晚清廣東政府無心也無力推進教育變革(洋務運動期間雖然在廣州也開辦廣州同文館等新式學堂,但發展成效并不盡人意)。
  廣東民眾是晚清廣東教育的主力軍。從早期的自發發明創造“廣州英語”,到引進推廣現代西醫技術,還是自費留學等,都是廣東民眾自發的行為。自發性還表現在西方科學技術的模仿引進上。如學習模仿國外先進生產工藝方面,1872年陳啟沅在南海成立我國第一家現代企業繼昌隆繅絲廠,各地積極仿效,工業技術引進之初水土不服,遭遇當地工人抵制,當地商人結合廣東傳統手工業及現代紡織機器特點,改造發明了土洋結合的足踏縹絲機,形成了廣東近代棉紡工業中汽機、足機、手機并行的現象,成為中國近代工業發展進程中的一大特色。這種循序漸進、改造機器改進工藝的做法,體現了廣東民眾的聰明才智,是廣東商人既精明務實,又積極開拓創新的突出表現。此外,僑商也在發家致富之后,自發造福鄉梓,如1905~1911年間,潮汕地區僑民學堂共有28所,而同一時期的官辦學堂才僅19所。[9]
  (四)教育發展的后勁尤顯不足
  晚清廣東教育近代變革起步較早,群眾基礎廣泛,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1911年民國成立后,建立了現代教育行政管理體制,構建了小學、中學、大學的現代教育體系,現代意義的中山大學、嶺南大學、勷勤大學等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事實上,民國期間廣東新式教育發展并不順利。
  辛亥革命科舉制度滅亡后,象征傳統科舉的牌坊、牌匾、旗桿等遍及廣東城鄉各地,即使是新式學堂的畢業生也“染前清科舉遺毒”,將“畢業視同科目,散派報紅,謁祖樹桅”的劣習。[10]著名近代家、嶺南大學首任校長,曾任民國初廣東軍政府教育司司長的廣東中山人鐘榮光,曾提出不得在公立學校供奉偶像神牌,遭到廣東各界強烈反對,部分省議會議員對其本人進行攻擊,廣東省臨時議會專案討論認為“先師孔子發明儒術,尊崇已久,為吾國所應留存”[11],后教育司也進行了妥協,期間廣州紳商甚至于孔子誕辰日曾舉辦聲勢浩大的祀孔活動。陳濟棠1929~1936年期間治粵期間也出現讀經復古之風。民國期間廣東已基本上失去了晚清文化教育事業獨領風騷、一枝獨秀的優勢地位,被上海、北京、江浙、武漢等追趕并拋在后面。   究其原因異常復雜。鴉片戰爭后,國門打開,上海取代廣州成為中國新的商貿中心,清末至民國期間廣東政局不穩,官員變動頻繁,經費緊張,中央教育政策法令無法得到有力貫徹實施等均是其重要原因。從文化的角度來看,鴉片戰爭后中國國門打開后,東西方文化交流更為通暢,嶺南文化失去原本因一口通商的壟斷地位,博采眾長的優勢不再突出,而原有的迷信神靈、傳統保守等一面又突顯出來;再加上嶺南文化內容的多元性、形式上的二重性等特點,自身的文化根基并不十分深厚,無法為教育事業的發展提供持久的理論支持與智力支撐。種種原因造成晚清新式教育起步較早的廣東,后勁發展不足。
  其實,晚清后期內地逐漸開放后,離開廣東北上的不僅是商業貿易集團,也有廣東當地文化思想名流,如康有為、梁啟超等土生土長的近代廣東名人,他們也多在京滬開展活動。至于后來影響全國的新文化運動,由于廣東軍閥混戰、本土文化相對保守頑固等原因,在當地反響較少。當然,民國期間,也有一些文化名人為逃避政治迫害南下中山大學治學立說,但其社會活動對廣東本土教育文化影響有限。“成也蕭何敗蕭何”,嶺南文化既促進了晚清廣東教育近代變革,卻在民國成為廣東近代教育發展的羈絆因素。一直到今天,改革開放四十年,受嶺南文化影響,廣東教育文化事業也呈現出一定的兩面性,既務實積極,說干就干,善于“拿來主義”與模仿,但又過于操之過急,不重視基礎學科,理論研究尤顯陳舊,創新與發展受到一定的制約。如何在新時期繼續發揚嶺南文化開放包容、積極創新的優點,同時克服其保守的惰性、夯實其文化根基,為廣東當前教育的發展及社會變革提供強有力的智力支持,以增強廣東的“文化自信”,是當前廣東的理論界與文化界面臨的一個非常嚴峻的課題。
  注釋:
  ①本文的“晚清”,借鑒費正清先生《劍橋中國晚清史》中的觀點,指1800~1911年大概111年的時間。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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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任編輯 鐘嘉儀)
轉載注明來源:http://www.361tx.com/9/view-1507112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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